茶文化热是近些年兴起的，茶文化学者的队伍也在蓬勃壮大。茶的诸多历史真相自然离不开各式各样、各种途径的考证。
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茶文化的发展不断出新，诸多的出土文物给了茶界研究最有力的佐证。历数起来，目前发现与茶相关的文物有茶叶、茶籽和茶具。
茶具是最重要，也是最多的部分。很多专家通过各个时期的不同茶具，探究、了解茶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百相。自有饮茶，就有茶具。我们当今的茶文化研究成果自然离不开茶具文物的全面亮相与深入研究。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茶具又是茶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的发展带动了茶具的发展，不同时期的茶具被烙上了不同时代的印记，使得茶具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茶具的材质、品种、造型和式样的演变，与时代特征、民族风俗以及审美情趣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粗糙、精致，在某种程度上，茶具的功用不仅仅是盛茶，还蕴涵同时代的文化，提供审美对象，增进茶趣，以助茶兴。
茶道作为一门文化艺能，讲究精茶、真水和活火，还讲究妙器，正所谓名茶配妙器，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茶具始于何时?
西汉末年，王褒的《僮约》有“烹荼尽具”之说，是否有专用茶具不得其详。《广陵耆老传》内云 ：“晋元帝时，有老妪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老妪所提器茗大概是食器兼用作茶具。左思《娇女》诗有“止为茶荈据，吹嘘对鼎 ”两句，“鼎 ”也是当时的食器而非茶器。
晋代卢琳的《四王起事》记晋惠帝遇难逃亡，返回洛阳，有侍从“持瓦盂承茶，夜暮上之，至尊饮以为佳”。承茶之具是瓦盂，即盛饭菜的土碗。显然，唐代以前是茶具与食器混用的。
汉晋时期的茶具艺术发展无疑还是缓慢的，一直沿着土陶—硬陶—釉陶这么一条曲线前进。最早的茶具是与酒具、食具共用的，是一种小口大肚陶质的缶。
釉陶
近年，在浙江上虞出土的一批东汉时期的瓷器，内有碗、杯、壶等茶具，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瓷茶具。这个时期的茶具有青瓷钵、陶炉、铜鍑、青瓷罐、陶臼等。青瓷钵用于饮茶，陶炉用于煮茶，铜鍑用于盛茶汤，青瓷罐用于贮藏茶叶，陶臼用于研茶。
晋朝造瓷业进一步发展，主要烧制青瓷，瓷质茶具占主要份额。主要茶具有青瓷鍑(盛茶汤的器具)、青瓷孔罐(烘焙茶叶的器具)和青瓷盖盒(贮存茶叶的盒子)。这个时期，饮茶方法大同小异，各地的饮茶器皿也相差无几。
汉朝时期，茶由巴蜀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叶生产地区不断扩大，饮茶从上层社会逐渐向民间发展，饮茶较为普遍。从饮茶起始，就有了客来敬茶的礼节，到两晋南北朝时成了普遍的礼仪。
而茶具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在这一时期是其重要的孕育阶段，而佛教、道教徒及儒教的文化根源和民族大融合的社会背景给茶具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营养，使茶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了器物文明和中华文化传承相统一的特点。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各民族和谐相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茶饮之风也随之呈风起云涌之势。在这一社会大氛围的影响之下，中国茶具首次从食、酒器中分离出来而自成一个体系，为品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文化博大精深，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茶具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能体现出这一点。由于饮茶风俗遍及全国各地，饮茶器皿颇受重视，专门的饮茶器皿制造业也应运而生。除了文人士大夫阶层所使用的茶具外，宫廷茶具及民间茶具对中华茶文明发展的作用同样功不可没。宫廷饮茶，茶具奢侈豪华，选材极为考究，制作相当精良，每一件茶具都是当世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
