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茶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唐代便确立了茶叶清饮的基本范式，茶文化更是在宋代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宋代茶文化的发展与文人士大夫的实践和创造密不可分，并在此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赋予中国茶事独特生命精神和文化意蕴的文人茶。
但目前有关文人茶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文人茶事的介绍，较少分析茶事实践背后的社会意涵。同时，研究者倾向于把文人视为一个统一的群体，忽视了文人士大夫阶层并非铁板一块这一事实。
不同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实际上有着不同的饮茶实践，并且正是不同饮茶实践的话语竞争，型塑了文人茶的基本意涵。
一、宋代的饮茶实践
北宋时期，茶品存在着贡茶和草茶的区分，并大致对应着两种不同的饮茶方式。最受推崇的贡茶为福建北苑所产的龙凤团茶。龙凤团茶的加工工艺颇为繁复，据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记述，分为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茶等六道工序。
草茶是指蒸研之后不经过压榨去膏汁的茶，与压榨去膏汁的北苑团茶相对而言。在宋代，福建北苑贡茶为茶中精品，而草茶在等级排序上自要略逊一筹。
对茶品区分的背后，还隐含着烹茶方式的差别，一般的茶品多用煎茶，而名贵佳品用的是点茶法。点茶法是宋人主流的吃茶方法，点茶就是把茶饼磨成粉末，加水调膏后继续加水并用茶匙或者茶筅击拂打出丰富的茶沫，然后饮用。
点茶之法与宋代贡茶体系（尤其是北苑贡茶）紧密相连，贡茶制度的充分发展，为点茶法的流行提供了巨大契机。
宋人的另一种饮茶方式是煎茶法，煎茶，简言之便是将干茶茶末直接放到开水中去煮。煎茶法是唐代的主流吃茶法，但即便是在盛行点茶的两宋时期，传统的煎茶实践从不曾衰微。
譬如苏轼收到黄庭坚所赠双井茶后，以诗相酬。从诗中可以看出，苏轼烹饮双井茶的方式是煎茶法，雪汤生玑珠用以比喻茶汤沸腾时产生的像鱼眼一般的水珠。
二、点茶之清：物性之展演
自唐代陆羽（733—804）的《茶经》起，茶饮之“清”便被凸显了出来，并在宋代得到延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茶之物性的展现的清，如陆羽强调茶有真香，要清饮；另一方面是茶之清与人之高格的对举，陆羽指出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好茶者必是那些淡泊玄素的之人，“以其性与茶类也”。
这两个方面虽然在点茶法和煎茶法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点茶更突出物质性呈现的维度。
点茶法的流行与宋代贡茶制度紧密相连。茶叶作为地方土产上贡皇室在魏晋南北朝时便有所记载，在唐中期之后随着茶饮的流行，茶叶日益成为宫廷中重要的土贡物品。
宋代贡茶则超过了此前的土贡方物规制，不仅设置了专门负责贡茶的官员，并且建立了皇家的官焙茶园———北苑官焙。北苑官焙在福建建安，宋代有名的贡茶品类大多出自此处。
在蔡襄《茶录》之前，宋代存在着多种饮茶方式，点茶一开始只是建安民间斗茶时使用的冲点茶汤的方法。蔡襄在庆历中任福建转运使时，在建州北苑官焙监造小龙团茶十斤进贡，深受仁宗喜欢，被号为上品龙茶，第二年开始便成为每年进贡之物。
由于蔡襄详述点茶法并且建茶受到仁宗皇帝的推崇，点茶法开始逐步流行。到了宋徽宗《大观茶论》再度介绍末茶点饮的方方面面，点茶法在宋代茶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点茶一直与高端的皇室品味联系在一起。
1.茶品之精良
就点茶法而言，茶汤以纯白为上。蔡襄在《茶录》中点出“茶色贵白”，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也说到“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要达到最终茶色纯白的效果，需要天时得于上，人力尽于下，即天时和人力对于好茶都不可或缺。
宋代的绿茶采用的是蒸青工艺，时人认为蒸茶时要熟到恰到好处，如果没有蒸熟则有草木之气，会导致成茶色浊而味重；而若蒸得太过，则茶味尽失；另在蒸茶过黄的过程中火中有烟，则茶味尽失且烟臭不去。
在蒸茶之后是研茶，就是把叶状的茶叶加工成粉末状，而贡茶在此之前还要吧茶叶中的汁液榨取干净，否则留下茶膏就会使得茶汤色味浊重。种，即为品种。
在宋代，最受推崇的茶是一种叫做白茶的茶。这种茶的特点是叶片莹白，薄如纸片，宋徽宗对之尤为推崇。在他看来，白茶叶片较薄且光洁透明，与常茶不同，自成一种。
由于白茶的品性与一般的茶不一样，因此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尤为小心，倘若能够掌握好汤火的程度，制出的茶饼就表里透彻，好像美玉包藏在璞石之中，是别的品种无法与之相比的。
由于皇帝的喜爱，白茶为第一等茶。次于白茶的茶品为“龙团胜雪”。这种茶是在宣和二年（1120）由时任福建转运使的郑可简所发明，其做法是将拣剔过的茶芽剥去，只留下中心一缕，然后“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其“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因此称为银线水芽，其成品即为“龙园（团）胜雪”。
对这两种上品茶的推崇，再次印证了：茶的物性本身对于点茶形成的茶汤之纯白具有决定性影响。
2.茶器的选择
点茶一切茶具的选用，首要考虑的是茶汤效果的呈现。由于点茶以茶汤纯白为最高追求，因此在茶器的选择上注重的是对茶汤的衬托作用。
完整的点茶流程是煮水、置备茶品、点茶，在这个过程中所用器具至少包括烧水用的燎炉、煮水器汤瓶、将茶碾成细末的罗碾、点茶用的茶筅或茶匙、盛茶汤所用的盏。其中茶盏最具特色。因为宋代茶色尚白，深色釉的茶盏对于茶汤之白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
3.烹点的得当
在茶品、茶器齐备的情况下，接下来就是宋代末茶茶艺的关键环节———点茶。和茶品要求及茶器选择一样，烹点的所有环节都服务于茶之清的充分展现。
在正式进入点茶手法之前，需要碾茶，将敲碎的茶饼放到茶碾之中，快速将其碾成粉末。快速碾成粉末可以保证茶色的洁白。其次将碾成粉末的茶放到茶罗中细筛，以保证点茶时的茶末足够细，只有足够细才能打出好看的茶汤。
再者是选水烧水。宋徽宗认为点茶之水以清轻甘洁为美，首取山泉。最后热盏之后就开始正式进入点茶的程序。点茶的第一步是调膏，即在茶盏中放入适量的茶末，然后先注入少量的开水，将其调成均匀的茶膏，然后一边注水一边用茶匙（宋徽宗之后主要用茶筅）击拂。
《大观茶论》中指出要注水击拂七次，以达到茶汤的轻、清、重、浊适度。
在点茶的整个过程中，就是一次视觉的盛宴。要得到茶之清，需要天、地、人、种的齐全，即要采用生长于清明春日的细嫩鲜叶，这些茶树要生长在可得天地精华的地方，在采制的每个步骤都要恰到好处以保证茶的真香真味，除此之外亦需要烹点得当。相比较而言，煎茶则不似点茶这样重视茶汤的物质性呈现。
三、煎茶之清：品格之标举
点茶法由于自上而下的喜好，成为两宋社会的茶饮时尚，但在更为广泛的士人群体中，煎茶更加受到推崇。点茶法之所以风行，与宋代的贡茶制度密切相关。但贡茶同时又是地方官员非规范化竞争谋求晋升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地方官员为了自身利益迎合上层的喜好，不惜劳民伤财，这成了贡茶制度受广大士人诟病之所在。
正是因为士人对点茶法所指涉的一系列社会意涵的不满，因此有意选择煎茶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进而形成了与点茶法旨趣迥异的实践方式。
1.煎茶法的政治意涵
扬之水在《两宋茶事》中指出，由于点茶的高潮在于点，在于纯白茶色的展现，因此需要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等各方面的完美配合，而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蕴藉。
点茶和煎茶的另一个差别是，点茶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煎茶多用于二三知己的小聚与清谈。但煎茶之所以得到士人的推崇和实践，不仅在于审美上的差异，也不仅在于适用场景上的分野，而更多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
苏轼的《荔支叹》就是一例。其中粟粒芽指的是武夷的上品茶叶。前丁后蔡指宋朝丁谓和蔡襄。
丁谓在至道年间（995—997）任福建路转运使监制龙凤贡茶。随后蔡襄（字君谟）继任此职，督造贡茶。在宋太宗诏制的龙凤等茶之外，又添创了小龙团茶，仁宗心悦，将小龙团纳入贡茶范围之内，并在第二年下诏第一纲贡茶全部进贡这种比龙凤茶更为精细的小龙团。
蔡襄此举一出，便受到当时人的批评。谄媚皇帝投其所好这种事情是大丈夫所不齿的，蔡襄制造精细化贡茶的行为便被士人所诟病。蔡襄此举使得此后北苑贡茶的数量和精细程度都层层加码，民不堪其扰。
到了宋徽宗时期，精细化之路愈演愈烈，宣和二年（1120），福建路转运使郑可简再别出心裁，创造了用银线水芽制作的龙团胜雪，成为宋徽宗心头好白茶之外的头等贡茶。
贡茶扰民，因此与贡茶紧密相关的点茶法一并受到冷落，在这种情况下，煎茶成了士人表达自己态度的一种方式。
2.茶器之精简
煎茶法不似点茶那般需要繁复的点茶工序，只需将干茶茶末直接放到开水中去煮即可，因此在茶器的选用也与点茶大不相同。茶器本身也是实践者态度的表达。
以苏东坡的《试院煎茶》为例。这首诗作于熙宁五年，苏东坡在杭州监试。当时用王安石议，改取士之法，有点讽刺的意思在，因此，苏东坡这里实在是借煎茶而表现了一种姿态的。
苏轼这里讲了两个与茶相关的人：唐代李约和北宋文彦博。李约因其操行而闻名于世，为人恬淡，最终弃官归隐。李约爱好饮茶品茗，能够自己制茶，并且常对人说煎茶需要用明火和新鲜的泉水。
这里讲的北宋潞国公文彦博的故事，强调的是其对茶器的使用，讲的是煎茶所用之具，而不是点茶所用之具。诗中银瓶指的是银制煎水汤瓶，是点茶的用具。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说瓶宜金银，小大之制，惟所裁给，即在点茶法中金银所制的汤瓶被认为是上品。而苏东坡这里则强调银瓶点茶之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世人尚不能明白古人的煎茶之意。
下面他讲到了煎茶所用器具砖炉石铫。砖炉亦即风炉，是煎茶煮水的用具。铫是煎茶时煮茶容器，又称铛，雅称为鼎。一般带柄有流，也有把柄换成三股交合提梁的煮水器。
3.茶人之追慕
煎茶对茶器之简的推崇与点茶中对茶器之精的强调大为不同，这种精神之源还是在于陆羽的《茶经》。《茶经》有大量的篇幅写了茶产、茶品、茶具，宋代的大部分茶书按例大量阐发如何生产制作好茶，如何用恰当的茶器冲点出好的茶汤。
但正如扬之水所指出的那样，《茶经》中最有意味的文字是“九之略”。陆羽在这一章中一改前面对于各种茶的程式的强调，开始化繁为简，使器物本身合于自然情境。
在烹煮茶叶的时候，如果是在野外煎茶，则所带茶具便可精简。宋人对于煎茶所取亦是这种随顺自然的倾向。对于点茶来说，由于它所重是最后点的结果，因而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茶品、水品、器物都是服务于茶汤的表现。
煎茶则服务于人，在有朗月清风和知己好友的情况下，茶之器具便不再是核心关注。在九之略中，亦可以体现出陆羽本人的隐逸之风，宋代士人行煎茶之道，所取的便是陆羽的自然野趣和追慕陆羽的茶人品格。
四、总结
茶的文人化是通过对贡茶的某种隐微的反动而形成的。另外，虽然与贡茶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点茶法虽然受到皇室的青睐，拥有贡茶茶饼也成为当时宣示社会地位的象征。但是点茶技艺在中国漫长的茶史中仅在宋代如流星般耀眼一时，随即消失，很大一个原因是点茶法并没有在更广泛的文人阶层形成认同。
