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政和宫廷茶俗
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和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且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唐·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等地。
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皇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
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
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
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
“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
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斗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
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
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
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
“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
另一张写称：
“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
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翃《为田神玉谢茶表》载：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
皇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
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皇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
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
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馆长/ 世界茶文化图书馆 )
贡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的影响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它贡品一样，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象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也是封建社会商品。
贡茶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贡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体系、一种文化的累积。
贡茶不仅关乎宫廷生活，也对社会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历代地方官员为了迎合宫廷，费尽心思培育新的品种，改进制作工艺，逐步形成了国内相对统一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推动着中国茶叶不断向前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几大产茶区。
贡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数量庞大的贡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庞大数量的贡茶使产茶区的经济走向单一化，而且对质量的高要求也对茶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同时，对茶叶的高要求也推动了质量的提升，大量新的茶叶品种出现，又拓展了茶农的经济来源，丰富了茶叶文化的内涵。
由于宫廷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生活风尚，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庞大的贡茶数量，对于贡茶地方的官员和百姓来说，其负担是可想而知的。
正如明代正德年间的官员曹琥列举了贡茶所带来的五大弊端，“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屹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
又官校乘机私买贷卖，遂使朝夕盐米小民，相戒不敢入市。”这种繁重的贡茶任务，使得茶农承受着沉重的负担。
许多地方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来的产业而改种茶叶，这样一来生产的单一化，使得百姓难以承受天灾带来的危机，一遇荒年，则百姓衣食无着。
在征缴贡茶的过程中，一些官员营私舞弊、低价强买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在贡茶的运输过程中各种耗费都被均摊在了茶农的身上，更加重茶农的负担。
由于贡茶带来了各类社会问题，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贡茶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保障茶农的基本利益。
清人陈章在《采茶歌》中记述了贡茶给茶农带来的沉重负担，“催贡文移下官府，哪管山茶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
庞大的贡茶数量，且对贡茶的采摘时间和质量的严格要求，使得产茶区的茶农疲于应对。
清人释超全在《武夷茶歌》中有这样描述采摘贡茶的辛苦：“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摘与烘焙。谷雨期属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飨废。道人山农难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种茶之苦甚于种田，茶农辛苦一年都难以解决温饱，以致乾隆在看到民间采办贡茶时，也少有地发出慨叹“敝衣粝食真不敷，龙团凤饼真无味”。
虽然贡茶给产茶地方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由于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
各个地方官为了迎合宫廷，在茶叶的选材、包装、加工等方面都着实下了很多功夫。
