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十套《茶叶之路》报道安化黑茶历史及其保健功效
来源：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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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过去三百年来，连结中蒙俄的茶叶之路，从来都不曾寂寞。
近年来，蜚声中外的茶叶之路引起史学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翻阅史料可知，17世纪末，中国清代(康熙早期)在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上兴起的茶叶之路，自始至终洋溢着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是近代才出现在欧亚大陆上的国际商路，与两千多年前出现的丝绸之路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区别。
据可考的文字记载，清代的归化城(呼和浩特)正处在大清版图的中心位置。这里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商家，是专事对俄蒙贸易的中国通司商人(指会翻译的商人)的大本营，成为对俄贸易的重要商业桥头堡。
万里茶道协作体(中国)副主席邓九刚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与丝绸之路相比，当我们谈论茶叶之路时，必须将其放置于世界近代史和欧亚大陆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和研究。
资料图：采茶工人忙着采摘、制茶。赵春亮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茶是什么时候传到西方的?
邓九刚：17世纪末开始，中国茶逐渐风靡世界。当时中国茶叶出口已超过瓷器和丝绸，约占出口货物的90%。欧洲人以茶为极品，尤其是在英国，甚至自成一套茶文化。
历经数百年，中国茶叶和茶文化通过茶叶之路传播至世界各地，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2019年，第7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将每年5月21日定为“国际茶日”。这无疑是对中国茶和茶文化的肯定与褒奖，是属于中国的荣耀。
中新社记者：谈到茶叶之路就要谈到呼和浩特、大盛魁商号，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邓九刚：纵观中外，当人们谈到茶叶之路时，不约而同都会提到一座城市，那就是呼和浩特。
俄罗斯有关呼和浩特的记载是在1638年，而这也是中国茶叶首次进入俄罗斯的时间。大约从那时起，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名字就深深印在俄罗斯人的脑海中。
呼和浩特，曾有一家巨型商号大盛魁。这家活跃于万里茶道的中国旗舰商号，是谈论茶叶之路时绕不开的话题。
以大盛魁为代表的呼和浩特商业集团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股份制企业群，其历史迄今已逾300年，几乎可与大清王朝相比肩，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据史料记载，大盛魁的经营范围以呼和浩特为中心，西至阿拉善，东到海拉尔，覆盖包头、集宁、通辽等地，并延伸至蒙古国库伦(今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俄罗斯莫斯科等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在茶叶之路兴盛的历史过程中，大盛魁形成了十分庞大的组织机构，在北京、济南、上海、杭州、汉口、山西多地，以及后来在蒙古国、俄罗斯一些城市设有自己的分庄分厂，有钱庄票号。
除了是一家业务量非常庞大的茶商，大盛魁同时还是一家拥有庞大运力的驼商。极盛时，大盛魁拥有员工六七千人、骆驼近两万峰。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骆驼的拥有数量是一家商号实力的重要标志，因为在茫茫草原戈壁和沙漠，骆驼是唯一的运力。
资料图：莫尼山非遗小镇外景。郝宁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谈茶叶之路必须要放置在欧亚大陆这个层面上探讨?
邓九刚：首先出于地理的原因。众所周知，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虽然分别是两个地理单元，但实际上两个大陆从来都是连接在一起、没有阻隔的广袤土地，为欧亚大陆之间的交流沟通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
正因如此，在更久以前，著名的丝绸之路就已将两个大陆连接在一起。
此外，按照经济规律讲，17世纪的中国(清朝)与俄罗斯，由于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必然为两国带来商业方面的机遇。如此一来，就给两个大陆之间的商业往来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
数千年来欧亚大陆之间的商贸往来正是借助这种便利得以发展，两个大陆之间商贸、文化、宗教的交流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千年至五千年前。交流加深了解和互信，这种便利也正是茶叶之路得以开辟和繁荣的得天独厚条件。
中新社记者：与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是一条怎样的路?