与之相应的是，点茶的主导用具也没有历史的延续。黑釉盏有助于茶之物性的呈现，因此受到讲求茶艺的文人雅士的钟爱，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仍是以青、白为主的瓷器。
当然，除了审美趣味之外，我们或可推论与点茶相携的用具同样是某种特定态度的表达，传达的是特定的社会意涵，因此丧失了更为广泛的实践主体。
虽则宋人对唐代煎茶法的承续也没有在此后的朝代中得到实践，但是明代瀹茶法中茶器尚简、茶人品格高逸，以茶服务于人而非关注茶之物性表达的精神，则与宋代煎茶法一脉相承。
中国茶至少在唐代以来就确立了其清雅的文化身份。但在宋代，不同群体对于清雅的实践呈现出并不相同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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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茶文学艺术珍宝，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创造了宋茶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当今，我们应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为当代发展所用，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关键词 宋茶文化 历史贡献 宋韵文化 当代价值
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备条件。
茶，源于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始终与中华文脉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在转型繁荣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特色，不仅对中国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对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茶文化与宋韵文化气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扬弃中挖掘和发现宋茶之韵在今天和未来发展中的宝贵价值，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韵文化，传其精华流韵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历史贡献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旧唐书·李珏传》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记载，说明唐代茶于民众生活已日益重要，这与宋人所谓“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出一辙。至宋，饮茶之风风靡全国，连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民众也深受影响。在茶叶生产上，不仅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一样，出现了很多专业园户，进行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其时的茶饮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学艺术等也随之丰富和繁荣起来，并且渗透到思想学术、宗教信仰、生活生产习俗中来，从而使宋茶文化蔚为大观。故此，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有“兴于唐、盛于宋”之说。(一)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
人类用茶，从实用上升至文化，从吃茶开始(当食物、药物吃)进而到喝茶(当汤药、饮料喝)、品茶(当审美对象来品鉴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顾。先秦两汉用的是“羹饮法”，即将茶饼或鲜叶捣碎后再拼入各种调料、食物，“和烹而饮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饮”依然流行，同时煎煮的清饮开始得到重视，陆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冲泡茶叶的方法也开始露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众多的制茶方式中脱颖而出，从此“全叶冲泡法”成为中国茶饮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点茶法”，正处于中国茶饮发展史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点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经碾茶、罗茶(以罗细筛)、候汤(烧煮用水)、熁盏(熏烤茶盏预热)，然后点茶，宋徽宗《大观茶论》还将点茶细分为七个步骤。点茶法始于民间，是多种茶饮方法中的一支，而经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录》中详加介绍之后，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宋徽宗《大观茶论》再度详解点茶法。于是，末茶冲点饮法迅速成为宋代茶饮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国茶艺的一大高峰。
宋人审美的精致，还进一步反映在点茶中的“分茶”技艺。唐代的“分茶”就是将煮好的茶汤让大家分而饮之，也称“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渐演化为在点茶过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拨弄、用汤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图案，犹如在茶汤上作书画，大约是宋人书画情节在茶艺上的一种延伸吧。
宋人还将“斗茶”普及开来。宋人斗茶不仅是茶叶品质的比赛，更是点茶技艺升级版的比赛。点茶是一种茶饮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点茶技艺的比拼，是游戏时或正式比赛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艺的高下。北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记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幻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宋代“分茶”与前代传下来的“茶百戏”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创新关系，需作进一步研究，但它们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赏心悦目的游艺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点茶”“分茶”“斗茶”，是将茶饮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实用和审美兼得的一种方式，彰显了茶艺活动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当时非常盛行普及，连边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包括辽、金的茶饮方式都深受影响，习而用之。
宋代茶饮和茶艺之盛也促进了茶馆业之兴，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茶馆数量大增，经营方式有了新的突破，灵活多变，出现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献茶成为茶肆的行规。为了赢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甚至有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还主动送茶上门服务，有的还引入歌卖以招徕顾客。他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通过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留住客人, 通过行会组织实现茶馆的规范化管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开封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表现了北宋东京茶楼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图景。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馆硬件设施的建设，装饰颇为精致典雅，并对饮茶环境的雅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烘托出茶馆的艺术氛围。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远比现在丰富，其时茶馆的功能主要有三种：(1)人们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动的重要场地;(2)除了作为行业聚会场所外，还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们在此沟通信息的交流空间和社交场所;(3)听书、看戏、放松、休憩的休闲娱乐空间和教坊习艺场所，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髅茶坊”，这“一窟鬼”“朱骷髅”就是说书人经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话题题目，并结合题目组织相应说书活动，由此可以想象这些茶肆兼有听书的特色。由此可见，宋代是中国茶馆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国茶馆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质，成为大众性、娱乐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结合体，其风貌和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茶叶在中国古代除了是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还是茶区百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茶叶又是重要的军需物资、茶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时期还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纳贡物品，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用法令、政策对茶叶生产和流通进行严格管控。宋朝从开国之初就高度重视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茶叶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证皇亲国戚、大小官员享用或赏赐优质茶品的贡茶制度，使得宋代产茶从质量到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规制度，对自己是易马以充军备、生产之用，对外则希望起到削弱敌方军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时期西夏对宋发难时，使西夏“饮无茶”也成为停战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贡茶、茶马互市等茶制是为了加强朝廷的政治集权、经济控制，对茶农、茶商都是加重了盘剥，但客观上也起到提升茶叶品质、刺激茶叶生产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对茶文化的消费，一方面对茶艺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对宋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
