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发布的一篇文章：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自掘坟墓:掺假作伪
对外贸易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首当其冲地受到英美法等国对食品质量安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压力，于是率先与世界接轨，开始实施出口商品检验，探索建立相关监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市场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要迟很多。
另一值得深思的问题：直到今天，中国仍到处充斥着掺假行为，不单是茶叶，还有直接跟生死有关的疫苗、药品……这个国家怎么了？柏杨笔下”丑陋的中国人“就没有改头换面的那一天吗？
近代上海开埠之后，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座江南小城很快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一国之外贸不仅是货物商贾往来，背后还有科技、制度、管理等综合实力的支撑，还有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考量。回顾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历史，须放在当时世界整体发展格局中和对中国长远影响中去思考。
茶叶检验制度与机构的设立
茶叶是中国近代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茶叶外贸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掺假作伪。
茶为国饮，历史悠久。17世纪，随着饮茶风俗在欧洲普及，中国茶叶大量出口，至19世纪初，中国独霸世界茶叶市场达200年之久。1830—1833年，华茶输出价值占中国出口货物总值93.9%，其中1832年，中国出口茶叶达400320担。
中国对英国贸易每年顺差二、三百万两以上，为弥补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曾试图向中国销售多种商品，但大多滞销，收效甚微。之后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出，1830—1839年每年平均流出约五六百万两，由此诱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对英国贸易顺差的格局，而且华茶出口增长更加迅猛，《民国建阳县志》载：“清季自五口通商，民竞业茶。”
在外贸需求刺激下，茶叶出口量扶摇直上，从1846年的46746千磅递增到1856年的63278千磅，中国茶业迎来了历史上的繁盛时期。
而这个期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90%以上是棉织品和毛织品，棉纱由1845年的260万磅上升到1855年的290万磅，增加不过10%；棉布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上海进口货值不升反降，1854年尚低于1845年。即使依靠鸦片盈利，也不足以弥补英国对华贸易逆差。
可以说，英国赢得了战争，输掉了贸易。
中国当时第二大贸易国美国情况与英国相似，对华贸易保持较大逆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华茶输出数量继续增长，1870年为138万担，1880年增加到210万担，1886年更达222万担，创下近代茶叶出口数量的最高纪录。
然而1886年以后，华茶因严重的质量问题出口急转直下，到1900年，华茶出口占国际茶叶出口量的30%，位列印度之后。
一方面，长久以来中国茶业以小农经营模式为主，“皆零星散处，此处一二珠茶树，彼处三两株茶树”现象比比皆是，质量全凭茶农控制；
另一方面，茶叶掺假作伪现象越来越严重。尽管生丝也存在作伪现象，1873年5月《申报》报道，“牌不对货，货不对价”，短斤少两，暗中加水增重，且丝货多不匀净，粗细交杂，但相比较而言，茶叶掺假作伪更为严重、更为普遍。
1847年，英国就发现进口的“谎言茶”达10万磅。英国下议院特别委员会一份报告指出，自从1856年以来，一些劣质茶叶从中国进口。
张之洞为此斥之：“侥幸蒙混，制造粗率，烟熏水湿，气味不佳，兼以劣茶搀杂。”英国反掺假运动的领袖人物阿瑟·哈塞尔医生经过检测发现，在英国市场上至少有12种不同类型的“谎言茶”。掺假作伪形成了一套“技术”，主要有增重、染色、添味和以旧充新等方式，甚至参杂了带有毒性的黑刺李叶子。
“若造加色茶与发行茶，其造法不同。所采之叶多，则晒于禾场，随晒随用，以足蹂之。晒至干处，后发之茶行，茶司加以药料颜色，造作各种色茶。若造红茶，则渗入紫粉少许。”
可见，中国茶叶当年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和掺假现象，而且尖锐复杂，不能以西方对华茶压榨一言蔽之。
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对食品掺假作伪已经高度重视，现代食品立法和监管体系正从萌芽向成熟快速发展。
1860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温和的《地方政府打击食品和饮料掺假议会法》，这是近代以来英国“第一部试图管理所有食品的单一立法”。
1872年，英国通过《禁止食品、饮料与药品掺假法》。
次年，英国海关在进口华茶中查获1000万磅伪茶，此事经过商部大臣查实后，“立即奏明英国皇家出谕，严行禁止，先将此等伪茶全行烧毁，然后派员密查英京及英属各口岸，凡有商人办到中国茶叶至口，必定逐细查明。如有伪茶搀杂其中者，不准起岸。”
随后苏格兰地方政府事务委员会经过调查做出一份报告，认为茶叶掺假作伪主要在中国完成，建议“为了更好地检测茶叶中的掺假物，茶叶的检查与检验应该由登陆港口处的海关进行，所有被发现掺假作伪的茶叶禁止进入国内市场”。这个建议最终被1875年英国议会颁布的《食品与药品法》所采纳。
《食品与药品法》被认为是当时英国及其他国家中最好的一部食品法，是现代英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先驱，是现代食品立法的基础。
该法令第30条对进口茶叶检验和茶叶货物处理做出规定：“所有进口的茶叶，在抵达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港口后，要接受由海关专员任命的检查员的检验，并要得到财政部的批准，当检查员认为必要时，可以将茶叶样品以适宜的速度提交给公共分析师进行分析。”即，英国进口茶叶在口岸和市场接收双重检验，即使伪茶千方百计逃过英国海关署的检查，在国内一样会受到稽查和检验。为此，1875年《食品与销售法》实施之后，英国国内市场上茶叶质量明显改善，掺假作伪现象基本消失。
美国对食品掺假问题也越来越重视，1897年通过《茶叶进口法》，要求海关检查所有进口茶叶。1915年，民国农商部在赴美考察报告中写到：美国不准着色茶进口，各海关处均备有验色器具，一经验出，均在禁止之列。
而印度不断从中国引进茶种，学习中国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英国专门派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潜入中国收集茶子、调查种茶方法，加紧在印度植茶。
1874年以前，印度茶叶输英平均每年仅为100到200万磅，但是1875年后以每年300～400万磅的速度增长。在中英茶叶贸易量下降的同时，印度输往英国的茶叶快速增长。
1856年起，日本茶开始少量输入美国，因无杂物而品质纯洁，大为购者所欢迎，输出量不断增长。
1889年，在英国市场上，印度茶叶首次超过华茶，中国失去主要丝茶输出国的地位；在美国绿茶市场，华茶则受到日本茶排挤。时人指出：“今则红茶植于印度，而中国红茶之利半为所夺矣。绿茶植于日本，而中国绿茶之利又半为所夺矣。”