这种政府机构对茶叶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扩大了茶叶产区。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如碧螺春，“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岁产野茶……土人曰吓煞人香，康熙乙卯，车驾幸太湖，抚臣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顺，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矣。”
在碧螺春成为贡茶后，原本的“野茶”一跃而成为名茶，其主产区洞庭山产茶区的茶叶产量逐年递增，最多时达到4360斤，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再如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在成为清宫贡茶以后，普洱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培，制成圆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普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使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收入，并带动了周围商业的发展。
在贡茶产区，一批著名的茶叶商号的出现，标志着该地区茶叶产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清末盛产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的地方，每年在此加工的毛茶达到500吨以上，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普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仇英所绘《斗茶图》，斗茶的场地在山野间浓浓的松荫之下，雅士们在此斗茶比香，赋诗行茶令，一派悠然情趣。
贡茶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宫廷对贡茶的要求非常严格，皇帝依据自己的口味对进贡的茶叶进行选择，这种有分别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采办贡茶的官员，地方官会根据皇帝的要求精选茶叶，甚至调整茶叶采摘的时间、加工的方法等，这种无形中的间接调控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茶叶的品质。
如蒙顶茶，“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上清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每岁采办三百五十叶，天子郊天及太庙用之。”
正是在宫廷的干预下，贡茶地方官员和茶农精益求精的培育和制作茶叶，客观上促进了茶叶质量的提升，出现了一些影响至今的著名茶品。
贡茶带动了茶叶包装的进步。除了对茶叶本身的影响外，各个地方为迎合宫廷，在茶叶的包装等方面也不断提升。
清代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这样描述：“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圆，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签丹印封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贡茶主要是用银瓶和锡瓶包装，特别是锡瓶，更是被广泛的使用，这主要是因为锡瓶的密封性好，可以长久保持茶叶的原味。
现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茶叶文物也基本上是用锡瓶包装的。这些贡茶文物基本沿袭了前代贡茶的包装风格，材质以银、锡为主，锡器采用铸、錾等工艺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主要有龙凤纹、暗八仙纹、八宝纹、水仙纹及花鸟纹等，造型有如意云、花瓶等各式。
容器外一般包有黄色的布套或者黄缎套。此外还有一些大的包装盒，将茶叶放置在其中，这些盒也基本上以黄色或明黄色为主，显示出皇家独有的特性。这些贡茶的包装很多至今沿用，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贡茶对茶产业的影响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对茶业的干预和引导作用的结果，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
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代表着一切，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背景和审美情趣，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产品特别是宫廷特殊消费品的品种和艺术风格。
宫廷在对贡茶的评价、反馈和使用数量等都对茶叶生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带来了一个竞争和促进的机制。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交流，贡茶在保证宫廷使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质，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陕西西安慈恩寺，位于陕西西安南郊，始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初名无漏寺。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皇太子李治为其母文德皇后追荐冥福而扩建为大慈恩寺。玄奘奉敕由弘福寺移居此寺为上座并主持翻经院，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玄奘奏请于寺内建贮存佛经的大雁塔。近人康寄遥居士撰《陕西佛寺记略》谓：“大慈恩寺，在西安市东南郊，距城八里许……，西距兴善寺约三里，西北距小雁塔荐福寺约五里，东北距青龙寺约五里，东南距慈恩寺塔院兴教寺约三十里，南望终南，有如画屏。”“寺在唐时位于外城内，即当时京城的东南隅晋昌坊，南临曲江，邻于隋时的芙蓉园。”就今而言，大慈恩寺地处西安明城和平门外雁塔路之南端，左右隔街与园林或博物馆为邻，寺前已辟为一大广场，旧日的曲江池和芙容园、杏园风景名胜正在按照规划全面修复。
慈恩寺是唐代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因此也是中外闻名的古刹、圣地。自唐迄今，经千三百余年而不衰，可谓历史悠久。
大雁塔是慈恩寺的标志性建筑物，唐代学子考取进士后，都要登上雁塔赋诗并留名于雁塔之下，号称“雁塔题名”，被视为人生一大荣耀之事。唐代诗人姚合作有一首涉及“雁塔题名”的茶诗，不过诗中表现的是另一番情形，其《送狄兼谟下第归故山》诗云：
慈恩塔上名，昨日败垂成。
赁舍应无直，居山岂钓声。
半年犹小隐，数日得闲行。
映竹窥猿剧，寻云探鹤情。
爱花高酒户，煮药污茶铛。
莫便多时住，烟霄路在城。
《全唐诗》卷496