“茶道”用语始于与陆羽亦师亦友的诗僧皎然，而具有哲学意义的茶道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茶道以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为基础，进而上升为文化的、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间信仰等，再进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为“道”，也就是哲学层面了。“天人合一”看茶也好，“精行俭德”看茶也好，都是中华茶道茶哲学的内容。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最发达的部分是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思辨学又是其中的重点。儒家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伦理上，思辨也多是对伦理的思辨，家国治理用的理论和方式也是伦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阐释。道家的重心放在对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国化的佛家，将人生和伦理放大到众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再用思辨驾驭。宋朝统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树儒学领导地位，同时力纳佛道于一体。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同样受其深刻的影响，赋茶以德喻人德，赋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过程比喻人生，而诠释“德”“性”“人生”的重点仍是伦理内容，而且常常将佛道思想融合其中。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体现。
宋代文人将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将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强至更是首倡“茶德”，针对当时“茶生天地间，建溪独为首。南土众富儿，一饼千金售。公立须南官，好居众富右。俸钱未到门，已入园夫手。买藏惟恐迟，秘之逾琼玖”的奢靡现象，他感叹道：“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说的虽是茶品、茶德、茶性，实际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结论说：“古若有此茶，商纣不酣酒。”把茶上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上升到品德品性的高度，上升到治国政德的高度，将茶和人生哲学、道德伦理结合起来，将饮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赋茶以教化功能，这在宋代是极具代表性的。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那就是司马光与苏轼两位大师对茶与墨两种本不相关的物质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将茶茗哲理化、人格化，这就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茶墨论”，深深拓展了两物的哲理境界，其别开洞天的哲理观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与人道的高度统一。
同时饮茶、品茶、玩茶毕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悦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悠然淡忘归，于兹得解脱”，又是一种超脱尘世、心归自然的道家态度了。而“夜啜晓饮俱绝品，心源何处著尘埃”，已是禅意浓浓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观茶论》序言中表达他的茶思想的内核是“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提倡品茶的精神境界为“清、和、淡、洁，韵高致静”，俨然是以一种道家态度来看待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思想，用于识茶自然不错，用于治国便显消极，已经游离儒家轨道了。
中国茶文化饱含儒家思想内涵自不必说，也在与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中的密切关系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处，僧人、道士在寺观周围种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脑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访客，四可打理寺观经济，将富余的茶换取庙观之资。许多地方名茶由此产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时人追捧。武夷冲佑观是南宋名道观，培育制作武夷茶，终成气象。僧道出家人在传教之外，又往往成为茶艺茶道的传习人。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时去游西湖寿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谦师，特意从南屏山赶去为他设茶。他再次目睹谦师炉火纯青的点茶技艺，品味了回味无穷的茶汤，写下《送南屏谦师》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吴则礼《同李汉臣赋陈道人茶匕诗》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已盛行用茶筅点茶,但陈姓道人仍用茶匙点茶，吴则礼由衷赞叹其高超的茶艺：“诸方妙手嗟谁何，旧闻江东卜头陁。即今世上称绝伦，只数钱塘陈道人。宣和日试龙焙香，独以胜韵媚君王。平生底处虀盐眼，饱识斓斑翰林碗。腐儒惯烧折脚铛，两耳要听苍蝇声。苦遭汤饼作魔事，坐睡只教渠唤醒。岂如公子不论价，千金争买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钤锤，种种幻出真瑰奇。何当为我调云腴，豆饭藜羮与扫除。个中风味玉高彻，问取老师三昧舌。”
在宋代，茶不仅成为寺观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会成为佛道传教的媒介，佛教会举办助缘传道的“茶汤会”，道教会利用茶馆茶肆作为显现神迹的场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会茶叙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别是佛教，“茶禅一味”成为传统，不仅有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法门，有的还列入宗门规式，如写入丛林制度的《百丈清规》。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思想内容，不仅对茶文化推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至明清时期，宋代这种融入世间生活、赋予世俗以形而上意义的茶饮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会。
(四)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茶文化成“学”，自唐代陆羽《茶经》始。《茶经》是茶学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从茶的产地到茶的生产、效用、品饮、器具，再到茶的史料、当时的茶叶地理等等，收集、阐释之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开启了系统研究茶学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为开山经典。至宋代，著茶书之风愈盛，远超唐代(12种，完整传世4种;宋代30部，完整传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叶生产、消费大增，产区已近70郡，国家重视、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广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农业的专业种植和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农学随之发达，也刺激和带动了茶学的繁荣;三是上层示范带动，宋徽宗赵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对饮茶著书立说的皇帝。“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一大批高官重臣不仅嗜茶，而且带头著书立说，如丁谓《北苑茶录》、蔡襄《茶录》、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黄儒《品茶要录》、刘异《北苑拾遗》、吕惠卿《建安茶记》、唐庚《斗茶记》、叶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无疑，这些文人士大夫对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解读，自然会给茶注入他们的审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丰富了茶的精神内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导了社会风尚，深刻影响着后世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东溪试茶录》在我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对北苑茶树进行了科学的、详细的分类，有白叶茶、甘叶茶、早茶、细茶、糟茶、晚茶、丛茶7个品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刘承珪等编纂的《茶法条贯》，选录宋初以来有关茶叶诏令297篇，是中国最早一部成典茶法。