民间茶具与宫廷茶具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质朴而实用。茶具作为身份地位的标志要大于作为器具的意义。
在唐代，茶具从食、酒器中分离而自成体系。茶具专用始于唐代，茶具的定型化和系列化，陆羽功不可没。陆羽在《茶经》中列出了包括煮茶、饮茶、灸茶的器具 28 种，内生火用具有风炉、灰承、筥、炭檛和火夹 5 种，煮茶用具有鍑(即“釜之大口者也”)和交床 2 种，制茶用具包括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和则 6 种，水具包括水方、漉水囊、瓢、竹夹和熟盂 5 种，盐具包括鹾簋和揭 2 种，饮茶用具包括碗和札 2 种，清洁用具包括涤方、滓方和巾 3 种，藏陈用具包括畚、具列和都篮 3 种。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饮一杯茶有这么多复杂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
但在古代人的眼里，则是完成一定礼仪，是使饮茶更好、更精的必然过程。可见古人对饮茶的讲究，饮茶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享受，而是追求一种精神意境。说明人们不光是饮茶，亦在品茶，包括对茶具的评品。唐茶具丰富多彩，既有如冰似玉的越瓷，银如白雪的邢瓷，又有黄釉、黑釉、彩釉瓷，造型品种丰富多样。
唐代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茶具无疑应是 1987年在陕西省扶风县城北 10 公里的法门镇法门寺，出土的一套规格极高、工艺精湛的皇家金银茶具。据考究，这套茶具制成于咸通九年到十二年，为僖宗御用的真品，保留得非常完整，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最完善、最精致的茶具文物。
来源：中华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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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文化的发展阶段
文化是精神和物质的总和。精神是人的思想意识、人生态度和行为作风的外在反映。
茶文化是人赋予茶身上的精神寄托、情感以及茶的种植、培育、加工工艺的总和。
“茶”是经过人的培育、种植、加工出来的一种“物”，本身没有“精神”，而当人们把追求的精神寄托中“茶”身上后，“茶”被赋予文化的内涵，茶文化就产生了。
中国的茶文化是伴随着茶的开发利用而萌芽发展起来的。中国茶文化萌芽于两周(西周、东周：约前11世纪-前256年)，奠基于两晋(西晋、东晋：265-420)，形成于唐(618-907)，唐以后以后至今进入丰富发展阶段。
1.茶文化萌芽于两周(西周、东周：约前11世纪-前256年)
这点，我们可以从茶最早的3个用途得到印证。
食药：早在上古时期，我国先民就认识茶，并开始使用。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其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也载：“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根据这些记载，唐代陆羽在所著《茶经》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是我国最早认识和使用茶的人;“药食”解毒，成为茶的第一个用途。
款客：《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大致成书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战国时期。根据《尔雅 · 释木》“荼含香，故名蔎。荼之用，非单功于药食，亦为款客之上需也”的解释，战国时期，茶开始用作招待客人，“款客”成为茶的二个用途。战国时齐国博士淳于越在所著《晏子春秋》中说：“婴相齐景公时，食脱栗之饭，灸三戈、五卵、茗菜耳。”这一记载证明战国时代茶成为贵族款客的一种形式。