诗中云“慈恩塔上名，昨日败垂成”，言狄兼谟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唐语林》卷2云：“(进士及第)既捷，列其姓名慈恩寺，谓之题名。”诗中描写了狄兼谟为参加科举考试在长安的生活情形：因备考来京住了半年，过着隐居生活，落榜后方才一身轻松地居山垂钓、映竹窥猿、寻云探鹤、赏花饮酒、煮药煎茶。或许是条件不具备，狄兼谟竟用茶铛(即煮茶烧水用的锅或釜)煮药，茶味中杂入药味，这个落第举子看来对于茶事十分马虎。对煎茶马虎的人对学问大概也是马马虎虎，加之爱游山玩水，落榜便不足奇怪了，也只好哪里来那里去打道回府了。不过，这个狄兼谟还是颇晓休闲文化的，“数日得闲行”，诗眼便在一个“闲”字上，道出了饮茶是休闲文化的本质。
这首诗将士子、科考、寺院、冶游、饮茶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寺院茶，但足以说明唐代士子与寺院、与茶有很深的缘分。
宋·张礼《游城南记》中说，慈恩寺本唐代游览胜地， “长安士庶，每岁春时，游者道路相属”。中唐诗人权德舆官至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其《奉和许阁老霁后慈恩寺杏园看花同用花字口号》就描写了朝廷命官游览慈恩寺的情形，诗云：
杏林微雨霁，灼灼满瑶华。
左掖期先至，中园景未斜。
含毫歌白雪，藉草醉流霞。
独限金闺籍，支颐啜茗花。
《全唐诗》卷326
中唐时期长安茶风鼎盛，如《封氏闻见记》所言“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诗中描写了“王公朝士”来到慈恩寺杏园看花并在寺院饮茶的情景：“左掖期先至”、“独限金闺籍” ，说明来者是朝廷高官，按照一般情形推想，寺院该是高规格接待，住持亲自陪游，茶僧恭恭敬敬奉献寺院香茶以待嘉宾，且应具茶禅一味的神韵。但并非如此，“含毫歌白雪”、“支颐啜茗花”，饮茶的同时挥毫泼墨、吟诗作赋，俨然大唐文士茶的作派。文士茶风吹进寺院，儒教茶和佛教茶相互融合势在必然。
晚唐茶诗人李洞，字才江，京兆人，诸王孙也。家贫。十分崇拜贾岛，《唐才子传》说他“遂铜写岛像，戴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他是长安本土茶诗人，又是皇室宗亲，读他的茶诗对于我们研判大唐寺院茶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题慈恩友人房》诗云：
贾生耽此寺，胜事入诗多。
鹤宿星千树，僧归烧一坡。
塔棱垂雪水，江色映茶锅。
长久堪栖息，休言忆镜波。
《全唐诗》卷722
这个贾生就是大唐著名诗人贾岛，李洞的好朋友。
贾岛是个半俗半僧的诗人，关于此人最为流行的故事就是“推敲”的典故。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若非有寺院生活的真实体验，贾岛焉能得此佳句! “贾生耽此寺”，“耽”解作沉溺、入迷，长久地停留。《唐才子传》说他“居京三十年，屡试不中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旅居长安数载，囊中羞涩，有僧人的身份在，反正又无处可去，住在寺院衣食无忧，总不至于斯文扫地露宿长安街头，尚且还可写写诗、喝喝茶，虽出于无奈，倒也得其所在，算是明智的选择。贾岛是慈恩寺的常客，住得如此惬意，当然“长久堪栖息”。
贾岛在寺里干嘛?主要是吟诗、煎茶。常说“诗酒人生”，贾岛则是“诗茶人生”。在一个冬日里，李洞与贾岛在慈恩寺里煎茶，“塔棱垂雪水，江色映茶锅”，取塔棱滴下来的雪水，用锅煮雪水煎茶，茶味自然非同一般。 “雪水煎茶”体现的是文士的风雅，贾岛是僧人又是文士，李洞是文士却亲近佛门，二人自然而然地担负起寺院茶和文士茶相互交流的使命。由此也可以看出，慈恩寺的寺院茶风深受雅士茶风的影响。
如果说李洞的《题慈恩友人房》更多表现的是雅士茶风，那刘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可算得上是地道的禅茶诗，诗云：
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
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
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
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
《全唐诗》卷544
一个夏日，诗人去慈恩寺塔下纳凉，古松巨塔，修竹空廊，深山凉意，自然天籁，钟声夕阳，回归自然怀抱，心情十分舒畅。诗人交往的僧人是真正的佛门弟子，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这里的水是真水，味儿淡淡的，淡为至味，淡则真，水为茶之体，茶为水之魂，真水煎名茶，茶之风味全出矣。“僧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 透着几分禅意，道出禅宗茶道真谛，以“淡”为宗，悟其“真如”境界;也体现了佛家茶文化与儒家茶文化的完美结合。
刘得仁能写出这样地道的禅茶诗不是偶然的。刘得仁乃公主之子，长庆年间以诗著称。自开成年间至大中年间历三朝，刘得仁的兄弟们都靠皇国戚的身份担任要职，独他苦学文章，立志走科举致仕之路，然科考不顺，出入科场20年，竟无所成。《唐才子传》卷6云：刘得仁“忧而不因，怨而不怨，哀而不伤。铿锵金玉，难合同流，而不厌于磨淬。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甘心穷苦，不汲汲于富贵。王孙公子中，千载求一人，不可得也。”诗人科举无望，于是寄托于茶，时时饮之，或与同仁，或与僧家;或饮于宫廷，或饮于寺宇。雁塔不题名常去玩玩也是快意于心的。
慈恩寺高僧或许没有写过茶诗，但不饮茶绝无可能，不同文人雅士在一块儿饮茶也绝无可能。在《慈恩寺志》书中为我们留下了慈恩寺僧人与饮茶文士们谜密切交往的记载。
中唐时期——
清上人，与朝臣、饮茶文士权德舆有交往。《全唐诗》收权德舆《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诗一首;
郁公，与诗人、饮茶文士贾岛有深交，《全唐诗》收贾诗《宿慈恩寺郁公房》、《寄慈恩郁上人》、《酬慈恩寺文郁上人》三首;
释霄韵，与诗人、饮茶文士贾岛有交往。《全唐诗》收贾岛《送慈恩寺霄韵法师谒太原李司空》诗一首;
昙禅师，与著名诗人、饮茶文士白居易有交往。《全唐诗》收白居易《赠昙禅师》诗一首;
恭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刘得仁有交往。《全唐诗》收刘得仁《晚步曲江因谒慈恩寺恭上人》诗一首;
起上人，与御史中丞、饮茶文士武元衡有交，武曾赋《慈恩寺起上人院》诗一首;
晚唐时期——
俊上人，与唐大中间监察御史、饮茶文士许浑有交，许曾赋《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诗一首;
默公，与诗人、饮茶文士郑谷有交往。《全唐诗》收郑诗《题慈恩寺默公院》一首;
楚霄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曹松有交往。《全唐诗》录曹诗一首，即《慈恩寺贻楚霄上人》;
觉公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李洞有交往。《全唐诗》录李诗一首，即《秋日同觉公上人眺慈恩塔六韵》。
史料中提到的文人都有饮茶的嗜好，而且有茶诗存世。
尚无更多的资料诠释慈恩寺饮茶之风的表现和内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慈恩寺因为是法相宗的祖庭而吸引了四海僧人，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而吸引了诸多王公贵族，因其“雁塔题名”而成为文人雅士向往的地方，在长安茶文化的格局中提供了一个佛教茶、宫廷茶、文士茶交流的平台，也就决定了大唐茶道必然带着儒、道、佛三教的文化特征。
(摘自2014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