华茶质量衰退直接导致当时中国出口锐减，1895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3.1亿余海关两（1海关两合1.558银元），而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外贸逆差国，逆差达2840万海关两。1900年，印度茶叶在英国市场占有率为50%，锡兰茶占36%，中国茶叶只占10%。
为了挽救华茶，采取改良叶种植、引进机器加工、设立公司、加大宣传、减轻税负等方法，“集新法之长，补旧法之短”。而其中最直接防止茶叶掺假作伪的方法就是实施茶叶出口质量检验。
上海口岸开埠之后，洋行逐渐兴起，1859年达62家，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航运、保险、金融等业务，偶尔兼营出口商品检验，当然这些都属于商业行为，而非政府监管。
1914年中国近代实业家、农商部长张謇提出： “在汉口、上海、福州等销茶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遴派富于茶叶学术经验之员，督同中西技师，前往办理。凡出口茶之色泽、形状、香气、质味，均须由检查所查验。其纯净者，分别等级，盖用合格印证；其有前项伪情弊者，盖用不合格印证，禁止其买卖。”次年设立永嘉茶叶检验处，查温州茶叶、禁假茶出口。
1928年民国《工商行政纲要》提出： “于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举各种重要商品加以检验，一方面限制窳劣商品不得输出，使我国商人于世界增进其贡献；一方证明我国输出商品其优良已合于文明各国需要，而不得再事藉口禁止输入。”
次年3月上海商品检验局成立，对棉花、生丝、豆类、桐油、牲畜正副产品等中国重要输出商品实施检验，颇具效果，中国植物病理学教育先驱邹秉文任局长，1932年蔡元培三子、畜牧兽医学家蔡无忌接任局长。
1930年中国著名农学家、被誉为 “当代茶圣”的吴觉农任职上海商品检验局，制定一整套出口茶叶检验标准、细则与实施办法，首创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和机构设立对出口华茶质量起到明显的监督作用，有效地防范了茶叶掺假作伪的现象。
报检茶叶之扦样
粉末检验
灰分检验
水分检验
检验后粘贴标识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国力衰弱，商品质量水平总体落后，掺假作伪现象层出不穷。茶叶作为中国大宗出口商品，因掺假作伪严重自然倍受关注。
事实上，除茶叶外其他商品掺假作伪问题同样严重，如一些奸商在棉花中掺水增重，以至于英商船上的棉花过了赤道之后全部腐朽发霉。
宁波及其附近的草帽、草席出口一度兴旺，但因质量低劣、工艺粗糙，致使出口几乎完全停滞。而此时政府根本无力顾及质量安全，无法建立国内监管制度。
对外贸易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首当其冲地受到英美法等国对食品质量安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压力，于是率先与世界接轨，开始实施出口商品检验，探索建立相关监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市场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要迟很多。
转载自“文汇学人”
中国茶叶历代有“兴于唐、盛于宋”之说，明清时继续发展，进入民国后迅速衰落，直到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恢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中国茶叶才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历史表明，近百年来是中国茶叶是从快速衰败走向新辉煌的转折期。掐指算来，在这百年间中国茶叶差不多经历了两个时期：前者是民国时期，后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而它的发展还在继续演续之中。为此，我们不妨遵循历史的轨迹，回眸百年来的中国茶叶走过的历程，以史为镜，以励前行。
一、自进入民国以来，由于内忧外患，虽经一些有识之士苦苦挣扎，但仍无回天之力，茶叶发展走向极度衰退。
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中国茶叶本应开始向近代转化，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还趋于封建社会的延续时期，又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加上内忧外患，茶叶不但沒有发展，反而走向衰落。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在苦难中苦难挣扎，企图挽回败局。
(一)近代开始，由于受西方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忧国忧民，为拯救中国茶业发展做了不少有益的新举措
进入民国后，由于受西方影响，尽管当时环境条件极度恶劣，但一些有之士在科学救国思想的推动下，做了不少有益于促进茶业发展的新举措。
1、效仿国外，建立茶叶试验(实验)场，设置茶叶科研机构
1911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1914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湖北羊楼洞茶业示范场改名茶业试验场，建有试验茶园和实验茶厂。1915年，民国政府农商部又在安徽省祁门县创建祁门模范种茶场，这是我国最早建立茶叶专业试验示范茶场。接着，又相继在湖南岳阳、云南昆明、湖南安化、江西修水、安徽祁门、福建的崇安和福安、广东的鹤山、湖北蒲圻浙江嵊县、云南思茅(今普洱)等地相继建立茶业改良(试验)场，开展茶叶试验研究，示范推广。
1940年1月，农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正式成立，拥有刘淦芝、李联标等一批著名茶叶专家参加试验研究工作。
民国中央实验茶场旧址(来源：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
1941年4月，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浙江衢县成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吴觉农出任场长。同年10月，东南茶叶改良场改名为茶叶研究所。1943年，茶叶研究所迁址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改名为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
农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都是中国现代最早建立、又有大的影响的全国性茶叶科学专业研究机构。只是由于当时政局动荡，国力不支，又缺少相关专门人才，致使不少科研机构不时被兼并改组，直至停歇，但它给我国的茶业发展，带来了希望。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刊物(来源：布衣书局)
2、派遣有志知识青年，出国留学深造，学习外国茶业先进技术
清末民初，茶业界一些有识之士在“国富民强”的主导思想的指引下，为复兴中国茶业，培养人才，各重点产茶省派人出国去日本学习。1914年，云南派朱文精去日本静冈学习种茶、制茶。1919年，浙江选派吴觉农和葛敬应赴日本学习茶技。1920—1927年间，安徽先后选派汪轶群、陈鉴鹏、胡浩川、陈序鹏、方翰周得去日本学习茶技。
吴觉农(1897-1989)