《政和茶法》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茶政法典。绍兴二十年(1115年)韩仲通等主编的《绍兴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茶法大典，全书105卷，汇编有关法律条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带头撰写茶书有力地推动了茶生产的发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仅利在当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这些茶书保存了宋代点茶分茶技艺和北苑贡茶生产工艺这样当时独有的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世的活态保护和重现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依据。开启了茶制茶法类著作进入茶文化领域的大门，拓宽了茶文化研究领域，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资料的参考。宋代茶书保持多元、严谨、精细的文化特点，重独创，自成体例，不袭唐人，也不循时人;重“入世”，不脱离社会坐而论道而是将茶文化与社会文化互为参照，紧密结合，所呈现的学术独立和联系实际的精神为后世所景仰。
(五)中国茶文化的宋代审美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文学艺术珍宝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不仅主持茶业生产，为茶著书立说，而且热衷茶饮，精研茶艺，讴歌茶文化，写下了无数关于茶文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篇章，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茶文化艺术瑰宝。钱时霖等《历代茶诗集成》共收录宋代茶诗5297首(唐代茶诗665首);现存茶词始见于苏轼，此后有黄庭坚、舒亶、秦观、毛滂、周紫芝、赵鼎、张孝祥、吴文英、张炎等70余位词人都曾作有茶词，共计514首。这些诗词题材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茶文化内容;名家众多，大多数诗词名家都写过茶诗词。因茶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和“天人合一”内在联系，所以往往成为宋代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论人说事况物释典，无所不至。宋代的茶生产、茶生活、茶事、茶艺、茶会具有历史独特性，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双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与和甫》、丁谓《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怀》、王禹偁《龙凤茶》、苏轼《汲江煎茶》《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龙焙》、黄庭坚《品令·咏茶》《煎茶赋》、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观《茶》《满庭芳·茶词》、梅尧臣《南有佳茗赋》《闻进士贩茶》、吴文英《水龙吟·惠山酌泉》、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陆游《听雪为客置茶果》、刘过《临江仙·茶词》等茶诗词歌赋则生动地记录了这些饱含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学在体裁上有所出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内涵上有所发展。”“文人士大夫们将茶提炼为一种高蹈脱俗的诗学意象，用茶来抒发政治理念以及对社稷苍生的关切与闵怀，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养性、锻铸灵魂，超越生存的困境与悲哀。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诗中得以彰显和进一步升华。”由此我们可以说，唐五代是中国茶文学的兴盛时期，而宋代则是中国茶文学的巅峰时期。宋代书画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辈出，茶文化同样成为书画家们笔下生辉的对象。北宋书坛四大家蔡襄、苏轼、米芾、黄庭坚都有茶书法杰作;南宋陆游以诗名著称，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将茶饮上升到品赏文创的层面，点茶、分茶、斗茶之风盛行。一些宋代著名书画家都留下了珍贵的茶书画名作，流传至今的茶事书法、绘画珍品就有蔡襄楷书《茶录》《精茶帖》、苏轼行书《啜茶茗》、苏过行书《建茗帖》、黄庭坚《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卢仝烹茶图》《撵茶图》《斗茶图》《茗园赌市图》，以及宋元之交钱选《卢仝煮茶图》《品茶图》，这些都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宋代壁画墓中也有不少表现茶题材的生活图景，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茶具、备茶、奉茶、宴饮和祭祀供奉五类。有学者认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绘画过程中对茶文化的引入较少，没有确切的体现出茶文化的意义以及情感，而宋代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很大程度地将茶画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创新。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以茶香、茶桌、饮茶器具等相关物品作为整幅画的绘画主题，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绘画领域中如此盛行，这与宋代君王对茶文化的重视程度与喜爱程度是分不开的关系。”另外，在宋代小说、戏曲、民间故事和谚语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现，无茶则无文，成为宋代茶文化的一个奇观。
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韵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产、饮用而生。最早记录茶具的文献是西汉王褒的《僮约》，“武阳买荼”“烹荼尽具”短短8个字，却在茶的文献史上珍贵无比，因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书面记录茶叶买卖和专门茶具的茶文化文献，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茶饮已成风尚、茶器具已从其它共饮器中分离出来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经相当完备，陆羽将之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是茶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种器具。后代讲茶器具，因生产用具太庞杂(特别用机器生产之后)，已经不含在内了，讨论茶器具基本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又因为茶饮文化包括茶艺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壶、茶盏(杯)、茶桌(台)扩展到配合茶饮茶艺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宠、布景(摆件、挂件等)，成为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体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发展成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旧闻》说当时茶具“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特别是因瓷器技艺高超、审美高雅而誉满天下，故也被称为“瓷的时代”。宋代对文化的推崇和工艺美术极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荣，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饮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风行，反过来也促进了瓷器生产和美学的提升。宋瓷窑口数量多、分布广，先后以八大窑系为代表，北方四大窑系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窑系越窑、建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各领风骚。未列入八大窑系的北方汝窑和南方吉州窑其实并不逊色，汝窑采定窑印花、越窑釉色之长，力拔头筹，后跃居五大名窑之首;吉州窑有玳瑁纹、剪纸纹、鹧鸪斑等显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将树叶与瓷釉融合烧制，高温后叶脉清晰完整，如在枝头。总之，宋代瓷窑烧造的茶盏造型各异，刻花印花，争奇斗胜，都体现出茶文化对茶具穷极工巧的要求，具有极其高雅的美学韵味和艺术享受，是中国瓷器史上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文化消费和艺术审美永远呈现的是高端引领。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观念;器，保证皇宫需求的“官窑”和满足社会需求的“民窑”(精品也有进贡的)，既各守其责，又相互辉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荣和美丽。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宋朝最初进贡的是定窑精品，后嫌“芒口”(口沿无釉露芒)而改用汝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其它越窑、耀州窑、龙泉窑(最著名的是哥窑、弟窑)等也都有精品进贡。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窑烧制，这才有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窑口——官窑，产品身份也同其它贡品有了区别。