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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之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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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茶叶之路

海上茶叶之路与海上对外贸易的拓展密切相关,其历史萌芽、发展、演变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几乎同频共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即海上茶叶之路,二者实为一体。而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大通道。

两千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的交流与共同发展。

据史料记载,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名称源自唐代,即“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大幅度提升,古代中国已经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伴随丝路贸易网络的不断拓展,海上茶叶贸易也愈发旺盛。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药之路”“陶瓷之路”,其形成、发展与演变自有历史源流,迄汉唐至明清,流脉清晰可辨。

两汉时期

自两汉时期岭南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而得到初步开发伊始,中国渔民便在南海上作业活动,从事渔业生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中原汉族的南迁和北方战乱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破坏,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空前活跃。而东晋法显大师西游古印度后从南海回国,更是说明此一历史时段,海上丝绸之路已经从中国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发展到了南亚次大陆。

隋唐五代时期

西域战争频繁,“陆上丝绸之路”受梗阻而不得不将更多贸易转移至海上,而经济重心逐渐东迁南移,又促使南方经济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加之航海技术的进步升级,诸多此类外部因素使得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获得新的发展际遇。

唐代很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从海上来到中国,居住在广州,说明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西南亚和东北非印度洋沿岸。而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在唐五代时期亦可算作一高峰期,港口趁机迅速新兴崛起,这就为福建此后海上茶叶贸易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代

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科技发达,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此时,福建沿海诸区域的对外交通和贸易也快速发展,通商地区不断扩大,海上贸易网络的国家也日益增多。福建海外交通除了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航线之外,还开辟了多条新航线,主要有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日本、三佛齐(位于今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南部)、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当时的福州异国商人云集,且南海诸国使臣从福州上岸朝贡唐廷更是非常频繁的事情。

唐嗣圣元年(684)

漳州还未建制[唐垂拱二年(686)分泉州置,治漳浦县(今福建云霄县)]之时,一个名叫康没遮的胡商便来到了此地。由此可知,漳州港作为泉州港的外围港,在未成为正式对外贸易港的情况下,自唐初就显现出了对外航运活动迹象。五代时期,闽国创建人王审知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重视海外贸易,开放了泉州、福州甘棠等港,东南各港随之兴起。

此时,泉州人凭借中原文化和刀耕火种的古越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勇于奋斗的精神,充分利用“负山跨海”的自然条件和优良的港口条件,耕海牧洋,使泉州发展为当时中国的海船制造中心、丝织业中心和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泉州港也逐渐成为一个闻名海内外的贸易大港。福建泉州港、漳州港的兴起与发展,是福建海上茶叶贸易发展的前提保障。

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发展稳定、成熟,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也达到发展巅峰时期。

两宋时代

由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宋政府更加重视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制定了许多鼓励政策,海外贸易往来遍及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阿拉伯商人也从印度洋来到西太平洋,将市场延伸到中国沿海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并逐步发展成熟。一个以这条商路为纽带的国际性东方市场逐渐形成,不仅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且经由此路的贸易竟上升为南宋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北宋时期

漳州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外贸易已十分活跃,为此宋政府曾在漳州置“黄淡头巡检”,维护航道安全并负责招徕海商,于每年夏天下海“招舶”。

直至南宋后期

“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有许多漳州舶商到海外诸国贸易,他们必领先到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券”才能出海,漳州由此成为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外围口岸。

从北宋后期开始

由于中央政府在泉州港设置了“市舶司”,福建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了泉州。

南宋时期

闽浙的地缘优势,使得福建经济贸易发展更为迅速。“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与繁荣,为泉州港的崛起与兴盛提供了契机。彼时的泉州接近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口货物以丝绸为主,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国至西洋航线的起始港和东端枢纽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璀璨的东方明珠。

南宋时

福建与亚洲、非洲乃至欧洲、拉丁美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船舶所至,北抵高丽、日本,南达麻逸(位于今菲律宾)、爪哇,西到大食(阿拉伯帝国)诸国,其范围之广袤,蔚为壮观。

至宋末元初

“货物浩瀚”的泉州港远超于广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被誉为“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其也由此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门户,达到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为了适应中外海船停泊,泉州的12支港,择要建造了港口码头,其中最主要的有后渚、法石、安海、围头4个支港。

武夷茶贸易茶票

元明清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成型。元人汪大渊远航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海峡,使海上贸易伸展至非洲东南沿海区域。

