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佛教是公元前6—5世纪由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的王子释迦牟尼他立的，最初从西域传入我国。但佛教在我国的正式流传，还是东汉初年的事情，至魏晋特别是南北朝这一时期才有了较大发展。不过佛教特别是寺院经济有突出发展，还是在隋唐尤其是盛唐时期。
史称“茶兴于唐，盛于宋”。唐朝茶叶的兴盛，是在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据《封氏闻见记》称，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汉语“修心”或“静虑”的意思。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唯许饮茶。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正是因为北方禅教的“大兴”，促进了北方饮茶的普及;而北方饮茶的普及，又推动了南方茶叶生产，从而也推动了我国整个茶业的较大发展。
但这决不是说茶就是在唐开元以后才与佛教相联系的，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以前，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或修炼时所常用的饮料了，如陆羽在《茶经》中，就多处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饮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至少江淮以南寺庙中的僧道，已有尚茶的风气。不过，也须指出，和茶业的历史发展相联系，茶叶的广泛饮用于佛教僧徒和受佛教的积极影响。还是如上面史料反映的情况那样，主要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
我国茶与佛教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佛教特别是禅宗需要茶叶，而这种嗜茶的风尚，又促进了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发展。我国禅宗的坐禅，除选择环境寂静处作禅房外，还要求注意五调，即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很明显，这里听说的五调，特别是调睡眠，都与饮茶有一事实上的关系，可能也正因为茶对佛教和坐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后来有些佛教僧徒，不惜采用编造神话或移花接木的办法，竭力把茶描写成是佛祖的恩赐和僧人的功劳。
如关于茶树的来源，日本民间流传有这样一则神话，称：佛教禅宗的创始人达摩，有一次在坐冥想中突然睡着了，醒来他悔恨不已，一怒之下竟把自己的眼皮割了下来。当他把割下的眼皮掷在地上时，奇迹出现了，在眼皮落处，瞬时长出了一株婆娑大树。大家在惊奇之余，把树上的叶片摘下一些煮尝，一口落肚，精神倍增，睡意顿消，如此就产生了茶这种圣树和出现了茶这种饮料。那么，我国的茶业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滥觞的呢?本世纪3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一部《茶叶全书》中，对此也有这样一段记载，称中国有一个叫迦罗的僧人，“于魏代由印度研究佛学归来，携回茶树七株，栽培于四川之泯山”。书中把我国的茶树，隐约说成是由印度引种的，实属无稽之谈。我国清人笔记《陇蜀余闻》记述：蒙山“上清峰，其巅一石，大如数间屋，有茶七株生石上，无缝罅，云是甘露大师手植”;以及《亦复如是。：名山县蒙顶，“有茶株……名曰仙茶，云系甘露大师俗性吴所手植者，其种来自西域蒙山的音译。其实佛教界传颂的上述这些佛祖、僧人对茶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无非是茶对佛教重要的一种说明。因为众所周知，茶源于中国，世界各地种茶、制茶、饮茶乃至茶俗等等，都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入，在传播过程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茶叶受到佛教各宗各派的普遍重视，以致在所有名寺大庙中间，不但设有专门招待上客的茶寮或茶室，甚至有些法器也用茶来命名，如多数寺庙的佛殿和法堂中，都设有钟、鼓，常常钟鼓长鸣。假如庙中只有一钟一鼓，一般设在南面，左钟右鼓。如果设有两鼓，则两鼓分设北面的墙角;设在东北角的，叫“法鼓”，设在西北角的，就称“茶鼓”。很明显，这“茶鼓”，无疑也是佛教崇尚茶叶的一种信据。
因为茶和佛教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在南方许多寺庙，特别在中唐以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所吟：“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榜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唐朝寺院的寺前、院中、庙后、墙外，往往都种之以茶，自种、自制、自饮。正因为这样，自唐朝以后，各地寺庙和历代名僧为我们在史籍中留下了不可胜计的茶史资料。只要对《全唐诗》稍作浏览，就能即时勾勒出唐代寺庙饮茶的风尚。如诗僧齐已《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诗中吟：“枪旗冉冉绿丛园，谷雨初晴叶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郑巢在《送琇上人》诗中的意境称：“古殿焚香处，清羸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冰。”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云：“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曹松《宿溪僧院》也有“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的诗句。从上录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唐代寺庙饮茶的时间，从初春到寒冬，终年不轰;在一天中，从早到晚，从日落一直到深夜，所谓“穷日继夜”。再以饮茶的场合说，如牟融《游报本寺》诗句称：“茶烟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么苔”。本嘉祐《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公房》诗吟：“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磬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茶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之句。还有李中《赠上都先业大师》的“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以及黄滔的“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等诗句。都反映了唐朝寺庙中，不只诵经、坐禅、做功时要饮茶，饭店、纳凉、休息、吟诗、下棋等各场合，也离不开茶。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唐时赵州高僧从稔禅师，有一句口头禅，就叫“吃茶去”。有关无关，开口闭口，都是说“吃茶去”。这当然是一典型例子。赵州在北方，北方寺庙中饮茶已如此普遍，其时南方各寺庙中饮茶之盛，由此也可想见了。