邓九刚：事实上，茶叶之路像丝绸之路一样，都是东西走向，横亘于欧亚大陆的陆上大通道，所承载的除了商贸，还包括了国际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交流。
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抵达罗马、法国等西欧国家，而茶叶之路则是纵贯蒙古高原经西伯利亚直抵位于欧洲东部的莫斯科。
与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更具有现代商业精神，所承载的商业内容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
俄罗斯正是依赖茶叶之路上的商贸交流，得到产自中国中原各地的粮食、布匹、丝绸、茶叶等物资，完成了对寒冷、广袤的西伯利亚的开发和行政治理的巩固，使新拓殖的西伯利亚走向繁荣，也使边贸城市恰克图由一个小小的荒村华丽转身，成长为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明珠、19世纪世界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来自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马匹、皮毛和珍贵的药材等物资也极大丰富了中国的社会生活，马匹还充实了军队的装备。此外，文化交流获得发展，中国的四书五经被译成俄文，俄罗斯人在北京建起了东正教堂。
资料图：武义县茶园。何啸江 摄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关于茶叶之路，中国各地都举行过哪些国际、国内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中国的商贸以及对外开放有什么样的价值?
邓九刚：其实，过去三百年来，连结中蒙俄的茶叶之路，从来都不曾寂寞。
不管三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呈现何种状态，贸易交往和文化、民间交流，就像冲出峡谷的河水般愈加汹涌澎湃。物资流动的数量与日俱增，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不知不觉间出现大片庄稼，从中国引入的茶园也出现在遥远的格鲁吉亚。而在呼和浩特，许多家庭的火炕上铺着俄罗斯毛毯。
近年来，中蒙俄三国交往频率已由过去比较单一的物资往来，发展到文化、体育、教育交流，三国联合举办的体育赛事、摩托车拉力赛、汽车拉力赛、绘画联展、学术研讨活动等频频举行。
2011年，中蒙俄三国开启“中蒙俄茶叶之路沿线城市市长峰会”机制，2013年交由万里茶道协作体负责，至今已连续举办8届，活动内容也不断丰富提升。
今年在内蒙古多伦诺尔举办的茶叶之路活动更是扩展了中蒙俄茶叶之路沿线城市之间的合作，彰显了务实精神，为推动茶叶之路沿线城市的发展提供无限活力。相信收获的季节就在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受访者简介：
邓九刚，1948年出生，呼和浩特人。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生班。自幼酷爱文学，熟读中外文学名著，亲历过多种行业，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创作，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电影、电视剧本，达三百余万字。代表作《大盛魁商号》《走西口》《茶叶之路》《回望驼城》。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名誉委员、万里茶道协作体(中国)副主席、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内蒙古文史馆研究员，享有2013年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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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茶叶之路与海上对外贸易的拓展密切相关，其历史萌芽、发展、演变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几乎同频共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即海上茶叶之路，二者实为一体。而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大通道。
两千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的交流与共同发展。
据史料记载，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名称源自唐代，即“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大幅度提升，古代中国已经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伴随丝路贸易网络的不断拓展，海上茶叶贸易也愈发旺盛。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药之路”“陶瓷之路”，其形成、发展与演变自有历史源流，迄汉唐至明清，流脉清晰可辨。
两汉时期
自两汉时期岭南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而得到初步开发伊始，中国渔民便在南海上作业活动，从事渔业生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中原汉族的南迁和北方战乱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破坏，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空前活跃。而东晋法显大师西游古印度后从南海回国，更是说明此一历史时段，海上丝绸之路已经从中国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发展到了南亚次大陆。
隋唐五代时期
西域战争频繁，“陆上丝绸之路”受梗阻而不得不将更多贸易转移至海上，而经济重心逐渐东迁南移，又促使南方经济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加之航海技术的进步升级，诸多此类外部因素使得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获得新的发展际遇。
唐代很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从海上来到中国，居住在广州，说明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西南亚和东北非印度洋沿岸。而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在唐五代时期亦可算作一高峰期，港口趁机迅速新兴崛起，这就为福建此后海上茶叶贸易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代
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科技发达，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此时，福建沿海诸区域的对外交通和贸易也快速发展，通商地区不断扩大，海上贸易网络的国家也日益增多。福建海外交通除了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航线之外，还开辟了多条新航线，主要有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日本、三佛齐（位于今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南部）、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当时的福州异国商人云集，且南海诸国使臣从福州上岸朝贡唐廷更是非常频繁的事情。