供丧事：《周礼》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作者和成书时间尽管有争论，但一般认为不会晚于战国时代。根据《周礼·地宫·司徒》“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的记载，西周时设有“掌荼”这一官署，职责之一是“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供丧事”成为茶的第三个用途。1987年，考古学家在信阳固始县发掘的战国古墓中出土有茶叶，证明了《周礼》茶“供丧事”的记载。
这3个用途，除“药食”外，“款客”和“供丧事”都具有文化的内涵。
“诚”(以诚相待)“敬”(对客恭敬)“纳”(接受容纳)“喜”(见客而喜)是主人“款客”的基本态度;祭祀的目的主要是弭灾、求福、报谢。祭祀时的摆放供品，表示对先人的崇敬并求庇护。因此，“款客”和“供丧事”表面上是一种具体的行为，背后折射的是人的意识。
2.茶文化奠基于两晋(西晋、东晋：265-420)
茶从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始于西晋。
魏晋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象征奠基的时期。
两晋时期，颓废的人生观导致纵欲主义横行，新兴门阀如日中天，贵族们一个个高官厚禄，无所事事，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士族文人群体逐步减弱了社会责任感，日渐消失了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所著《中国通史》中写道：“颓废的人生观，是这时代的一个大病。”西晋诗人张载在《登成都白菟楼》一诗中这样写道西汉时从中原迁徙到四川的富豪“程郑、卓王孙(卓文君的父亲)”的奢侈生活。
“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馔逾蟹蝑。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乌衣巷》一诗在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何时飞入百姓家”。(“王谢”：王导、谢安)
对于社会上世风日下的颓废人生观和奢侈荒淫、不重名节、无所事事的现状，一些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西晋文学家、御史中丞傅咸(239-294)，字长虞，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傅玄之子，曾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职)，为官峻整，嫉恶如仇，直言敢谏，力主简朴，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 · 傅咸传》)。在所著《萤火赋》曰：“不以姿质之鄙薄兮，欲增辉乎太清”，“进不竞于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反映了傅咸不竞虚荣的处世态度。
西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刘琨(271-318)，见国无宁日，心中十分苦闷，常以茶解闷消愁。
奢侈荒淫、纵欲主义与忧国忧民、精行俭德人生观的对立，使人们渴望找到新的精神寄托物。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汝宁太守杜育写下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奠基之作《荈赋》。
杜育(?-311年)，字方叔，襄城郡定陵县(今河南省叶县)人 。西晋大臣、茶学家、曹魏平阳乡侯杜袭之孙，自幼岐嶷，号称神童。风姿俊美，颇有才藻，人称"杜圣"，晋惠帝时(290-306)永兴中拜汝南太守，后为国子祭酒。“二十四友”之一。永嘉之乱(311年)，洛阳城破，遇害身亡。
晋惠帝时(290-306)，时任汝宁太守杜育(字方叔，邓陵人)从新息(今息县县城)南渡淮河，在弋阳郡西阳县和义阳国鄳县(今罗山县)考察漫山遍野的茶园，以及茶农采茶、制茶的过程，并品尝鲜茶后，写下《荈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
赋首先描述茶树的生长环境：高耸入云的灵山，是“物华天宝”的钟情之地;看那山麓西侧的连绵起伏的山岭，茶树生长在长年云雾缭绕、日月钟情的地方。
接着写茶的种植环境：漫山遍野的茶树，享受着肥沃土壤的滋润，晚上雾露茶树，清新鲜嫩。初秋时节，农事稍闲，可以邀诸友，结伴来到这样美丽的灵山采茶制茶。