这里还要指出，如吕岩《大云寺茶诗》描写的：“王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我国寺庙不只极重茶叶，需要茶叶，而且也是生产茶叶、研究茶叶和宣传茶叶的一个中心。也以唐代的情况来说，如所周知，茶圣陆羽就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其对茶的最初了解和兴趣，也即从寺庙中获得。和《茶经》差不多同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我国茶业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的《茶歌》，则是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所作。此外，皎然除有大量茶诗传世外，还曾专门撰写过《茶诀》一篇，对茶的功能和煮饮艺术，也颇有研究。再如唐代的贡茶院或贡焙，即每年专事督造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贡茶的处所(无疑也是当时我国制茶或茶叶生产技术的中心)，其地点就设在顾渚“上吉祥院”内。上吉祥院，南朝陈时原建于武康，贞元时为把贡焙附在一个大的寺庙，特把吉祥寺从武康迁建顾渚。
在古代，也只有寺高才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和宣传茶叶。因为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田产，寺僧特别是那些大和尚，不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作诗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旧时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如唐朝李肇《国史补》中提到一些名茶，如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拥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蕲州蕲门团黄等等，其真品就都出之寺庙或寺僧。再如北宋时苏州西山水月庵的“水月茶”、杭州于潜“天目山茶”、宣州宁国“鸦山茶”、扬州“蜀冈茶”、会稽“日注”、洪州“双井白芽”等等，或贡或献，也都是僧道创制和宣布传出来的珍品。以近代安徽产的一些名茶为例，如“黄山毛峰”，主产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一带;“六安瓜片”，以产于齐云山水井庵处为佳;“霍山黄芽”，产于大阳乡长岭庵;休宁松萝茶，是明时僧人大方首创，等等。所有这些，无不表明，由于佛教自身对茶的需用要，在佛教借重和吸收茶叶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乃到世界茶业的发展。
【禅茶一味——饮茶与参禅】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苦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坐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 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开创出来的。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禅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心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
【赵州和尚——吃茶去】
赵州和尚“吃茶去”的故事可谓禅林一则著名公案。
赵州和尚，法名从谂，为唐代著名的禅宗宗师。“吃茶去”这个公案，说的是有人来参拜赵州和尚，赵州和尚问：“以前来过吗?”来者说：“来过。” 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又来一人，赵州和尚问：“以前来过吗?”回答说：“不曾。” 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一旁的院主就纳闷了，问赵州和尚说：“为什么来过的吃茶去，没来过的也吃茶去?” 赵州和尚就叫了一声：“院主!” 院主立刻应声答应。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 故事到此，仿佛并不是个完整的了结，反而给人生出更多的疑惑，这也许就是禅学公案的奥妙所在。未来过的人被请去吃茶，来过的也要去吃茶，而那个院主，怎么还要去吃茶呢?
这个公案，柏林禅寺的明海大和尚给出的解释是，三人均为当下的众生，全部去吃茶，便是要众生平等，而这三个人，虽背景不同，且也许性格迥异，但是在那一刻，全部是为“吃茶”一事和赵州和尚进行着对话，因此赵州和尚也就只有回应那个“当下”的问题的职责，这个回应与提问之人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并无关系，只着眼于这个“当下”，便是答案的全部。
活泼泼的当下，生命的正在进行时。
禅，在尊重众生平等的同时，更是着眼于这个“正在进行时”。生命仿佛流水一般，川流不息，却又在每一刻，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意。禅宗那一棒一喝，一段意味，一句不可言说，便是在这个正在进行的时刻，找寻内心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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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许 波
自古以来茶与佛的因缘深长。佛教自东汉末年从西域传入我国，从三国时期到南北朝，茶树的种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迅速。魏晋南北朝之后，各地寺院林立，佛教鼎盛一时。