唐嗣圣元年（684）
漳州还未建制［唐垂拱二年（686）分泉州置，治漳浦县（今福建云霄县）］之时，一个名叫康没遮的胡商便来到了此地。由此可知，漳州港作为泉州港的外围港，在未成为正式对外贸易港的情况下，自唐初就显现出了对外航运活动迹象。五代时期，闽国创建人王审知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重视海外贸易，开放了泉州、福州甘棠等港，东南各港随之兴起。
此时，泉州人凭借中原文化和刀耕火种的古越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勇于奋斗的精神，充分利用“负山跨海”的自然条件和优良的港口条件，耕海牧洋，使泉州发展为当时中国的海船制造中心、丝织业中心和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泉州港也逐渐成为一个闻名海内外的贸易大港。福建泉州港、漳州港的兴起与发展，是福建海上茶叶贸易发展的前提保障。
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发展稳定、成熟，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也达到发展巅峰时期。
两宋时代
由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宋政府更加重视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制定了许多鼓励政策，海外贸易往来遍及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阿拉伯商人也从印度洋来到西太平洋，将市场延伸到中国沿海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并逐步发展成熟。一个以这条商路为纽带的国际性东方市场逐渐形成，不仅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且经由此路的贸易竟上升为南宋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北宋时期
漳州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外贸易已十分活跃，为此宋政府曾在漳州置“黄淡头巡检”，维护航道安全并负责招徕海商，于每年夏天下海“招舶”。
直至南宋后期
“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有许多漳州舶商到海外诸国贸易，他们必领先到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券”才能出海，漳州由此成为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外围口岸。
从北宋后期开始
由于中央政府在泉州港设置了“市舶司”，福建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了泉州。
南宋时期
闽浙的地缘优势，使得福建经济贸易发展更为迅速。“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与繁荣，为泉州港的崛起与兴盛提供了契机。彼时的泉州接近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口货物以丝绸为主，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国至西洋航线的起始港和东端枢纽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璀璨的东方明珠。
南宋时
福建与亚洲、非洲乃至欧洲、拉丁美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船舶所至，北抵高丽、日本，南达麻逸（位于今菲律宾）、爪哇，西到大食（阿拉伯帝国）诸国，其范围之广袤，蔚为壮观。
至宋末元初
“货物浩瀚”的泉州港远超于广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被誉为“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其也由此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门户，达到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为了适应中外海船停泊，泉州的12支港，择要建造了港口码头，其中最主要的有后渚、法石、安海、围头4个支港。
武夷茶贸易茶票
元明清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成型。元人汪大渊远航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海峡，使海上贸易伸展至非洲东南沿海区域。
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
郑和七下西洋，由江苏刘家港（在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出发，经海路到达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印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和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用携带的中国丝帛、瓷器、陶器、铜器、铁器、漆器、金钱、药品及棉布等输出到欧亚非，换回珠宝（象牙、犀牛角、珍珠、玳瑁、琥珀、玛瑙）和香料（宋朝又称“香药”，泛指胡椒、檀香、麝香、龙脑、乳香、丁香、沉香、木香、肉豆蔻、安息香、苏合油等）等奢侈品。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赤道附近海岸，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掌握了航行到东非，甚至好望角的技术。
清代
清代中国更是同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建立了海上航线的联系，这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通向七大洲、四大洋。明清海上对外贸易的最终成型，意味着中国诸多沿海港口贸易吞吐量的增大，贸易物品更为丰富多样，贸易交流更加频繁。不容置疑，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亦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随之发展、壮大。
海上贸易繁荣的背后，也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层面的社会问题。
明、清两代政府为控制对外贸易和防范海外势力入侵，对民间的海上贸易实行时禁时开政策。结果事与愿违，明朝“海禁”造成东南沿海倭寇和海盗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商品成风，明政府只好开禁。
清朝施行“闭关政策”，西方国家在输出大量银圆购买中国商品的同时，因无法建立平等互利的自由贸易关系，而出现了巨额贸易差额，于是英国方面违背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大规模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追逐高额利润，扭转贸易逆差，最终引发了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运动。
而后鸦片战争的爆发致使“海上丝绸之路”彻底走到尽头。福建海上贸易也在明清禁海政策的作用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覆灭而湮灭。
来源于：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渤、侯大伟，知识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