接着再写如何烹茶用水和品茶：煮茶要取像岷江水一样的清澈山泉，茶具要用东瓯越州生产的精致青瓷器;分茶要效仿周文王的祖先公刘(公刘，生卒年不详，姬姓，名刘，"公"为尊称，是古代周部族的杰出首领，不窋之孙，鞠之子，生子庆节，周文王的祖先)，用匏做成的瓢来分茶汤。茶汤煮好时，粗糙的“沫”会往下沉，精细的“华”会向上浮。待茶煮好，茶汤靓丽的犹如积雪，灿烂的犹如春天的花。
汝宁太守杜育的《荈赋》，标志人们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物——茶。
杜育的《荈赋》是我国也是全世界的第一篇有关茶的文学作品。对于《荈赋》的价值，历史上都是从文学的角度给以肯定的。宋苏东坡在《寄周安孺茶》诗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宋代文人吴淑在所作《茶赋》中也对杜育给予高度的评价，其赞誉的句子为：“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我国中国著名的茶道专家、博士生导师、研究员、教授周文棠所著《茶道》认为:杜育是使饮茶具有风雅文化的第一人，所撰《荈赋》标志着中国茶道文化的萌芽。
在我看来不仅如此。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喜欢借物抒情，托物言志，把感情寄托于对事物的爱憎之中，借物品的形象含蓄的抒发自己的感情。杜育虽是文人士族，“二十四友”之一，但作为一名高官，曾在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时，与刘琨一起率兵救之(《晋书·刘琨传》);作为茶学家，考察茶园，歌吟茶事是责任所在，应当不是碌碌无为之人，而是有担当有志向之士。《茶赋》最后“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4句，表面是写烹茶初成时的茶汤状态，实际上是借写茶汤的状态，表达自己希望西晋的政治、社会能向去除“浮华”的茶水一样，呈现出“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的“清流”景象。
浮去“奢侈之害”，呈现“清流景象”就是杜育寄托在茶身上的精神追求。正所谓：“方叔品茗作《荈赋》，焕雪晔敷寄于荼”。
茶朴实、典雅、既勃发又不张扬;煮茶时，茶汤浑浊，沉淀后茶色清亮，可谓“浑浊下有清流”;饮茶时，虽感苦涩，但茶香沁肺，甘甜润喉的特征，既能反映当下社会现实，也是人生的写照。这时，饮茶不再是仅仅只是满足生理和养生的需要，而是上升到满足人们精神的需要，被赋予文化的内涵。从此，茶成为有志之士寄托精神追求、表达志向的象征。杜育的《荈赋》，是中国茶文化形成发展中的“第一块”基石，“以茶明志”为茶文化的发展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东晋，为扭转社会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引导社会向积极进取的方向前进，吴兴太守陆纳(字祖言，吴郡吴县(今苏州)人，东晋政治家)，力主俭朴，提倡以茶倡廉抗奢。陆纳认为，以茶果待客即高洁，又朴素，是最好的礼节，同时又能显示自己不迎合骄奢习气的生活方式，展现清廉之风。
“陆纳杖侄”的故事
据《晋中兴书》记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一次，东晋显贵和文人领袖卫将军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人，东晋政治家、名士)来拜访，陆纳清茶一碗，辅以鲜果招待。陆纳的侄子陆俶见状，及时将暗中准备的端上救场。谢安走后，陆纳怒气冲冲地拿来棍子，连打侄子40杖，边打边呵斥：“你既不愿向我一样过俭朴的生活，为什么还要以奢侈的宴席玷污我追求的高洁生活方式。”
“桓温自嘲”的故事
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县人)，身居要职，《晋书·桓温传》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宴惟下七尊柈茶果而已。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 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桓温生性俭朴，每次同僚一起聚会吃酒饭时，只吃七枚干茶果而已。一次他躺着对亲信说：“这样寂寞无为，将被文帝司马昭、景帝司马师所笑。”众人都不敢对答。一会儿又抚着枕头坐起来说：“既然不能流芳后世，难道就不能遗臭万年吗?”
这两个小故事充分体现出东晋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淡薄俭朴生活态度和独善其身、不沉溺世俗的精神追求。
3.茶文化形成于唐