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

郑和七下西洋,由江苏刘家港(在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出发,经海路到达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印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和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用携带的中国丝帛、瓷器、陶器、铜器、铁器、漆器、金钱、药品及棉布等输出到欧亚非,换回珠宝(象牙、犀牛角、珍珠、玳瑁、琥珀、玛瑙)和香料(宋朝又称“香药”,泛指胡椒、檀香、麝香、龙脑、乳香、丁香、沉香、木香、肉豆蔻、安息香、苏合油等)等奢侈品。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赤道附近海岸,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掌握了航行到东非,甚至好望角的技术。

清代

清代中国更是同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建立了海上航线的联系,这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通向七大洲、四大洋。明清海上对外贸易的最终成型,意味着中国诸多沿海港口贸易吞吐量的增大,贸易物品更为丰富多样,贸易交流更加频繁。不容置疑,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亦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随之发展、壮大。

海上贸易繁荣的背后,也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层面的社会问题。

明、清两代政府为控制对外贸易和防范海外势力入侵,对民间的海上贸易实行时禁时开政策。结果事与愿违,明朝“海禁”造成东南沿海倭寇和海盗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商品成风,明政府只好开禁。

清朝施行“闭关政策”,西方国家在输出大量银圆购买中国商品的同时,因无法建立平等互利的自由贸易关系,而出现了巨额贸易差额,于是英国方面违背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大规模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追逐高额利润,扭转贸易逆差,最终引发了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运动。

而后鸦片战争的爆发致使“海上丝绸之路”彻底走到尽头。福建海上贸易也在明清禁海政策的作用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覆灭而湮灭。

来源于: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渤、侯大伟,知识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华东师范大学张海岚:茶叶之路亦是文化传播之路

11月29日,在摩洛哥拉巴特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会议现场,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接受评审。新华社图北京时间11月29日晚,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在得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的消息之后,记者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张海岚。她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历史研究和传承创新。

茶文化在我国根植深厚,底蕴悠久,从此次申报涉及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也可见一斑。“此次申遗联动了6个省份、4大茶区,且由全国15个省44个涉茶类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组成,是迄今为止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中,涉及子项目最多的一次。”张海岚说。

与藏医药浴法、侗族大歌、送王船等地方特色显著的人类非遗相比,“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影响范围遍及全球。茶叶是风行世界的饮品。如果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属性,制茶与茶文化无疑可以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源自中国的古老植物饮品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生成又不断发展流变,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不同的分支和文化。

“迄今为止,全世界种茶国家高达60多个,但探本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接触的茶名、饮用的茶叶、饮茶方法、引种的茶苗、种植技术、制作工艺以及茶具茶艺等皆直接或间接源自中国。”张海岚说,“茶叶之路,亦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之路。”

涉及子项目最多的人类非遗

记者:您之前有关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申遗这件事吗?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原来制茶还不是非遗啊”。茶文化和中国人联系太紧密了,历史也太悠久了。

张海岚:这个申遗的事情我一直在持续关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次申遗也是联动了安徽省、湖北省、江苏省、浙江省、云南省、福建省6个省份,集中于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事实上,这些项目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此次申遗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囊括了前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相关茶技艺和习俗项目,由全国15个省44个涉茶类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组成,是迄今为止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中,涉及子项目最多的一次。因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和评定不同于国家级的非遗申报,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申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确定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一般来说都是由国家汇集某一类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项目合成一个大主题进行申报。

记者:这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叫“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其中既包括“制茶技艺”也包括“相关习俗”。能介绍下这两者间的关联吗?

张海岚:本次入选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堪称我国历次人类非遗申报项目中的“体量之最”,共涉及15个省(区、市)的44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涵盖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黄茶、再加工茶等传统制茶技艺和径山茶宴、赶茶场、潮州工夫茶艺等相关习俗。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制茶师根据当地风土,运用杀青、闷黄、渥堆、萎凋、做青、发酵、窨制等核心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共计2000多种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这就是茶的制作技艺。

而相关茶俗指的是在长期对茶的饮用的基础上,各地形成的民间习俗。比如,广西的瑶族油茶习俗,就是居住在南岭走廊山区的瑶族,根据南岭山地潮湿、瘴气重的气候而形成的饮食习惯,瑶族油茶制作又称打油茶,有洗茶、打茶、煮茶、滤茶等工序。打油茶一般用自种自制茶叶。长期传承过程中,在瑶族人民人生礼仪的婚丧嫁娶、婴儿满月、老人过寿等民俗中形成一定茶礼、茶俗、茶规。瑶家有客来时,女性在火塘边打油茶唱山歌。这就是饮茶而产生的习俗。

在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的茶园,与张跃华合作的茶农在采摘鲜叶(2022年3月3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资料图

茶从中国起源,遍及世界

记者:和藏医药等人类非遗相比,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的影响范围要大很多,茶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一种重要的饮品。这些世界各地的制茶、饮茶习俗都是来源于中国吗?茶文化的“朋友圈”有多大?