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产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杀出黑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还是茶局搅动了瓷局，黑釉茶盏的好处一是迎合了点茶、分茶、斗茶意趣，盏釉之黑充分衬出茶沫之白，更能凸显白沫上巧做的图文;好处之二是其粗厚，点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盏”，就是通过熏烤给茶盏预热，粗厚就有了保持温度的优势。最热门的是建盏，皇帝喜欢，大臣追随，民间热捧，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实，南方的吉州窑、北方的耀州窑、磁州窑也都有黑釉茶器生产，也颇受时人欢迎。宋代海外贸易兴起，也进一步刺激了瓷器生产。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当时日本、高丽的喜爱，对日本茶道、高丽茶礼和所用茶器具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代的审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质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铜、金银、琉璃、玉石、玛瑙等等，或承继前朝，或变化创新，发挥各自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但在宋朝这样的“瓷的时代”都无法成为主流，只能起到众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创造了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
宋代是多民族政权对峙并立的时代，北方先后面临辽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扰，但一面是交手交锋，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与宋朝和平相处，所以宋代又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华民族大融合发展的准备阶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叶贸易的边境市场，是中华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马互市满足了宋朝强军备马之需，也满足了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需求，中间虽有因官吏腐败引发过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取得了减少战争、发展经济和保持边疆和平的成效。发挥同样作用的还另有榷场互市，也是官府主导的茶叶与民族地区的互补性商品贸易，受到各方重视。总之，从政治方面来说，通过茶马贸易，既能增进汉族与游牧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又能推动畜牧业及茶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此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辽宋两国共存165年,相互间的关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时和时战,后期基本和平相处。辽人特别喜爱茶叶，在两国关系好时，榷场开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润都很高;交恶时榷场关闭，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间来往也有数量不少的赏赐、馈赠;无论何时，茶都是主角。茶对于联系辽宋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桥梁作用。
茶在宋夏关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叶逐渐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为所欲之物”的地步。两方时战时和，茶叶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灭辽和北宋之后迅速汉化，榷场贸易和场外走私都曾早严苛管控，但战火和严法都阻挡不了茶叶流通，因为金朝已是汉人大半，无论是汉人，还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国可能不像北方的辽夏金一样常因恶劣气候的威胁和生活物资的匮乏而南下攻战抢掠，加上文化渐变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诏那样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是一直采取与宋交好的政策，两国积极开设茶马互市，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状态，茶依然是两方友好往来、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
宋代因为在陆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围，对外贸易由陆路为主转为海路为主，除了官方鼓励海外贸易以外，造船业、丝织业、瓷业、茶业等都很发达繁荣，也为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中外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中东、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从唐代已经开始。日本至今仍将留存于本国各个时期的中国古代文物统称为“唐物”。但独具特点的日本茶道，却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响(包括茶饮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荣西在1168年和1187年两度到天台、庆元府(今宁波)、临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庙学习佛学，回国时将宋代盛行的点茶法以及茶籽带回日本，还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大大推动了日本的饮茶之风。日本禅僧从径山引入日本的不仅是禅宗的临济宗杨岐派的禅法，还有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的茶道。前有日僧圆尔辩圆(1202—1280)初上径山拜谒时，不仅从无准师范(1178—1249)那里学习了佛法，还把径山寺茶宴带回去成为日本始祖。后来虚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禅茶一味，为日僧南浦绍明(1235—1308)传授了中国的茶叶种植、炒制、烹煮和品茶问禅等法，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禅宗大师。南浦绍明于1259年到杭州净慈寺、径山万寿寺学佛，带回《禅苑清规》等中国典籍和数件中国茶器具，将中国佛门茶礼引入日本，对日本寺院茶礼产生很大影响;带回国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刘元甫著的《茶堂清规》，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对日本后来形成的茶道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和高丽国之间茶文化的传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扰中断40年以外，均保持较为经常的关系。高丽虽也产茶，但高丽国人更喜欢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竞出使高丽，徐竞细心观察高丽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仪礼、往来通道等，写出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从其中记录的高丽国点茶法和茶礼、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丽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响，“(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赐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正如高丽太祖《训要》第四条所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这里的“唐风”和日本一样，并非专指唐代风物，仍是对中国风的通称。
二、从宋茶文化看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
宋茶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久远的茶香、悠长的文韵，也赋予我们挖掘遗珍、保护遗产的责任，同时还激发我们对其当代流韵、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
当代中国正重振大国雄风，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气风发地从全面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迈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生长在封建社会转型时代的宋茶文化创造了流芳百世的辉煌，也铭刻了不幸历史的局限。如何在扬弃中吸收其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让这样的宋韵文化为当代发展所用，我们在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