20世纪20—40年代，还派出留学生去欧美等国留学，学习与茶相关的一些学科，如1922年，蒋芸生去日本学习园艺。1933年，王泽农去比利时学习农业化学;1944年，李联标去美国学习生物等。这些派去留学生，他们学成回国后都从事茶业工作，成为茶业科研战线的精英，为后来中国茶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3、兴办茶叶教育，力主文化兴帮，从培训教育逐渐走向学制教育
国民时期，茶业教学也随之逐渐提高，从最初出现的培训教育提高到茶叶中等或职业技术教育。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的茶业教育再上一层楼，出现了高等教育用来培养高级茶业专门人才。最先设置茶叶学科的是广州中山大学。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成立茶蔗部设茶作、蔗作两专科，学制2年，后改设4年本科，为茶叶高等教育开了先河。1940年，从上海迁往重庆的复旦大学代理校长吴南轩、教务长孙寒冰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处长吴觉农倡议，在重庆复旦大学农艺系设立4年制茶叶组和2年制茶叶专科，这是我国茶业史上第一个高等院校设立的茶叶专业系、科。1940年，杭州英士大学农学院设茶丝棉专修科，学制1年。其间，我国已有多所大学设置有茶叶专业的本科和专科教育。
4、去国内外调研考察，引进先进技术与机器设备，加速改变茶业落后状况
民国时期，曾多次派员去国内外考察调研生产。如1916年，我国赴美参加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的监督陈兰薰通过在美实地考察，提出了《关于调查美国用茶之报告》。1935年，民国政府实业部派吴觉农等赴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苏联、日本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实地考察茶叶产销市场。回国后，吴觉农写有《印度、锡兰之茶业》、《荷印之茶业》、《日本和台湾之茶业》等多篇茶业考察报告，并对照中国茶业现状，陈述各地茶业生产现状，指出差距，提出改进举措。1932年在长沙高桥设立高桥分场，并从上海购买制茶机器，推行机器制茶。1940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派茶叶专家派出多名茶叶专家，分赴安徽、湖南、湖北等省调查茶叶产销及生产成本，为制订茶叶价格提供依据，进而调动茶农生产积极性。
(二)民国时期，面对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虽几经挣扎，但仍回天之力，终将茶业跌入低谷
民国时期，先是军阀混战，接着是抗日战争爆发，不断受到外国势力的侵略，以及国内连年内战，虽经挣扎，但茶业生产依然没有起色，反而快速跌入低谷。
1、茶叶生产走向衰退
民国时期的茶业，除对外贸易数字有据可查外，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仅仅是估计而已。1920年，农商部根据调查估计茶叶生产量为790万担，以每亩45斤计，有茶园1756万亩。而至1943年，估计茶叶产量、茶园面积依旧，也就是说，20多年过去，茶叶生产依然在原地踏步。尽管在这期间国民政府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如1932年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将稻、麦、棉、丝、茶列为中心改良事业，还组建成立茶业改良委员会负责茶业的复兴。1937年实业部为提高茶叶品质，又成立了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在上海北京路星业大楼。但由于内忧外患，战争不断，依然无济于事。至1949年，全国茶园面积约15.30万公顷，产茶4.10万吨 ，跌入历史冰点。
民国时期的上海茶楼(来源：龙井茶图考)
2、茶叶对外贸易跌入低谷
清代末期，随着印度、锡兰、日本茶业兴起，茶叶对外贸易竞争剧烈，1920年中国茶叶出量仅为1.85万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又给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带来极大困难。据统计，1931年-1940年中国茶叶对外出口一直徘徊在2.5-4.5万吨之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航线中断，除少数茶叶经陆上通道出口周边国家外，多数茶叶出口处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茶叶出口从1941年的不到1万吨，降到1942年的1449吨。至1944年中国茶叶出口仅为543吨，1945年只有480吨，几乎没有茶叶出口贸易可言。
抗日战胜利后，由于战争的破坏，茶园荒芜，生产凋零。之后，解放战争开始，茶叶生产一时无法恢复。当时虽有部分茶叶积压，但品质低次，数量有限，又属陈茶之列，不受外商欢迎，以致到1949年时中国茶叶出口还不到1万吨，使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趋于衰颓期。
民国时期的龙井茶园(来源：龙井茶图考)
20世纪20年代的采茶女(来源：龙井茶图考)
二、进入当代社会，茶叶生产开始复苏，特别自改革开放以来，茶叶发展获得新的辉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当时全国茶叶生产处于千疮百孔的废墟状态。复兴茶产业、发展茶科技、振兴茶文化，重振产茶大国逐渐走向产茶强国之计，就成为每个茶文化工作者的职责和担当。当代茶产业、茶文化发展正应顺了这一发展历程。
1、产茶区域不断扩展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茶产业发展的重点在恢复生产，同时新发展部分茶园。60年代开始，根据茶叶生产发展需要，实施南茶北移进山东，东茶西扩至甘肃、西藏，使中国种茶区域进一步扩大，茶叶产量有大的提高。
如今，中国的茶区分布极为广阔，南自北纬18°附近的海南五指山，北至北纬38°附近的山东青岛，所占纬度达20°;西从东经94°附近的西藏林芝，东迄东经122°的台湾宜兰，横跨经度约28°。南北东西中，纵横万千里，种茶遍及浙江、湖南、四川、福建、安徽、云南、广东、广西、贵州、重庆、湖北、江苏、江西、河南、海南、西藏、山东、陕西、甘肃等1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台湾、香港2个特别行政区的近1100余个县、市。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根据产茶历史、茶树类型、品种分布、茶类结构，结合全国气温和雨量分布，以及土壤地带的差异等条件，经过综合分析和研究比较，将全国茶叶产地划分为华南、西南、江南、江北四大茶区，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在上海、河北也有局部区域有茶树种植。种茶区域地跨热带、亚热带、温带，其内有山清水秀的东南丘陵，有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有云雾缭绕的云贵高原，有春色满园的台湾宝岛，有恒夏多雨的西双版纳等地。
2、茶叶生产步入快速发展新轨道
自1950年至今，历经70个年头，茶叶生产取得辉煌业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中西部地区茶叶生产的快速发展，从而促使全国茶叶生产发展更加喜人。茶叶产量连续增加，茶叶出口不断加大，各项茶叶生产指标年年提升，使中国在全球茶叶生产国中的地位日见显耀。
(1)茶叶生产：截至2020年止，中国茶业与1949年相比，无论是茶园面积，还是茶叶产量都有显著增长。详见如表。