张海岚:茶是世界三大无酒精的文明饮料之一,它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饮茶风尚遍及全球。迄今为止,全世界种茶国家高达六十多个,但探本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接触的茶名、饮用的茶叶、饮茶方法、引种的茶苗、种植技术、制作工艺以及茶具茶艺等皆直接或间接源自中国。

中国是茶树的起源地,也是最早进行茶叶人工栽培和制作的国家。茶叶之路,亦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之路。

中国的茶,从宋朝的时候茶叶开始外销,到明朝时茶叶和瓷器是最重要的两种外销产品。明朝时期最重要的海港是在泉州一带,福建人把“茶”字读做“dei”,这个读音也就跟着传到欧洲去了,就是法文的“the”和英文的“tea”,我国北方的发音是“cha”,所以从西北陆路传出去的地方称茶为“chai”。你要在波斯语族、突厥语族的国家说“tea”没人懂,但要是说“chai”,他们就明白了;俄罗斯也是读“chai”。这个现象与茶的传播路线是有关系的。

以茶在欧洲的传播为例,欧洲人是在16世纪开始获知茶叶的,但最初向欧洲介绍茶叶的并不是那些初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而是一位名叫拉木学的意大利学者,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见过茶叶。拉木学在1559年出版的一部书中写道,根据一个波斯人的说法,中国出产一种被称为茶的植物,用水烹煮,可治多种疾病。而最早将茶叶输入欧洲的则是荷兰人,时间大约在1610年。茶叶引入荷兰后,饮茶随之而起。荷兰是欧洲最早开始出现饮茶之风的国家。

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人通过翻译其他欧洲人的著作而开始认识茶叶。作为一种神奇的饮料,茶在18世纪成为英中贸易的核心商品,长期处于贸易中的支配地位,为贸易商赚来了高额利润,到1867年,中国对英国的茶叶出口增至131万担,占世界茶叶出口量的90%以上。

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下,红茶在18世纪得到了大发展,英国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红茶为主,下午茶为特色的饮茶习惯。直至今日,红茶已然成为英国的“国饮”,而这一切主要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积极发展红茶贸易来实现的。

此后,欧洲殖民者又将饮茶习俗传入美洲的美国、加拿大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英、法殖民地。到19世纪,中国茶叶的传播几乎遍及全球。

再比如日本的茶道,日本原先既无茶树,也无饮茶的习惯。唐代,日本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大批日本使节、僧侣扬帆渡海,前来中国学习文化,并把中国文化带回到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下,饮茶的方法和茶树的种子也就传到了日本。

《茶经》崇尚唐朝文化的嵯峨天皇(810年—824年,年号弘仁)就非常喜好饮茶,他不仅下令种植茶树,而且还像唐朝士人那样品茶作诗,抒发雅兴,留下了“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的诗句。当时日本人饮茶的方式,也与陆羽在《茶经》中所介绍的一样,即先将茶叶加工成茶饼进行保存,喝茶时将茶饼碾成粉末,放入沸水中烹煮,而且往往要加入盐等调味品,所以诗中有“捣香茗”之句。在嵯峨天皇的大力推动下,日本贵族中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后人称其为“弘仁茶风”。但弘仁茶风仅在上流社会中盛行,而没有扎根到社会底层,所以嵯峨天皇去世后,饮茶之风就在日本急剧衰退了。

点茶300多年后,一个名叫荣西的日本僧人来到宋朝统治下的中国。此时的中国,不仅饮茶之风已经广泛普及,而且饮茶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不再将茶叶放在水中直接烹煮,而是采用“点茶”的方法,即先把茶叶末放于茶碗中,然后注入沸水,再用茶匙搅拌。此外,社会上还流行品评茶叶质量及烹茶技艺的娱乐活动,称为“斗茶”。在这样的背景下,荣西于1168年、1187年两次渡海入华,到过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天台山等地。荣西离开中国时,将中国的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在好几个地方。此后,中国的茶、饮茶方式、斗茶风气、茶具等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到了16世纪,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文化——茶道。

快节奏时代,中国茶品味“慢生活”

记者:所谓茶与咖啡之争在国内一直存在,“茶”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径吗?