“和”向来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核心准则，内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内涵极其丰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纳包容，具有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无论是总结前人文物典章制度，还是系统整理本朝史实文献，或是编修各种规范“法式”，无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新儒学的建构，特别是其中的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树立儒学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尽量融合吸纳，使儒学具有更广泛的思想和受众基础，使精致细腻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兴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阶层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在大中华版图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宋结束了“五代十国”之乱，实现了国家基本的统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与辽、西夏、金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并立而存,实行的政策是以和为主、和平为先，虽有交锋，更有交流交融，为后来的大一统中国打下了过渡性的基础，其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宋朝虽然在地理版图上缩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图上却极大地扩展,不仅影响了并存的辽、西夏、金、元诸民族的文化文明发展,也深刻影响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在茶越来越多地成为边疆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对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茶相对于丝绸与瓷器后来居上,自宋开始的海上茶、丝、瓷同行之路，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也同时反哺了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弘扬茶和天下精神，借鉴宋茶“走出去”的经验，对于我们强化华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走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思想营养价值和深刻的历史经验参照。
以外交为例。习近平主席善于将茶文化应用于国际邦交，不仅在访问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巴西、斯里兰卡、印度、英国等国家时以茶文化巧说外交关系，还开辟了茶叙外交的新境界，用茶叙方式会晤外国重要领导人，充分展示了协和万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有力地推进了和平外交的进程。
以民族大团结为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儿女，虽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各显特色，但饮茶用茶成为同根同脉的一大标识，自古亦然。特别至当代，汉茶边(边疆少数民族)饮、边茶(黑茶)汉饮情况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进民族大团结，茶文化能够彰显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也是时代赠予我们的警语。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现是极重“德治”，虽有用“存天理，灭人伦”“三纲五常”等思想理论培植封建顺民的消极作用，但也有激励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尊崇德行修养的积极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丰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响。中华茶道至宋，形成了浓厚的人格化特点，将唐代陆羽“精行俭德”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讲茶品、茶德、茶性，实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连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传统礼仪和民俗习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内容，宾主设礼，非茶不交。人们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赠友、以茶孝亲，这些都是以敬茶之礼，扬天人之德，彰心灵之美。今天，当建设美丽中国、追求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主题的时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从宋茶文化中提炼出“德韵”精华，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为树人立国而凝神铸魂，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当代，继承了重德崇教的优秀传统，既发挥茶助身体健康的作用，又强调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从茶的干净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饮、茶艺的清雅、清和标准，再上升到茶道层面的清静、清心、清平等生活态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从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礼敬功能，进而表现对自然、天道(规律)的敬畏之心，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追求向往，又从敬茶等茶生活出发，来表现互敬和谐的人际关系。浙江各地广泛开展并走向全国的茶文化“五进(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家庭)”活动，在科学传播健康饮茶知识的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各有侧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进机关,彰显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净干事的特色,鼓励的是扬清弃浊、勤政廉洁的风气，培养的是敬畏人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进学校,与“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师生以茶文化的礼敬、和美内容，培养尊师爱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养;茶文化进企业,可以传播“茶道”“商道”皆以“和”为文化理念，讲求诚信、和气、互惠，结合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德行天下、义利并重的风貌，培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风气;茶文化进社区,可以结合和谐社区建设,彰显“和美心灵”“和谐社区”特色，密切邻里关系，促进人际交流，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营造相知、相助、团结、文明、和睦的社会关系;茶文化进家庭，以健康生活促进家庭和美，以礼敬文化促进家庭和睦，特别是让孩子从小就会喝茶、会泡茶、会用茶礼敬长辈，对他们一生的修身养性、涵养君子之风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雅”是文化产品的根本性标准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应该“雅量”满满。“雅趣”即高雅趣味，对立面是低俗趣味，与形式有关但绝非等同，决定性的仍然是“内容为王”。比如，在文学作品中，“雅词”也可以暴露出低级趣味，“俗词”也可以表现高雅情操，绘画、雕塑、音舞、工艺等等，皆是如此。“雅量”则是宽容、包容文化产品的多样性，鼓励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既要有促进提高的任务，也要有促进普及的任务;既需要“阳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饮、茶器具、茶文艺都呈现了精致化和大众化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辉映成趣的局面。龙团凤饼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层引领风气和大众饮用方便相结合;点茶、分茶、斗茶互动，饮茶、玩茶、赏茶结合;茶器具五大名窑贡品和南北上千窑口并肩，官窑和民窑相结合;茶文学艺术和茶民俗习俗互补，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结合;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现代化阔步前进，在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极大进步的时候，精神生活的满足和提高显得尤为紧迫，从宋茶文化的文韵、艺韵、器韵等中提炼出“雅韵”，并以“雅量”带动“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有营养长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进文化建设，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时代精神去创造当代文化的新优势。
(四)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伴随着时代转型和内忧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图发展的特点十分鲜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创新举措和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在宋代几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创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辙。制茶上，从唐代的蒸青团茶发展到更为精致的压制花纹的龙凤团茶，成为后世砖茶、饼茶的始源;同时又发展出蒸青散茶，黄茶、黑茶也开始萌芽，这些都成为后代茶叶生产、消费多样化的先声。皇宫豪门追龙团凤饼，寻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创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继前朝榷茶、贡茶，但制度设计更为精细，在加重盘剥的同时也刺激了茶叶和茶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茶饮茶艺上，创造了“末茶”“点茶”“分茶”等独特精致的茶饮方式和审美情趣，大幅度促进了茶文化深入社会、走向民间。当代中国末茶以生态要求和资源充分利用为背景出现复兴之势，受到市场欢迎，堪称宋茶文化遗产的弘扬。在茶具上，开启了茶器具专门化生产的时代，像汤瓶、茶筅、建盏、木漆盏托等新的专用茶器具的出现，引领了茶器具生产专门化的历史潮流。在茶文学艺术上，茶诗词散文面貌一新，对当时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代各方面的创新还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创新的实用性。