在全球60多个茶叶生产的国家中，我国茶树种植面积、茶叶生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
(2)茶叶出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当时为了打破列强封锁，随即成立中国茶业公司，沟通产销情况，有计划地推动茶叶出口。从1949年的历史低点0.99万吨，经70年努力，至2020年我国茶叶出口量已达34.9万吨，增长了34.3倍。现今，中国茶叶已出口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二。
(3)茶叶消费：当代，中国茶叶消费量就总体而言是持续提升的。特别是近10年来，随着饮茶有利健康，以及倡导“茶为国饮”的激励下，全国茶叶消费水平提高更快。详见如表。
如今，我国已成为全球茶叶最大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全国人均年消费量已达1500克以上。
3、茶叶科技日趋进步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主要产茶省(区)相继建立了省级茶叶研究机构。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在浙江杭州成立，标志着中国茶叶研究进入到了有计划、有组织发展阶段。1978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又在成立杭州茶叶蚕茧加工研究所(今杭州茶叶研究院)，隶属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管辖。至此，中国茶叶研究机构才渐趋完善，开始进入正常研究状态。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
如今，中国的茶叶科研主要是由各级农业、商贸等部门所属的研究、试验单位和大专院校相关研究所室组建而成的。当代茶业科研机构的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1)科研机构不断建立：从1949—1958年，当时茶业生产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和发展茶业生产，这自然也是茶业科研机构的首要任务。为此，重点做了三件事：一是培训人才，推广适用技术，垦复荒芜茶园，提高栽茶和制茶技术水平，尽快改变茶业生产落后面貌;二是围绕茶叶增产提质，以及改造低产茶园、改进制茶技术进行试验研究;三是为适应当时茶业生产发展态势，尽快恢复和新建茶业科研机构。
(2)科研机构历程曲折：从1959—1976年，先是1959年开始的连续3年自然灾害。1963年开始，茶业生产步入正常发展，但从1966年开始进入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科研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文革末期，才开始逐步恢复。
(3)科研机构逐渐完善：1977年8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茶业科研机构很快恢复正常秩序，科研工作积极开展。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使茶业科研机构不但在原有基础上升级，而且根据茶业发展需要，又新建了若干茶业科研机构，使科研机构布局更加合理、更趋完善。
(4)科研体系基本建立：进入21世纪以来，至2020年，已有全国性茶业科研机构有2个;省级的有14个所(场)，主要分布在重点产茶省、自治区、直辖市或特别行政区内的有代表性城市。
并形成了一支包括院士在内，高中低职称相配，老中青相结合的茶叶科研专门队伍。他(她)们之中，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就达400余人，並从事硕士、博士培养，还建有博士后流动站学科点。茶叶科研体系已基本形成，促使了茶叶科技在众多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在茶树全基密码破译、茶树起源演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陈宗懋院士
刘仲华院士
4、茶学教育不断完善
当代茶学教育体系主要由普通高等教育、职业中等教育和普及教育三个方面组成。特别是茶学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走过曲折的历程，但总体依然是积极、健康向前发展的。如今，较为完整的茶业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建立，并且正在改革创新，步入了持续发展之路。
(1)恢复调整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为尽快恢复茶叶生产，急需更多的茶业专门人才。为此，需要尽快增加茶业高等教育布点。1950年，武汉大学农学院创办了二年制茶叶专修科。1952年，重庆私立敦义农工学院创办茶业专修科。1952年，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叶专修科并入安徽大学农学院。设在重庆的西南贸易专科学校茶叶专修科并入西南农学院园艺系。1952年，设在杭州的浙江农学院新设茶叶专修科。1956年，浙江农学院、安徽农学院、湖南农学院三个农学院的茶叶系(专业)又升格为培养本科生。
(2)沉寂动乱时期：1958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跃进”运动，正常秩序被打乱。1959年开始，又出现连续3年自然灾害，再加上中苏关系恶化，茶业生产和出口受阻。1966年开始，10年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茶业高教育虽然有些发展，但总体趋于守护状态。
(3)全面建设时期：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茶业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秩序，高等茶业教育出现许多可喜景象，不但布点增加、学制升格，而且在基础加强、体系完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4)稳健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高等茶业专业教学在取得全面发展的同时，还在转型升级、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上做文章，并在增设专业布点、扩展新型专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3年，浙江树人大学率先设立了应用茶文化专业，进行大专学历教育。与此同时，重庆的西南农业大学在高职教育中，也开设了茶文化专业。2006年2月，浙江农林大学在全国建立了第一个茶文化学院，同年开始招生，进行本科学历的茶文化教育。近年来，浙江、山东、江苏、四川、陕西、河南等省茶业高等院校中还新增设茶业、茶叶深加工与品质管理、茶文化与贸易、茶叶企业经营与管理等专业。从而，使得茶学专业学科的范围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扩展与深化。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树人大学
如此，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直到2020年止，全国至少已有50余所高等大专院校，设立了茶及茶文化学科(或专业)。
5、茶文化事业得到复兴
尽管中国茶文化现象在六朝时已有呈现，中唐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但“茶文化”这一名词的出现和被接受只有40年时间。