我国的佛教寺院大多地处名山大川之中，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僧侣们身居其间，能够吸天地之灵气、悟万物之精华。茶具有醒脑却睡之功效，科学分析表明，茶叶之中含有的化学成份多达300余种，既有营养成份也有药物成份，饮茶的功效早就引起佛家僧侣们的浓厚兴趣。
唐朝是我国茶叶的兴盛时期，饮茶是在佛教禅宗发展的基础之上风行起来的。唐宋时期可以说寺必有茶，南方寺庙里还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唐代寺庙的饮茶风气兴盛空前，饮茶时间从初春到寒冬、从早晨到傍晚、从日落到深夜。从饮茶的活动来看，坐禅诵经、吃饭乘凉、吟诗下棋等都离不开茶。唐朝寺庙的寺前、寺后、庭中、墙外都种茶，并且是自种、自制、自饮的。
自唐朝以来，茶事一直成为佛教寺院之中举办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僧人以茶贡佛祖叫奠茶，以茶敬施主叫佛茶，以茶助禅叫禅茶，以茶社交叫茶宴，供僧众日常饮用的茶叫普茶。
佛教寺院不仅掌握了茶叶栽培焙制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一般设有“茶堂”，专供僧侣们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法堂内的“茶鼓”是用来召集众僧饮茶的专用鼓。此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之职，专门负责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寺院门前设“施茶僧”数名，向信众施惠茶水。寺院之中的茶叶被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供佛、待客、自奉三种。据史书记载：寺院僧人一般以中等茶待客、以下等茶自饮、以上等茶供佛。“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天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顺序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而僧人最初吸取民间方法将茶叶、香料、果料同桂圆、生姜等一起煮饮，称为“茶苏”。
我国佛教僧侣修行的方式是“禅定”，重视坐禅修行，即安静地沉思，只能静坐，不可卧床，又叫作“坐禅”。禅思悟道，通常坐禅长达数日，久坐会比较困乏，茶叶中含有咖啡碱，可以令中枢神经兴奋，使肌肉的酸性物质得到中和，消除疲劳，提神益思，因此茶叶便驰名佛教界，成为佛教信徒们的日常必备饮用佳品。
在禅堂打坐之时，每坐完一柱香，僧侣们就饮茶以提神益智，避免人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善饮之人通过饮茶品茗，可以净化身心，在心灵深处充溢淡泊宁静的人生意趣，从而消除各种烦恼，提升自我的品格和境界，体会并领悟生活的真谛和生命的韵味，达到以茶悟道的目的。这种茶才真正具有我们现在通俗意义上所说的“禅茶”意味。
同时，佛家持淡泊的人生态度，抑欲忌荤，提倡素食，清淡茶汤无疑是最佳饮品，且茶性净洁，久饮能使人寂静斯文，为佛教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更与僧人结下不解之缘。
佛教普遍认为茶具有三德：一是坐神彻夜不眠，茶可提神益思；二是满腹时能助消化轻神气；三是“不发”，也就是能够抑制性欲。因此，饮茶是符合佛教的道德观念的，茶自然就受到佛教僧侣们的喜爱。茶除了具有这三种实用价值之外，还隐含着一种淡泊的人生态度。佛教提倡远避红尘、不近女色、不慕功名，讲究四大皆空。茶的清淡微苦与淡泊尘世的佛家学说也有关联。茶生长于岩崖之上、栖身于云雾之中的形态，以及品性清洁的习性，也与佛家学说有着一定的象征性联系。茶的苦中有甜的味道，也成为佛家修行以苦为乐的生动写照。
宋代时，寺院内专设“茶室”、“茶亭”，布置得相当高雅。每天击鼓饮茶，僧侣团团围坐，济济一堂，盛况空前，被称作“茶宴”。余杭径山寺还举行“茶宴”和“半茶”活动，并且发明了将嫩芽茶研成粉末，用开水冲泡的“点茶法”，从而完成了由“煮茶”到“泡茶”形式的改革，促进了我国民间饮茶习俗的普及。该寺还时常举办茶会，招待游方僧和香客施主，同时品尝、鉴定各种茶叶的品质高低优劣，称之为“斗茶”。据说古代虔诚的佛教信徒总是以鲜花一束情茶一杯奉献于佛前，因而逐渐在民间流传着“茶禅一体”“茶佛一味”的说法，将茶佛文化融汇为一体。
在我国古代，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发展制茶技术、提高茶叶的品质。除了必修的功课之外，僧人仍然要从事生产劳动，种茶制茶。他们在工作中研究探讨茶叶栽培制作技术，而在品茶之余，不少高僧都有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的爱好，或者与文人墨客唱和茶事，他们常常以诗文、写作来歌颂饮茶生活，在品茶的过程之中，将如何泡好茶、喝好茶的心得体会尽情抒发出来，一首首、一篇篇咏茶、评茶、饮茶的优美文学作品便成为不朽的篇章留传于后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以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加富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纵观我国茶叶的发展历史，茶叶生产经历了由天然采集到人工裁培的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首开茶树培植先河的是寺院僧人。我国古代不少名茶都是寺院僧人培育并种植出来的。四川雅安的“蒙山茶”也叫“仙茶”，相传是东汉至西晋时期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培育出来的。庐山云雾茶是东晋时高僧慧远在东林寺经过30多年培植出来的；江苏洞庭山碧螺春茶，茶名是清朝康熙皇帝御赐，此茶最初是北宋洞庭山水月院僧尼用在碧螺峰的石头杂草丛中采摘到的野茶制作而成，也叫作“水月茶”。此外，西湖龙井茶、武夷山大红袍、黄山雁荡山毛峰茶、普陀山佛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之中的名茶。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的作者茶圣陆羽，从小在寺庙里长大，他对于茶叶的最初认知和兴趣也是从寺庙之中获得的。而与陆羽是忘年交的诗僧皎然所作的《茶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佛教和寺院僧人对促进我国茶叶生产的发展以及茶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原载于《安化黑茶》2020年第6期总第35期，转载自：安化黑茶传媒平台，作者：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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