无论是思想学术、经济制度，还是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创新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在茶叶生产、茶饮方式、茶叶贸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兴盛时期正是其创新力迸发的时期，随着王朝日趋腐败，社会创新能力被消磨殆尽，宋王朝也随之走向了衰亡。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的时候，我们应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创新创造的精神，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动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扬弃的功夫而为当代所用的。比如，在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时，茶界积极响应，一方面深入茶叶做精茶叶，一方面跳出茶叶做大做强茶业，创新业态，拉长产业链，跨界发展，从传统的小“六茶共舞”(六大类茶)，从传统的喝茶，创造出饮(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产品)、玩茶(文创旅游休闲等)、事茶(各类茶事活动)的大“六茶共舞”来，共同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贡献。去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嘱咐大家“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三茶”统筹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创新，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茶产业发展上的具体运用。统筹就是强化集成意识，发挥整体效益，针对的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一方面，茶文化引领、推动茶科技，一起为茶产业赋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产业，茶产业又为茶文化、茶科技赋能，这种互相渗透、互相助力、捏紧拳头打好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创新，是新时代的新茶经。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创新。从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当代的宋韵文化之河，在不断传承和创新中，面对时代生活，融入时代精神，肩负时代使命，奔涌向前。(转自《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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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兴，茶运兴。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也正迎来茶文化的大复兴！
在福建对岸的台湾岛上，茶连两岸，艺亦同根。茶艺首先在台湾兴起，拉开了中华茶艺的序幕。紧接着，得到大陆茶界的热烈响应，尤其是大陆十几亿人的大市场和日渐提升的消费能力，为茶艺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台湾不少茶人也来到大陆发展，波澜壮阔的茶艺大合唱随之在全中国极速上演，精彩纷呈，标志着两岸联手推动当代茶文化走向新的大复兴。
茶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国饮”，自神农尝百草时开始，中国人茶叶的消费方式不断演变进步。以唐代陆羽《茶经》的问世为标志，中华茶文化渐成一个独立完备的体系，其后又经历宋元明清近千年的创新与发展，凝结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稀世珍宝。
由于历史的原因，茶文化于近现代一度陷入边缘境地。进入民国，战乱频仍，茶道低迷，之后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制约了茶叶的消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海峡两岸茶人共同努力，茶艺应运而生。经过40多年来不断发展、完善、壮大，在传承弘扬、守正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丰富多彩的新学科。
茶艺的部分内容，古已有之，但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始于80年前。而将其定名并赋予新的含意，则始于40多年前。茶艺一词，首创者应为茶学家胡浩川（安徽六安人）。1940年，傅宏镇辑纂《中外茶业艺文志》时，胡浩川教授在为该书作序时写道：“津梁（注：津梁即渡口和桥梁，比喻能起引导、过渡作用的事物或方法）茶艺，其大禆助乎吾人者”“今之有志茶艺者，每苦阅读凭藉之太少。”他所提的“茶艺”，涵盖了茶树种植、加工和审评之内的各种技艺，但并不包含当代意义上关于茶叶冲泡、品饮及相关礼仪服务之类的内容。而且，令人遗憾的是， “茶艺”虽然提出，但并没有引起业界的重视，成为空谷足音，未能得以流行。
1970年后，台湾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在寻求身份的认同，而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茶文化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1977年，时任台湾“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的娄子匡教授（浙江绍兴人），组织了一个“味茶小集”的茶会，邀来一批茶界人士，推动正确的饮茶方式。为了恢复弘扬品饮茗茶的民俗，有人提出“茶道”这个词。但是，另有人指出“茶道”虽然建立于中国，但流传日本被其专美于前，如果现在援用“茶道”，恐怕会引起误会；另一个顾虑，是怕“茶道”这个名词过于严肃，不容易被普遍大众接受、传播。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与会者普遍认可接受了娄子匡提出的“茶艺”一词，以区别于日本“茶道”、韩国“茶礼”，受到大家的赞同。笔者推断，出生于1907年的娄子匡极有可能看过《中外茶业艺文志》这本书，对序言中“茶艺”一词留有深刻印象，因而将其“信手拈来”，并赋予新的含意，谱写出妙词天成的佳话。
《中华茶艺学》，范增平著。
台湾明新科技大学教授范增平在《中华茶艺学》一书中写道：“1970年中期，台湾人民一方面受到全世界掀起‘中国热’的影响，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另一方面，通过反省而认识到自己的传统历史文化有其优越性的存在。于是一群知识分子从中找寻，迫切地希望回归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因此，传统的民俗活动，一时之间热门起来，并俨然成为一种时尚，而最具民族文化亲切感的‘茶艺’，也就应运而生。”
台湾是现代中国最早提倡茶艺以及中华茶文化的复兴之地，涌现出众多“茗星”。吴振铎、李瑞河、范增平、林资尧、阮逸明、林馥泉、蔡荣章、吴智和、张宏庸、周渝都是台湾较早致力茶艺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茶人。
1977年8月14日，钟溪堓、林炳煌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创办“中国功夫茶馆”，嗣后林馥泉、蔡荣章二人先后加入管理阶层，成为当代茶艺早期的重要人物。
1978年，台北市和高雄市分别组织成立茶艺协会，台北市茶艺协会由花松村任创会理事长，这是台湾第一个由民间组成的茶艺团体，高雄市茶艺协会由叶荣裕担任创会理事长。这两个地方性茶艺团体的出现，代表着“茶艺”已具有雏型。
1984年，李友然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开设“中国茶馆”，热心推动茶艺活动，多次提供“味茶小集”活动场所。
1980年，曾出任台湾地区制茶工业同业公会总干事、创刊并主编《茶讯》的林馥泉，在台北“有记名茶”开办“茶艺讲座”，并出版《识茶小集》共5册茶书。同时，在《大华晚报》以“浅说识茶”“茶艺讲座”为主题发表有关茶艺的文章。
一位从法国学习服装设计回来的学者管寿龄，在台北市仁爱路开设了一家“茶艺馆”，同时经营茶叶和艺术品的买卖及餐厅业务，1979年取得正式经营执照，可以说是现代“茶艺馆”的发端。被台湾人称为“茶仙”的周渝，祖籍湖南长沙，1946年出生于重庆，1981年在台北创立紫藤庐茶馆，长期推广茶道美学，进行国际茶文化交流及文艺活动。
台湾茶人在茶艺理论、茶艺实践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绩。出版的著作有：范增平的《台湾茶文化论》《中华茶艺学》《生活茶艺馆》，张宏庸的《台湾茶艺发展史》，蔡荣章的《现代茶艺》《说茶之陆羽茶道》《茶道入门三篇——制茶、识茶、泡茶》等。曾先后担任台湾中华茶艺协会秘书长、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秘书长的林资尧，长期致力于国际茶文化交流和茶道学，尤爱茶礼，促进茶礼生活化、社会化，为中国茶礼的建设开拓作出了贡献。
范增平对茶艺达到痴迷的程度，出力出钱、奉献自我。1981年，他辞去工作，捐出自己的财产，典卖掉两栋房子，专心致力于茶艺活动。先后创办“中华茶文化研究中心”“中华茶文化学会”“良心茶艺馆”。“良心茶艺馆”内提供良好的休闲环境和茶点给大众享用，馆内有价目牌，没有收费员，只有一个良心箱，来喝茶的人，自己凭良心付费，希望借此唤醒人们的良心。茶艺馆的收支不能平衡，范增平只有紧缩自己的开销，再苦也不退缩。当初下决心最少要开满三年，没想到竟然撑了十年。
“良心茶艺馆”举办文化活动。
一个规模涵盖全台湾地区的茶艺团体——中华茶艺协会，由吴振铎、李瑞河、范增平等人发起，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1982年9月23日在台北市中山堂成立。召开成立大会时，时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谢东闵（祖籍福建漳浦）亲自出席，并接受名誉理事长一职，对当时的台湾茶界是极大的鼓舞。首届理事长由茶叶大师吴振铎担任，秘书长由范增平担任，常务理事有天仁茗茶董事长李瑞河等人。吴振铎连任两届理事长，第三届的理事长为李瑞河的胞弟李瑞贤。
中华茶艺协会宗旨是宣传茶艺文化，提倡饮茶风气。经常举办茶艺讲座及各种茶会，积极推动各项有关茶艺的活动，提供茶艺咨询服务。创办会刊《中华茶艺》杂志，发行量最高达到二万份，出版有《茶艺大观》和《茶艺》丛书。使台湾的茶艺活动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堪称台湾茶艺史上的黄金时代。
吴振铎1918年出生于福建福安，福建农学院毕业，大学毕业后先后任福建省立福安高级茶叶职业学校教导主任，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示范茶场场长。1946年去台湾，任台湾省茶业改良场首任场长。退休后仍在台湾大学教授茶作学及推广茶文化活动，著作有《吴振铎茶学研究论文选集》。他先后育成15个茶树新品种，其中尤以适制乌龙茶的台茶12号(金萱)及台茶13号(翠玉)最为人所称道。他一贯倡导饮茶风气，弘扬茶文化，为台湾茶业的兴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台茶之父”。他认为：现代茶艺不仅讲究品茗的环境、美感与气氛，还需遵循一定的程序，包括备水、备具、备茶、置茶、泡茶、分茶、奉茶、尝茶等。只有两方面兼备，才会使人在品茗之中产生舒适感和愉悦感，才能感受到浓厚的茶文化底蕴。