张海岚:这个所谓的争论,应该是在商业扩展上来说吧。茶的普及要比咖啡早,然而茶经济远没有咖啡经济那么发达。茶与咖啡,看起来很普通的两样饮品,但是却与经济、文化、政治等息息相关。今天的茶与咖啡都属于大规模的商业化运作,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来看,茶文化、茶经济和咖啡文化、咖啡经济相比则略有逊色。这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二战以后,咖啡作为一个产业,迅速崛起,而且咖啡豆的生产和咖啡店的兴起迅速将咖啡卷为一种全球化的贸易,所以无论是生产的标准化还是产品的标准化,咖啡都走在了茶的前端,而且速溶咖啡的出现更加适应了现代化快节奏的生活节奏,茶代表的悠闲的、自适的东方文化逐渐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失去话语权。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越来越多的贴近年轻人的茶饮品牌出现,比如前几年火爆一时的喜茶、奈雪的茶为代表的快消品奶茶,这两年又以体验空间为主的纯茶品牌tea'stone为代表的茶饮店,都可以看到茶在现代都市中的商业突围和尝试。同时,作为一个茶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我们也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所谓的现代性进行着反思,上海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自己品味和个性化装修的中式茶馆,这些茶馆无论是从整体装修格调还是茶品的配置上,都传递着一种中式的、东方的慢生活的情调。

我想,随着后疫情时候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思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许,这正是一杯中国茶可以重新进入大众生活领域的一个好时机。

围炉煮茶

记者:我知道您一直做茶文化研究、传播方面的工作,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之后,对传承茶文化有什么帮助?未来我们要如何传承、保护这项非遗?

张海岚: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相知相交、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茶的饮用与分享是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以茶待客、长者为先等与茶相关的礼俗彰显着中国人谦、和、礼、敬的人文精神。

在茶文化的带动和促进下,我国茶产业快速发展,茶科技水平稳步提高。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在提供可持续生计、增进性别平等,以及促进乡村振兴、保护陆地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2020年12月,我们就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了《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五年保护计划(2021—2025)》,将鼓励传承人按照传统方式授徒传艺,依托中职院校和高等院校培养专门人才,巩固代际传承;举办保护传承培训班,加强能力建设;建立研学基地,编写普及读本,开展相关巡展活动,提高青少年的保护意识。同时,通过加强确认和管理、提升建档水平、开展学术研究、完善保护协作机制、维护实践场所、组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等措施,实施协同保护行动。文化和旅游部和相关地方政府将积极支持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组织实施系列保护措施,做好该遗产项目的传承与实践。

来源:澎湃新闻、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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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视野下 中俄茶叶之路的变迁

17至20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联通欧亚大陆的又一贸易通道,但以往讨论多限于对中俄茶叶贸易和路线的线性描述,而忽视了它们发生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时空范围内,即全球史的时空范围:东西方在此相遇、碰撞、融合,茶叶的流动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具体结果便体现为茶路的变迁。笔者尝试将中俄茶叶之路的演变历程,放置于全球时空的变化之中,考察其变迁的全球因素及多重影响。

从茶路变迁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契合点来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到1840年,通过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中国向外输出丝绸和茶叶等大宗商品,东方文明与科技借贸易通道自东向西扩散,助推了欧洲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第二阶段从1840年到1900年,逐渐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欧洲国家通过全球殖民扩张取得支配性的经济优势,东方“朝贡贸易体系”被西方“世界贸易体系”取而代之,国际茶叶贸易的繁荣实际上加重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第三阶段从1900年到1945年,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其特征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不断加强,此时的华茶在国际市场上被边缘化。

第一阶段,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地理大发现以后,以地中海体系、印度洋体系为中心的传统贸易格局被打破,欧洲人建立了大西洋体系,开辟了东西方海上航线,逐渐将世界连成一体。这种贸易空间范围的变化,对世界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世纪,茶叶开始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流入的白银对中国明清两代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起了助推作用,加强了本应受到冲击的朝贡贸易体系的承受能力;在欧洲,亚洲的茶叶与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一起成为中产阶级的“兴奋剂”,酝酿着工业时代来临前的变革。