(1)茶文化学科基本建立：“茶文化”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在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出现，并逐渐走进人民大众的视野。“茶文化”概念的确立，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只化了10 年左右时间，这反映了茶文化发展的迫切性与必然性。进入21世纪初，茶文化学科基本确立，至今仍在不断完善中。
(2)茶文化成为一种产业：随着茶文化活动的开展，围绕着茶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与精神的转换，以致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了一批新兴的茶文化产业，并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如茶文化产品的湧现、茶文化庄园的建设、茶文化旅游线的开辟等就是例证。
(3)茶艺馆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勃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现代茶艺馆，不论是形式和内容，还是作用和地位与老式茶馆相比，都有新的发展和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和四川成都两地，分别有不同形式，规模不一，且各有特色的茶艺馆5000家左右;重庆、杭州、西安、长沙、南京、济南等城市的茶馆都有千家以上;广州羊城和台湾台北的茶艺馆更是遍及全城。粗略估计，目前，全国有茶馆有10万家左右，年经营额500亿左右。
(4)茶艺成为一种职业：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21世纪初已由国家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部颁发实施。《茶艺行业规范》和《茶艺馆在职人员培训法规》也已出台。与此同时，全国茶艺师职业技能教材也已编写和出版。经国家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以培养茶艺职业专门人才为内容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已在全国各省、市、区建立。
(5)茶文化场馆纷纷建成：茶文化场馆是展示茶文化、宣传茶文化、探茶文化的重要基地，也是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场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茶文化活动的开展，全国各地还建立了一批以茶为中心的主题博物馆，特别是1991年，随着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浙江杭州建成开放，标志着中国茶文化建已进入到一个新境地。如今，全国以茶为专题博物馆至少已有70多家。
中国茶叶博物馆
(6)茶文化学术氛围浓厚：从1990年开始，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己连续在国内外举办了十六届，每届都有来自数以十计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数以千百计的代表与会。现今全国的大部份省级，地市级、县级的茶文化研讨会，每年数以百计。全国各地有茶文化期刊数十种，每年发表茶文化论文上千篇，出版茶文化书籍上百部，为丰富茶文化、精细茶文化、提升茶文化奠定了基础，充实了内涵。
与此同时，许多省、市在还成立了以研究中华茶文化为已任的茶文化研究机构，对茶文化进行专门研究。另外，各地茶文化研究会以及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还分赴世界等几十个国家开展茶文化学术交流。
(7)茶文化组织不断建立：随着茶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茶文化社团组织(包括茶文化民间社团、学术团体等)不断涌现。它有利于茶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加快茶文化事业的建设。如1980年，台湾成立了“陆羽茶艺中心”;1982年，第一个以弘扬茶文化为宗旨的杭州“茶人之家”成立;1990年，“中华茶人联谊会”成立;1993年，经民政部批准，同意成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这是弘扬宣传与研究交流中国茶文化的全国性民间团体。
如今，包括1964年成立的中国茶叶学会在内，全国性的茶及茶文化社团组织至少有6个，它们分别是中国茶叶学会、中华茶人联谊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食品土畜产进出口商会茶叶分会、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等。在它们的影响下，全国大多数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的别行政区，都相继成立了茶文化社团组织。
6、名优茶有创新和提升
据1999年统计，全国有历史传统名优茶、当代创新名优茶1017种。经过20余年发展，预计全国有名优茶2000种左右。目前全国名优茶产量已达到茶叶总产量的40%以上，名优茶总产值要占到茶叶总产值的70%左右。今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全国名优茶将成为中国茶产业的“半壁江山”，日益受到生产者的关注，消费者的关心。
7、茶产业链获得延伸
茶叶不仅可以饮，而且可以吃、可以用，还可以玩，这为拉长茶的产业链提供了前提条件。所以，如何使一二三产连同，就成了拉动茶经济的助推器。自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在下列两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1)茶文化景观成为旅游新亮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茶文化事业进入繁荣时期，茶文化旅游也就成了人民追求的新靓点，成为人们生态休闲文化的重要内容，使茶文化旅游逐渐形成为一种新的产业。福建的武夷山、广东的雁南飞、重庆的茶山竹海、福建安溪的茶叶大观园、浙江长兴的大唐贡茶院和杭州的梅家坞茶文化生态休闲村、贵州湄潭的美丽茶乡、云南临沧的茶文化风情园等，它们都是在利用当地茶文化资源，再与旅游相结合成为发展当地经济的一种新举措，成为一种拉动当地经济新亮点。
(2)茶叶深加工备受关注：千百年来，对茶的利用一直滞留在传统意义上，没有突破茶作为一种饮料的范畴。近30年来，我国茶叶的用途已经从其冲泡饮用的单一方式扩展到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茶叶的功能成分已经被分离，并已转化成高科技产品。目前，单就已恢复和创新的茶菜肴品种就超过200种以上。茶罐装饮料已步入成熟期，其间差不多前后只化了20年时间。据2000-2018年的18年间，每年增速几乎都在两位数以上，品类几乎囊括所有茶类。此外，还有各种保健茶、多味茶、新型茶饮料亦有相继开发，进入市场。
此外，茶的利用还渗透到旅游、医药、化妆、轻工、服装、饲料等多种行业。茶的化妆品、茶的洗涤剂、茶的润肤剂、茶的除臭剂、茶的着色剂、茶的服装，等等，使茶的利用更加广泛。
8、“茶为国饮”已深入人心