作为常务理事的李瑞河，热心地出钱出力，积极赞助茶艺协会。曾任茶艺协会秘书长的林资尧说：“每年天仁的捐款和李瑞河先生募来的钱，占协会经费的六成以上，但是，他从来没有要求协会为天仁做什么。”林资尧推崇李瑞河对茶艺的付出，说他在这方面是“台湾第一人”。
曾任天仁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天福集团副总裁，现任陆羽茶艺中心董事长的李胜治，对40年前李瑞河先生一手创立的陆羽茶艺中心及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赞赏有加，认为这两个单位宣传推广普及茶艺功不可没，值得肯定。笔者深为赞同。
李瑞河出生于台湾南投茶农世家，1961年到台南创建天仁茗茶店。1968年，成立天仁茶业有限公司，在台北设立天仁茗茶店，并建天仁制茶厂……事业越办越红火。李瑞河从小就很着迷茶文化。他认为，强调茶文化，就等于告诉消费者，茶不仅是一种饮料，还有更多的内蕴，值得细细品味。1977年，他在苗栗头份创建天仁茶园，内设陆羽馆，大力弘扬茶文化。同时，对台湾刚兴起的茶艺，他第一时间表示全力支持。
曾经轰动一时的“中国功夫茶馆”，两年后因为投资人资金不足而陷入困境。时任茶馆经理的蔡荣章想到李瑞河是茶业界的老大哥，自己虽然与他不相识，仍尝试写一封信，问他是否有意接手茶馆，但李瑞河认为茶馆经营不善，必事出有因，因此婉拒。茶馆随即倒闭。
台湾著名茶人蔡荣章先生在指导学生的茶艺研习。
一年后，蔡荣章在亚都饭店教饭店服务员学茶艺，刚好与天仁接洽买茶的事，而有机会与李瑞河接触。这次李瑞河主动问蔡荣章，有没有打算再度出山开茶艺中心，双方一拍即合。天仁衡阳路门市的二楼空着，李瑞河就把它辟做茶艺中心。陆羽茶艺中心由李瑞河独资创建，开头注资1000万元台币，后来再注资1000万元台币，于1980年12月成立。
李瑞河把这家茶艺中心取名为“陆羽”，为的是纪念唐代茶圣，体现他浓浓的陆羽情结。李瑞河聘请蔡荣章为总经理，开设“陆羽茶道教室”，教人如何泡一壶好茶，一时吸引许多人来学习茶艺。李瑞河投资茶艺中心是为推广茶艺，不为赚钱，因此一开始就把茶艺中心定位为“赔钱”单位。他想如果茶艺中心亏钱，可以拿天仁茗茶赚的钱来补贴。果然，茶艺中心第一年虽然打响了名气，但因为大部分的课程免费，收支结算下来还是亏损。蔡荣章汇报亏损消息时，李瑞河表示：“没关系，茶艺中心赔本５年也没关系。”
后来，茶艺中心推出收费的茶艺进阶课程，举行泡茶师评定考试，对泡茶师进行专业认证，组织茶艺表演；并开发泡茶用的壶具，由蔡荣章、林瑞萱夫妇设计，请陶艺家用高级土质制作。因为壶具的造型自成一格，具有实用与收藏价值，成为一大收入来源。从此茶艺中心开始有盈余，这样的结果，是李瑞河始料所未及的。
1984年，天仁又出资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李瑞河把林资尧从茶艺协会聘请过来主持这个基金会。原始基金是100万元台币，之后天仁每年拨款200—400万元台币，供基金会公益性运作。
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的使命和陆羽茶艺中心有所不同。茶艺中心是教人泡茶，讲究喝茶情趣的享受，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则重在“礼仪的培养”，以及对各种茶艺、茶文化的无偿支持赞助。
在秘书长林资尧的筹划下，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开发出各种茶礼，创有尊礼古圣先贤的祭孔、祭神农、祭屈原、祭陆羽等茶礼，体现大自然时节更替的四序茶会，以及五方献供茶礼、金色莲花茶礼、郊社茶礼、佛堂茶礼、教师节献茶礼等，使茶艺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在中华茶艺协会和陆羽茶艺中心、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等单位及茶人的大力倡导下，台湾茶艺盛行，喝茶人群大为增加。同时将茶提升到“艺术品”的层次，价值感非凡，喝茶成为高雅的风俗。据有关资料，到1983年台北市大约有80家茶艺馆，到了1987年，台湾地区的茶艺馆达到500家左右。茶艺深入民间，蔚然成风。
“一般企业人士只重视自己的企业文化，但李瑞河先生却为整个产业的文化而付出，这点显示出他的宏观视野。”海峡两岸第一位茶叶博士阮逸明赞许道。
台湾最早的“茶艺馆”，由茶艺馆企业有限公司开设，于1979 年取得营业执照。随着茶艺的繁荣，在各地陆续出现的茶艺馆成为一个新行业。
台湾与福建，两岸血脉相连。漳台两地人同祖、茶同根，亲情、茶缘特别深厚。祖籍漳州的台湾史学家连横（连战的祖父）在《雅堂先生文集》中说：“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发源于闽南漳州漳浦的功夫茶习俗，在台湾同样有深厚的基础。笔者前几年去台湾时，曾在邓丽君纪念馆内看到她收藏的紫砂壶上百把，可见其主人对功夫茶的热爱。笔者最近采访两位年近八旬的台湾老茶人，他们回忆六七十年前，看到有些长辈们用紫砂壶泡茶，大些的紫砂壶配6只小茶杯，小紫砂壶配4只小茶杯。有时集会时也看到老人们围一起泡茶，叫做老人茶，与闽南的老人茶一样。兴起茶艺之后，台湾人泡饮功夫茶的风气十分普及，功夫茶不再是老人的专利，很多中青年人也乐此不疲，迷恋其中。
功夫茶，是把茶泡好、把茶品好的技艺，这正是茶艺倡导者们的初衷。打头阵的中国功夫茶馆，就鲜明地亮出功夫茶的旗号。一些人表示，功夫茶是指闽南的一种小壶泡茶方式，讲究泡茶器具以及水温的控制，泡起来很费“功夫”，代表着中国茗饮的最高水平。
台湾茶艺家吴德亮在所著的《台湾茶艺的兴起与传承》一书中写道：“台湾茶艺有别于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台湾独创的‘茶艺’一词系于1977年间，在茶界与文化人的激荡下所产生的。”“明清盛行的炒青条形散茶，不再将茶叶碾成粉末，而直接抓一撮茶叶置入茶壶或茶杯，并以开水沏泡饮用，称为‘撮泡法’，不仅简单方便，且保留了茶叶的清香味，从此广为讲究品茶情趣的文人雅士喜爱，开创饮茶史上的一大革命。而最典型的撮泡法就是盛行于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并流传至台湾的‘功夫茶’，是乌龙茶特有的泡茶方式，却也影响并带动了今日细品熟茶、把壶赏玩的茶艺风潮。”明确指出了茶艺与功夫茶之间的直接传承关系。
毕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张宏庸是最早研究茶艺的学者之一。他出版的《台湾传统茶艺文化》一书，以中国茶学理论为基础，分别论述台湾名茶、茶泉、茶器、茶术、茶人、茶所、茶食、茶宴等泡茶艺术。他认为：悠悠千载，茶不仅是国人的生活必需品，也是人们美化生活重要途径。品茶时，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嗅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极尽五境之美。要泡出这样的好茶，需要做好茗茶、茶泉、茶器、茶术四个方面。这些泡茶艺术与功夫茶密切相关。
范增平最早将如何泡茶总结出行茶十八步，具体有：临泉松风（煮水）、孟臣温暖（烫壶）、精品鉴赏（观茶）、佳茗入宫（投茶）、润泽香茗（温润泡）、旋律高雅（注水）、沐淋瓯杯（烫杯）、茶熟香温（斟茶入茶海）、茶海慈航（分茶入杯）、杯里观色（赏茶汤）、听味品趣（品茶）、品味再三（一杯茶分三口慢慢细品）、和敬清寂（静坐回味）等程序。这些明显是按照民间功夫茶的泡饮方法，加上文人的艺术加工而形成的，开创了艺术化描述功夫茶（工夫茶）冲泡啜饮程式的先河。
茶艺茶艺，核心是功夫茶技艺。在当今时代，要想冲泡出一壶（或盖碗）好茶、品出好茶，离不开功夫茶文化。
正如知名台商李瑞河常说的那样：“台湾茶叶的根在大陆，我的根在大陆，台茶的出路也在祖国大陆。大陆有13亿人口，世界最大的茶叶消費市场，是茶产业的广阔舞台。”茶艺的兴盛，广阔舞台同样在祖国大陆！
1990年，事业正值巅峰的李瑞河，遭遇金融危机的打击，旗下的天仁证券亏损台币30亿元。他一肩扛起所有责任，变卖家产还债，保住了天仁茗茶。事业归零之后，亲友借钱相挺，他采用“侨商”的名义，选择到祖国大陆东山再起，重新出发。1993年2月1日，李瑞河在福州竖起了天福茗茶的大旗。当年9月，他在祖籍地漳浦签约兴建天福茶庄。此后，又在漳浦建茶厂、茶食品厂、茶具厂、高速公路服务区、唐山过台湾石雕园、闽南文化城……同时把天福茗茶连锁店开向全福建、全中国。
《诗经》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李瑞河事业上虽然遭遇过挫败，但对茶叶痴恋依旧，对茶事业爱之弥深，为茶艺、茶文化付出甘之如饴。他大力推广茶艺，天福茶庄开业典礼上，表演的就是天仁茶艺基金会研究发明的四序茶会（功夫茶泡法）。他要求各门店按照陆羽茶艺中心推广的小壶泡茶法，免费为客人泡功夫茶、奉茶。取之于茶，用之于茶。事业成功后回馈桑梓，芳草报故园。他投巨资建天福茶博物院，一年贴钱200多万元；投巨资创建天福茶学院（后升格更名为漳州科技学院），创办人李瑞河申明：建学校是公益性投入，本人及家族不要求一分钱回报；在天福茶博物院内，他竖立台茶之父吴振铎的雕像以纪念，并请吴振铎的学生阮逸明教授当首任院长（后兼任天福茶学院名誉副校长）。他将热衷于茶艺的二妹李素贞请来漳浦宣传茶文化，现任天福茶博物院院长，他将蔡荣章从台湾调来，聘为天福茶学院教授，任茶文化系首任主任，他招聘台湾南投青年李尚儒博士，来天福茶学院市场开发与营销系当讲师，后任系主任。他把茶文化、茶旅游、茶工业、茶教育、茶科研做到全国各地，创造了许多中国及世界第一……
2018年12月，在漳浦“唐山过台湾”石雕园松茗屋中，两岸茶人共话国茶复兴梦。左二为李瑞河，左四为范增平。
两岸三通之后更促进茶人的交流。李瑞河在天仁事业兴旺时期，就几次到祖国大陆探路。1987年10月，台湾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1988年的4月，李瑞河即带领天仁7位主管到大陆考察茶叶市场。他们从广州开始，一路走访了景德镇、庐山、福州、上海、杭州、北京、长春等地。这趟大陆之旅持续一个多月，可见李瑞河进军大陆市场的决心之大。1989年5月，李瑞河派天仁总经理李瑞贤带队，由陆羽茶艺中心、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组成一支20多人的“华夏茶道访问团”，到大陆表演茶艺。访问团每到一地，都和当地茶文化界的人士交流，分享台湾茶艺发展的经验。在杭州，李瑞河多次拜访浙江省国际茶人之家基金会，捐赠一万美元，后来还将访问团巡回表演用的功夫茶车赠予“茶人之家”，以推动茶艺的发展。
吴振铎、范增平等人先后赴祖国大陆探亲、宣传茶艺。范增平上百次深入参访大陆18省市各产茶区及茶企，在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公开演讲和表演茶艺，推动并参与中华茶艺专业教育的设立和茶艺师认证考试制度的完成。他广泛采访两岸的茶人，自费出版了共7册的《中华茶人采访录》，为“茶人”下定义，为当代的中华茶人留下历史的记录。
同时，祖国大陆不少茶人积极研究茶艺，推出一批研究成果，有力地促进了茶文化的繁荣。正是鉴于当代茶艺的蓬勃发展，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将茶艺师列入国家职业大典，茶艺师这一新兴职业走上中国社会舞台。
中华民族正加快复兴，中国茶文化正迎来繁荣的黄金时期。以茶艺、功夫茶的兴起为主要标志，中国茶文化魅力无穷，古老又充满青春活力，她将助力我们身心更健康、社会更文明、世界更美好！
严利人
漳州科技学院特聘教授
闽南功夫茶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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