16世纪后半叶,俄国向亚洲的殖民扩张可视为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延续,所造成的地理和国际格局变化,包括俄国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征服,以及与中国的接壤。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正式许可两国贸易往来。同年,俄罗斯西界对欧洲经济开放,东西方的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来到西伯利亚收购皮毛的俄商,发现中国的砖茶在这里可作货币使用,于是在边境大量采购砖茶;进京的商队也将为数不多的散茶带到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地。随着俄国经济的发展,对中贸易需求不断扩大,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形成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边境互市。至18世纪末,“武夷茶”取代“南京布”成为恰克图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茶叶从武夷茶区运至恰克图市场交易,再穿越俄属西伯利亚,最终抵达圣彼得堡,甚至远赴欧洲。19世纪中期,茶叶占中俄贸易的比重一度高达94.9%,俄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华茶第二大进口国。面对白银外流的压力,俄政府曾在1800年颁布法令,规定恰克图市场上俄商只能进行易货贸易,从而实现了俄国由原料(毛皮)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呢绒、棉布)出口的产业结构升级。

与穿越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以及绕过好望角的海上商路相比,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万里茶道”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延伸,而非东西方远距离贸易的组成部分。正如1792年《恰克图市约》所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容尔国小民困窘,……是以允行”。这种带有恩惠性质的贸易是中国“以茶治边”政治逻辑的延续,更多具有外交特质而非经济属性。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打开了中国通商的大门,中国被卷入全球市场经济,俄国才得以摆脱贸易附属地位,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逐步掌握中俄茶贸的主导权,茶叶之路也随之变迁。

第二阶段,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扩散,西方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者,并在政治、军事方面取得世界霸权,将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当茶叶从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欧洲的工业制成品也开始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英国商人在武力侵略过程中推进经商,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俄国商人则渔翁得利,利用条约体系,排挤华商,攫取贸易利权。

鸦片战争后,受到英国纺织品竞争的俄国商品在恰克图市场严重积压,太平天国运动又导致市场上的茶叶价格高企。1855年,俄政府终于放弃“以货易货”政策,致力于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贸易优势。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俄商得以长驱直入中国内地采购茶叶,在汉口、九江、福州就近制作砖茶回输俄国,并于新疆、内蒙古一带沿途洒卖,形成产业性垄断。19世纪70年代以后,绝大部分的输俄茶叶由汉口出发,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抵达恰克图。由于享有极优惠的税率,该线的茶叶出口额稳居输俄华茶总额的一半以上,1878年更是占到输俄华茶的81.9%。

俄国因航运能力不足,直到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才真正形成一条往返于上海—敖德萨的运茶航线,但“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制茶味亦减”,以汉口为中心的水陆联运是中俄茶贸的主要路线,“商队茶”也受到欧洲高端茶叶市场的欢迎。然而,茶叶作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出口额不断增加的同时,却未促成国内的技术突破和工业革新。究其原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欠发达与依附症状,形成“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果则是中国朝贡贸易体系土崩瓦解,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伴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变迁,中俄茶路也面临着新的变局。

第三阶段,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

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通过向殖民地大量输出资本和技术,控制殖民地经济,在便利全球贸易的同时,也吞食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华茶。至1902年,华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1869年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贯通,以及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铺设完成,打开了大陆经济开发的新大门,东西方贸易向北美太平洋一带分流。俄国位于欧亚之间,得益于欧洲经济技术的外溢,在亚洲享有一定的区域性优势。为了完成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同时垄断欧亚贸易,俄国决意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力图建立中俄同盟。时逢甲午战败,清政府迫于压力,与俄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在中国境内建造中东铁路。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华茶从临近中国产茶区的各港口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80%的输俄华茶都是经铁路运输。中俄茶叶贸易量虽再度增长,但中国领土主权遭到破坏,外缘依附属性进一步加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直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苏茶路断绝。

与“丝绸之路”开通与发展的历程不同,中俄茶叶之路自诞生起就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并受其影响,以全球史的眼光重新探究中俄茶路的变迁历程,可看出其大体遵循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轨迹,同时也反映了国际格局、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双边、多边组织的建立,国际合作理念的实施等,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提供了良机,茶叶亦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新纽带之一。

(作者:李灵玢,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灵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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