饮茶有利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提升，为增进世界和平与友谊做出贡献，这是茶文化的永恒主题。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提出：“就茶而言，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从此使茶为国饮的呼声叠潮不断。20世纪80年代，一些有识之士明确提出要提倡“茶为国饮”。2004年3月，时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枫向全国政协提交议案：要“把茶列为中国的‘国饮’”。如今，茶早已成为中国的举国之饮，并在全国范围内已逐渐渗入人心，倡导茶为国饮完全是在一个全新的背景下，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茶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因为提倡茶为国饮，不但能更好地展示茶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能为造福人类提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愈来愈多的因为饮茶有利健康而爱上了茶。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全民饮茶日”业已确定。
2019年11月27日第74届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5月21日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这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
三、明天的茶产业、茶文化、茶经济将会更加阳光，并在更高、更深层次上影响着人民品质生活的提升
回顾历史，尽管茶已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但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创新，才能永葆青春。而茶及茶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决定了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人民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当下，以茶叶博览、饮茶休闲、茶学研讨、茶艺教育、茶乡旅游、茶书出版为代表的茶事活动，持续高涨，茶事业持续高涨，成为造福人类的共同财富，在更高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品质生活。如今，茶正在向着“六茶共舞，三产交融，跨界拓展，全价利用”道路上获得更大创新发展。
1、茶文化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
“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生活必需品;“琴棋书画诗曲茶”，茶又是一种精神“食粮”。在中国即使是平民百姓，其生活的底线依然是“粗茶淡饭”，生活离不开茶;而富庶之家在酒醉饭饱之余，仍然离不开茶。一片茶含在嘴里能解渴，埋在心田能使人心灵升华，这就是茶的魅力所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凡有亲朋进门，都把茶作为迎客的见面礼，道理就在于此。茶还有深刻的哲学内涵，《茶经》曰：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不仅是一种饮料，还能修炼德行。综观世界，尽管各国人民宗教信仰不一，但世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是推崇和倡导饮茶的。
在这里，倘若人们把茶看作是一片叶子，那么它是一种有形的物质，只是一种能解渴、提神、生津的饮料;如果把茶看作是一种文化，那么它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是一种能修心养性，给人以心灵上的愉悦。如今，茶已成为人民品质生活的展示，茶及茶文化热的持续升温就是最好例证。可以预言：21世纪茶必将成为世界最大饮品，终将成为全球绿色食品之王。
2、茶的文化创意产业不断涌现
以茶文化来促进茶产业的发展，大力宣传茶叶对人类健康的功效，实现了茶产业与茶文化的互动与一体化发展。近年来，许多国家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新引擎，推动产业升级。以茶文化为题材的旅游业、影视业、出版业、艺术品经营业、动漫业等同样也可以形成新的茶文化产业。如凉茶在过去并不为人喜爱，现在将凉茶加工成了新型茶饮料，并且以青春、活力、动感的崭新形象，吸引广大的年轻人饮茶;大多数茶叶是越新越好，而现在许多饮茶国家提出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六堡茶、茯砖茶等黑茶陈的香气更纯正、滋味更醇厚，使之成为目前发展较快的茶类。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饮茶有利健康的推动下，与之相关的戏曲、电影、歌舞、书籍等文化产品不断推出，进一步促进了茶消费的提升和升级。
如今，在中国还出现了许多售卖与体验相结合的茶文化主体企业。又如以茶馆、茶博物馆、茶会展等为主要对象的设计装修企业，以茶学为代表的出版企业，以茶具制作、广告宣传等为代表的制作企业等，让人民更加形象直观地了解茶文化，这些都是茶文化创意产业的代表。
此外，各地涌现茶歌、茶舞、茶艺等的演出活动，为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光彩。
3、茶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茶文化产品是指以茶为题材，并由此衍生出来的茶产品，目前最常见的有茶的装饰品，诸如茶的书画、茶的雕塑、茶的工艺品等，它们常见于一些茶叶生产单位、茶叶博物馆、茶艺馆、旅游景点，以及公共文化场所等地。
其次是茶包装文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审美观的提高，对茶包装设计的要求愈来愈高，不但要求茶包装无污染，耐保鲜;而且要求设计新颖，并富含文化。昔日一张清洁纸、一个食品袋的包装方式，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茶叶包装已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总之，随着茶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茶文化产品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逐渐成为一种朝阳产业。
4、茶的生活品质获得提升
如今，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了文明的一种象征，提高生活品质的一种享受。这不仅因为茶的内在价值切合了新世纪人类发展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而且更是代表着倡导新的生活，展示着未来的新价值观，把茶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茶文化，确立成为一种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所以，发掘茶文化的内在思想境界和文化价值，弘扬茶德，崇扬民族文化，以茶会友，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已成为各国茶文化工作者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
近年来，许多地方开展的茶文化生态休闲游，它们在为提升茶园经济价值的同时，重要的是为改善与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和生活品质，为茶行业发展开创了新的文化旅游模式。
5、茶庄园建设成为新亮点