“安史之乱”对唐代的统治者和士族人文的信心造成巨大冲击，唐代文化进入自适性调整。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唐代前期思想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儒学，唐代中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是崇尚道教与佛教;又因为唐朝是一个极为开放的时代，特别是胡风盛行，外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汉文化的根基。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763)的“安史之乱”，成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唐代缺少约束羁绊的必然结果，是“礼”制缺失带来的巨大灾难，对唐代人对唐代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极具开放性文化的信心造成严重冲击。
回归儒家思想、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成为必然的选择。
经历“安史之乱”的陆羽(约733-约804)，痛定思痛后，对陆纳、桓温虽官居将相，富甲一方，但以俭德自居、自我约束的行为极为推崇。在《茶经·一之源》中，陆羽写道：“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所谓“精行俭德”之人，是指那些追求“至道”的贤德之士。
“精”，指专一;“行”指行事。“精行”指做人要严格按照社会道德规范“行事”。
“俭”有节约、约束之意。《说文解字》释“俭，约也”。段玉裁注云：“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侈之意。”陆羽在《茶经·五之煮》中写道：“茶性俭”，是说茶具有内敛淡泊的特征。在陆羽看来，“节约的俭”与“约束的俭”是表里关系，是茶的“德”的两个方面。陆羽《茶经》所说的“俭德”主要指做人要自律，恪守传统道德。
“精行”“俭德”都是儒家所提倡的。陆羽在《茶经》中没有直截了当说出回归儒家思想，而是通过说茶最适合什么样的人表明回归儒家思想的立场。同时，不论是杜育在《荈赋》中极力推崇“酌之以匏，取式公刘”;陆羽在《茶经》中极力提倡“煮茶”的品饮方式，就是希望人们通过参与从煮茶到品茶全过程，感悟茶内敛淡泊的特性，获得对自律的道德自觉，使饮茶者成为“精行俭德之人”。
陆羽的《茶经》及提出的“精行俭德”理念，成为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第二块基石”。从此“精行俭德”成为茶文化的精髓要义，中国古代茶文化得以确立。
自杜育“以茶明志”和陆羽提出“精行俭德”之后，中国传统茶文化得到丰富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茶文化“以茶明志”“精行俭德”精髓要义的启示
当今，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回顾杜育将茶作为精神追求的寄托，“以茶明志”;陆羽提出“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以及二人对饮茶过程的推崇，给我们什么的启示。
1.当今，我们处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一些人在享受幸福的时候，殆倦了奋斗，“躺平”成为人生追求。杜育将茶作为精神追求的寄托和陆羽“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都是在世俗幽昏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这告诉我们，在世俗面前，人要有精神上追求，积极向上。
2.当今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天地人道和谐共处的问题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明志”“自律”的精髓要义，对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3.古人之所以选择茶作为精神的寄托，看重的是茶朴实和典雅、勃发和内敛的高贵品质;之所以有繁缛的茶道，就是将品茶作为修身养性的途径，使人在饮茶的过程中领悟茶道“和、静、清、俭”精神。品茶的过程，就是品悟人生、修身养性、净化心灵的过程。