近年来，茶庄园建设在全国不少茶区兴起，它不但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模式、新卖点、新活力;而且还为人民体闲旅游、助推社会良好风貌、提升人类美好生活提供了好去处。同时，这也是茶的转型升级，文旅结合，延伸产业链提供了一种新模式，对提升茶业经济以及以茶为载体，集茶叶生产、加工、经营、休闲、养生、观光、求知、文化等为一体，一二三产业相融，生态环境优美、生活舒适、交通便捷的景观式的茶产业园。在这方面山东日照市的浮来青茶业有限公司、浙江龙泉市的金福茶业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区的福泉山茶场、安徽黄山市的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勐海县的陈升茶业有限公司等在这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但要走的路还很长。
宁波福泉山茶场
今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提高，建设茶庄园对提升企业形象，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家园将会起到很好作用，必将成为茶业发展的新亮点，日益受到人民的关注。
总之，如今的茶及茶文化发展，充分显示茶的未来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必将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茶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说明]：回眸中国茶叶100年，其间既有苦难与挣扎，又有欢歌与欣慰。只是要在10天时间内写出这篇综述，自知其实难副，不但疏漏难免，而且偏差有之。本人最终应允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只是受当今茶叶发展鼓舞，设想开个头，能让更多的后来人去纠偏，直至补充完善，这才是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所在。
作者：姚国坤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现为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世界茶文化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名优茶协会(ISTA)专家委员会委员。
曾赴马里共和国担任农村发展部茶叶技术顾问;赴巴基斯坦考察和组建国家茶叶实验中心;多次赴美国、日本、韩国、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马里以及香港、澳门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茶及茶文化学术交流和考察。
2003年，参与组建全国第一个应用茶文化专业(浙江树人大学内)任负责人;2005年，筹建全国第一所茶文化学院(浙江农林大学内)任副院长。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40余篇，出版茶及茶文化著作90余部。获得国家级、省级、部级科技进步奖4项，取得科技成果6项，中共浙江省委老干部局授予“银尚达人”称号，余姚市人大常委会授予“乡贤楷模”称号，杰出中华茶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来源：茗边
如涉及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近代茶庄、茶号以零售业为主，遍布全国各城镇，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影响极大。一般茶庄经营者皆与茶山相熟，道途通晓。在近代中国茶叶品牌史中，尤以粤商、徽商居多。盘点一下民国以来，中国排名十大的知名茶叶商人：
1、华茶公司——唐季珊
唐季珊，东南亚著名的富商，经营茶叶生意。之后加入阮玲玉电影制片厂，是联华公司大股东。唐季珊曾先后任上海市输出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市茶行商业同业公会监事、中国茶叶协会常务理事，中华造纸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民国5年（1916年）回到国内后，即以其父名义邀集亲属集资10万，设立华茶公司，由唐季珊为实际主持人。是为中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华商茶叶出口行。并由其父串连卓镜澄、陈翊周、朱葆元等加入，几乎集当时这个行业的全部实力做后盾。最初运美的“天坛牌”、“美女牌”小包装茶叶，两三年一直未打开销路，10万资本亏损殆尽。
民国9年左右，华茶公司由唐翘卿独自投入资金经营，唐季珊在美虽与一家专营茶叶的大进口商卡特建立了关系，但因无推销机构，销售渠道不畅，仍然敌不过洋行势力。
民国12年华茶公司再次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10万元，唐氏家族占80%。其余由上海茶栈商人投资。唐季珊任总经理。在华商同业的全力支持下，华茶公司先后在平水、福州、屯溪、杭州、肖山、诸暨等茶叶产地自设茶号，收购毛茶，在上海开设茶厂进行加工。自产自销，产销合一，减少了流通环节，节省了开支，降低了成本，以质高、价低的优势与洋行竞争，逐渐打开了外销局面。
五卅运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制英商、英货，洋行进货与装运发生困难。华茶公司趁机大做出口生意，这一年华茶公司出口额高达8万多箱。
值得一提的是，华茶公司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与汾酒、茅台等一道参加世博，获得一等奖章。
2、龙德记茶庄——池秉德
池秉德（又叫池阅龙），生于19世纪七十年代。其祖上世代制作乌龙，父亲曾在当年的“茶都”鹤山同时担任三大茶庄的制茶师，后更是出任当时茶叶贸易量位于全国一位的美珍茶庄的首席（当年称为“大师傅”）。美珍茶庄在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当时能够出任大师傅的，必定是制茶造诣极高的茶人。
受环境影响，池秉德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学习制作乌龙茶。14岁便已在美珍茶庄担任制茶师，17岁时随父落户广州，21岁时已成为茶行业内闻名遐迩的制茶大师傅。年纪轻轻，便在制茶届与父亲地位相近，池氏父子的名声也早已在行业内有了制茶世家的美名。
当年美珍茶庄曾邀请池秉德接替年迈父亲的职位，但是池秉德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由于家庭世代传承的关系，他有了开自己的茶庄的想法，之后选择了专注于乌龙茶的经营。
1898年，池秉德在亲友的支持下，于广州创办了“德记茶行”，后改名“德记茶庄”，主要经营乌龙茶生意。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自身对茶的敏锐触觉和过人的商业才能，很快德记茶庄名气起来了。那时候坊间流传着，到广州十三行采购乌龙茶，一定要去“德记茶庄”——优秀的工艺水平，严谨锐利的选材，多年制茶经验，让德记茶庄的乌龙茶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内脱颖而出，店面内每日门庭若市，甚至一度作为进贡给皇上的贡品。
时任广州知府赠予德记茶庄一块“乌龙世家”的牌匾，大红“德”字包装、专精而全面的乌龙茶商品，成为那个年代十三行里的一项乌龙传奇。
在1939年芝加哥世博会上，德记茶庄凭着自产的“贡品乌龙”，包装精美、茶香四溢，顿时成了各国参展商、参观者关注的焦点，并一举拿下世博的进步奖章，被誉为“一个世纪的进步”。