来源：信阳市茶文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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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早就已经是一个不再被人经常提起的词，如同它所指的器物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被人使用一样。求诸字典：盏是指小而浅的碗。
那么何为建盏呢?
建盏，是专门指福建建窑烧制的瓷器茶盏。此类盏，一般来说，阔口小足，胎体厚重，瓷胎质地粗糙，盏的外壁下部和足底因不施釉而胎体外露。
建盏的瓷胎和釉料同样产于建窑所在地——建阳。由于含铁量较高，瓷胎又比较厚，露出的胎体呈灰黑色，俗称铁胎。它的釉色则呈乌黑、青黑或紫色等深色调。由于在烧制过程中，窑内能够达到1350摄氏度的高温，釉料中的铁离子会析出，在釉面上发生流动而形成独特美妙的花纹，即所谓“兔毫”纹，建盏也正是因此而以兔毫盏之名更为人所知。
中华文明是现代社会中唯一有序传承，至今犹盛的古代文明。然而千古风流，沧海桑田，历史长河中散失的古人智慧也是不可胜记。其中有些能够在后世失而复得，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建窑茶盏便是其一。
建盏的鼎盛时期是在宋朝，终南北两宋之世，建盏一直是饮茶器具的极品，贵戚权门竞相追逐，文人雅士吟咏把玩。但是建盏为今人所重视，却是近十年以内的事。喜欢瓷器的朋友如果查阅明清以来的资料，关于建盏应该所得不多，有的也只是只鳞片爪，语焉不详。而实际上从元朝开始，建窑就逐渐冷清，至明清时期，建窑就几乎为人所遗忘。原因何在呢?我们先看看北宋《太清楼侍燕记》的一段记载，从建盏的鼎盛时期说起吧。
北宋政和二年三月，帝都汴梁城，春和景明，皇宫后苑太清楼垂拱殿，宋徽宗设宴招待权相蔡京。内府珍藏的酒樽、宝器，琉璃、玛瑙、水晶、玻璃、翡翠、美玉罗列开来……
酒后，徽宗亲自点茶。点茶只用清泉，建盏，几饼团茶，简单得似乎与环境有些许的不谐，但是主客蔡京却志得意满。这风雅茶事，蔡京了然于胸，诸般器物也早已熟悉。清泉是来自无锡惠山寺的石泉水，彼处距京城1500里，泉水得来殊为不易。那黑里透青的茶盏和饼状团茶，都来自蔡京的家乡——建溪。建盏之釉色青黑，如江海凝结，浮光闪动，却又深沉稳重。
那么这黑黑的小碗又好在哪里呢?就算有些兔毫似的纹样，也还是矮小粗黑，如何登得大雅之堂?其实建盏乍看黯淡，但是细观会发现青黑的釉面光亮如墨玉，灵动的纹样或如兔毫，或如银萍，或如星辰，或如山海，耐人玩味，大可神游!只有深入欣赏才能发现它的华丽。
宋人欣赏建盏会在阳光下侧看，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引人入胜的花纹，而现在，我们大可以借助放大镜，轻易地进入建盏的绚丽世界，不过出来时往往会因流连太久而头晕眼花。建盏之美安静而不事张扬。这种美绝没有姹紫嫣红，波涛汹涌，起初并不吸引人，就这样呆在那里，静如处子，等待能欣赏建盏之美的人深陷其中。而方家们都知晓，这样的美虽多耗人工，但关键却靠天成，大美之物，往往是万里成一，而诸如曜变、异毫之类的绝品，则只能祈祷窑神的恩赐。这也就无怪乎连宋徽宗这样的风雅皇帝也会视之如随珠和玉了。
一大名窑，只烧一器，这就是建窑(当然并不绝对，比如建窑也出产些油灯之类的琐碎器具，但与建盏相较，尽可忽略)。建窑基本上只出产黑釉茶盏，但就是这单一的黑釉茶盏，却在人工之精，造化之巧的共同作用下，幻化出万千华彩，无尽之美，成为斗茶茗战之利器，为当世所珍，并被皇家推崇，因而带动当时诸多窑口竞相仿造。全国三分之二的窑口出产黑釉茶盏，北方的定窑、磁州窑、耀州窑，南方的吉州窑以及福建其他地方窑均有类似仿制产品，并用各种方法模仿兔毫纹、油滴纹，但建窑之美，始终不可企及。建窑出产的各种斑纹的黑釉盏，一直被茶人视作珍宝。苏东坡在《送南屏谦师》写道：“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这里东坡公用的是兔毛斑盏，据推测是早期建盏，斑纹较细而成块，还没有达到兔毫的标准。但点茶时与淡绿的茶汤相映衬，足已使人呷一口茶而春意满怀了。
建盏看似普通，然则单纯不单调，朴素不粗鄙，禁得住时时细品，耐得了日日把玩。釉色深沉莹润，适合点茶茗战。斑纹朴素平和，但变化万端，各种名品，不一而足。特别是有一种曜变斑，梦幻如宇宙星空，蓝光闪耀，使人不胜冥想，如痴如醉。后有两只曜变盏东流日本，为当时的日本霸主织田信长所得，视若珍宝。相传一只毁于本能寺之变，与织田信长一道殒命，另一只流传至今，被奉为日本国宝。
自蒙元以降，饮茶方式的演变使点茶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到了明朝，点茶最终为冲泡茶所取代。点茶的失势也导致了建盏的式微，随着建窑逐渐改烧青白瓷，黑釉建盏的炉火在明代终至熄灭。曾经被上至皇帝，下至引车卖浆者流珍爱的建盏，就这样在历史中悄然隐身。可以想见，离开了斗茶的一只只名贵建盏，纷纷在酒肆中、筵席上、汤盆边粉身碎骨，随后被弃之沟渠，烟消云散。到明朝朱权著《茶谱》时，是这样阐释建盏的：“茶瓯，古人多用建安所出者，取其松纹兔毫为奇。今淦窑所出者与建盏同，但注茶，色不清亮，莫若饶瓷为上，注茶则清白可爱。”
呜呼!南宋灭亡不足200年后，朱权这样的茶之大家，看来竟然已不知建盏的用法，遑论欣赏建盏之可爱迷人了!这之后则是明清以来的青花瓷茶具盛行于世，紫砂茶壶也独领风骚，至今犹盛。而建盏则真的就消失在漫漫的历史尘埃之中，只是偶尔会从典籍里看到它的影子，抑或在古董店内泯然于瓦罐瓷盘间，待价而沽。至于喝茶，早已与它无关。
不知算是幸运或是不幸，东邻日本仰慕学习中华文化的同时，也继承了点茶这种风雅之事，并逐渐在日本形成一种近乎宗教的“茶道”，而建盏，在彼处仍然是茶道的主角，且由于中国建窑的停产，使存世之盏尽数成为绝品。据日本1511年出版的《君台观左右帐记》记载：曜变斑建盏乃无上神品，值万匹绢;油滴斑建盏是第二重宝，值五千匹绢;兔毫盏值三千匹绢。有好事者换算下来，曜变斑建盏价值700多公斤黄金，油滴斑建盏360多公斤，而兔毫盏也要价值210多公斤黄金。而在日本流传至今的建盏精品，大多数已高踞于各大美术馆的展位上，供人瞻仰，更有名品被列为国宝。
建盏和其他黑釉茶盏，最早大多由日本留学僧人与点茶一道携带回国。在日本古文献中，建盏与其他中国黑釉盏有明确区分。因留学僧人多在临安城外天目山上的寺院中学习，对于不明产地(或无须关注产地)的黑釉茶盏，在日本便有了一个笼统的名字——天目盏。随着日本茶道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对于珍贵的名品唐物的态度也在变化。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对于茶道精神的概括：和敬清寂，使人们转而追求简朴的日本本土陶瓷茶盏。建盏和天目盏的地位逐渐降低，在这个过程中，建盏与天目盏的界限变得模糊。到了19世纪以后，“天目盏”的概念已经包括建窑系、吉州窑系茶盏以及其他所有束口、深腹、高圈足茶盏了，天目成了一个茶盏品种的名字，不论它产自中国还是日本。
然而建盏的崇高地位始终使日本茶人对于它的原产地充满憧憬和仰慕，被建阳老乡称作“乌碗仔”(即小黑碗)的建盏对他们有着无穷的吸引力。有记载表明，从19世纪初以来，不断有日本人到建阳考察，甚至学习制作建盏，并对建盏做了系统的分析和科学的研究。我国则自1960年代以来不断在建阳考古发掘，2001年建窑遗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建窑的炉火重燃，得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富足使得传统的饮茶风习重新红火起来，文化的复兴也让人们开始重视自己民族的文明以及各种传统习俗。近些年，建窑遗址出土了大量两宋遗物，对于民间的开掘，国家管理部门并不加禁止。大量的出土，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窑址建盏市场，也促进了其在饮茶爱好者中的流行。随着出土建盏的逐渐枯竭，当地从业者和烧造艺人开设仿古新盏的作坊和窑厂，加上原来就醉心于此的日本模仿者，以及台湾的厂家，建盏新盏日趋流行，开始有了自己稳定的消费市场。
由于建盏的纹样是在高温窑火中，因釉面自然流动而形成的花纹，所以世界上没有任何完全相同的两只，每只盏都是孤品，都值得品读、把玩、收藏。
有人说用建盏饮茶，看不到茶色，不适合现在的泡茶方法。诚然，黑釉盏中的茶色不易分辨，而且茶盏的体量似乎也略大于一般茶杯，但黑釉茶盏有独到的优点——可欣赏茶盏中的氤氲雾气。斟茶入盏，水光摇曳，雾气蒸腾，如真似幻，这是任何青白瓷杯中不可得的佳景。
笔者更爱老盏，姑且不论功能的优劣，对于老建盏的这种喜爱更是一种情怀。如果建盏在手，喝茶时便不只是茶。香氛氤氲中，得一刻闲暇，扪摩宋物，可思接千古，可吟哦词章。突然间，会意识到800年前，历史上耳熟能详的巨匠们也是擎着这样的器物，品茗啜汤，俯仰天地。而今虽世易时移，物是人非，但好像会觉得离他们的距离比以前更近了，因为思想境界上的差距太难弥补，器物上的接近似乎成了一条捷径。数百年间，建盏失而复得，窑火重生，是建盏的幸运，也更是今人的幸运。无论是否懂得欣赏，建盏又回到我们的视野之中。至少在我们欣赏宋词文章之时，可以捧一只同样精彩，同样来自宋朝的建盏，啜一口清茶。文脉不绝，盏亦如是!(选自国家地理)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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