3、红顶茶叶商人——伍秉鉴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当时广州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的先祖在福建是从事种茶叶的，在康熙初年由福建泉州迁至广东广州，家族从事的还是广东与福建之间茶叶的买卖。到了第五代的伍国莹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曾在广州首富潘振承家中做账房。1783年，伍国莹就开始参与经营的商行叫做元顺行。1792年，伍国莹把业务交给了儿子伍秉钧，伍秉钧接过这个行务以后就正式创办了怡和行，伍秉钧在35岁的时候病逝，他的弟弟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
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
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是惊人的。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且，伍家在珠江岸边的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这六个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4、丝茶买办大王——唐廷枢
唐廷枢（1832年5月19日－1892年10月7日），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清末洋行买办、洋务企业活动家。1851年起，先后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译员10年。1863年进入上海怡和洋行充当买办，经理库款，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开展航运，扩大洋行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的势力。同时，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大量附股洋行经营的保险、航运企业，并为洋行企业吸引大量的华商资本。1873年任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任职期间，招商局的营业状况颇有起色。1876年受李鸿章委托筹办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开平煤矿的组成或附属部分，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5、谢裕大茶庄——谢正安
谢正安，安徽徽州歙县人，黄山毛峰创始人，其创办的“谢裕大”茶行居徽州五大茶行之首。
1875年，谢正安在歙县漕溪（今徽州区富溪乡）选采肥壮的新鲜嫩叶，在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亲自动手，大胆改进，经过“下锅炒（五桶杀青）、轻滚转（手轻揉）、焙生胚（毛火）、盖上圆簸复老烘（足火、显毫）”等工序精心制作，形成“外形似雀舌均齐壮实，锋显毫露，色为象牙，鱼叶金黄。冲泡后，清香高长，汤色清澈，滋味鲜浓，醇厚、甘甜。叶底嫩黄，肥壮成朵”的独特新茶。由于该茶白毫披身，芽尖锋芒，又因其产地邻近黄山，谢正安遂给它取名为“黄山毛峰”。
19世纪60年代末期，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清朝又开始“商务奋兴”，外销“洋庄”茶叶生意由低谷发展到高潮。当时“五口通商”的外贸出口格局已经形成。东方明珠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我国茶叶外销的第一大口岸。上海外贸的兴起，在地理空间为徽商的振兴提供了条件。过去徽商的茶叶出口须经广州“洋庄”输出，而徽州到广州行程千里，产品从屯溪运至广州，历时近2个月，而从徽州到上海，只不过2~3天功夫，减少了损耗，加速了资金周转，使徽州茶叶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徽州茶的销量不断攀升，有力地促进了徽州地区的茶叶生产。此时，种粮兴茶的谢正安当机立断，决定重操旧业，每年春季在漕溪挂秤收购春茶，经加工后，肩挑至皖东运漕、柘皋设店销售。因亲叔谢光荪在江苏靖江县新沟司衙内任职，他又将茶叶从长江水路运到靖江，再到上海闯市场，与“洋庄”做贸易，经过多年的经营，谢正安于光绪元年在漕溪开办“谢裕大茶行”。不久，又在屯溪、歙县等地开办茶行和茶厂。把茶行业务扩展到上海、运漕、东北营口等地，在吞并了休宁的吴家茶庄后，成为徽州六大茶庄之首，古歙北方四大财主之一。据《祥字阄书》记载：除去未作价产业甚多外，家积有价产业和英银洋计达49100元，宝银3400两。谢正安在上海闯荡时，上海市场茶庄林立，各庄普有名茶、名品，常品茶竞争相当激烈，谢正安用其敏锐的商业眼光看到了徽茶的不足，当时徽茶大宗是炒青“屯绿”，销量一直居全国绿茶领先地位。但一些地名茶如西湖龙井、庐山云雾、云南普洱等争相入市，并且上市早、外形美、香味清醇，为达官贵人所器重，为内外茶商所青睐。由于这些茶上市早、产量少、做工精致，因而价格高、利润大。
建国后，黄山毛峰一直为全国名茶中的佼佼者。改革开放后，"谢裕大"茶庄改名为"天茗庄"，经原国家内贸部核准，成为安徽茶业唯一"中华老字号"茶庄。
6、汪裕泰茶号——汪立政
汪立政(1827～1895)，绩溪八都余川人(今上庄邻村)，字以德。1840年赴上海茶叶店为徒，勤劳忠厚，深得业主信任；1850年自办汪裕泰茶叶店于沪南，督工精制四方名茶，薄利多销，声誉鹊起而在业内独占鳌头，此后在上海、奉贤、苏州、杭州等地设分号9处。汪裕泰经营有方，业务发达，驰誉中外，盈利丰厚，执沪上业内之牛耳，为旅外绩溪人中的富商巨贾之一。
汪立政富而有道，急公好义，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多有资助。余川村口的环秀桥毁于道光癸酉(1873)，当时死难者无数，沿河良田皆废为沙滩，对此他一直牵挂在心。晚年，他捐金二千数百元，并派专人监工重建，虽未亲眼目睹夙愿的实现，但其子完成了此项义举。汪立政子汪惕予因致力于悬壶济世，只能勉力维系汪裕泰店业；其孙振寰1919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继承汪裕泰店业，刻苦钻研，善于革新，几经努力，于1927年在上海西藏路开设汪裕泰总号、辟有5个门市部，接着又在浙江路和福履路分设2个门市部，以批发兼零售，销售新制的绿茶、红茶、花茶和茶砖而驰骋沪上。抗日战争初期，他又悄悄地将资产转移美国和日本，在国外开设分销部，挽救了经济上的损夫，且及时地将汪裕泰茶叶打入国际市场，1949年离开大陆后，仍在海外维系店业。
7、吴鼎裕茶庄——吴锡卿
吴锡卿，安徽歙县昌溪村人，生于1876年春，祖上为安徽茶商世家，兄弟6人，吴锡卿排行老四，1887年举家前往北京，初夏创办吴裕泰茶栈，由吴锡卿出任总管，几十年后才改号吴裕泰茶庄。吴家先后在城里城外开了8家大小茶庄，后来发展到11家，他们是：崇文门内“乾泰聚”、“福盛”、“吴鼎裕”茶庄，“吴鼎裕”即今崇文门菜市场旧址，专门经营高档茶叶，供豪门显贵享用。
吴裕泰茶庄，自创建之日起至今，一直坐落在东四北大街44号。其时占地20多亩，高门大院，能同时进三辆大车，共有8个院落，100多间房子，为花园式建筑，分为客房，库房，加工拼配室，营业店堂等。那时，茶庄主要从安徽、福建、浙江等地进茶，一般是经大运河到通县，再用大车进东直门，到北新桥。那时吴裕泰茶栈的电话是：北局，1928。现为64041928，历经百年，主号未变，现在王府井吴裕泰茶文化馆，展有一老顾客捐献的早年吴裕泰茶栈茶叶筒可作证明。
吴裕泰最早的牌匾是吴锡卿用五块银圆，请清末老秀才祝春年写的，称《吴裕泰茶栈》，书法不俗。这块匾在北京挂了几十年，公司合营时，吴裕泰茶栈改为《吴裕泰茶庄》，文革时北新桥地名被改为红日路，吴裕泰也更名为“红日茶店”（为竖牌），直到1985年才恢复老字号，是请中央民革委员冯亦吾老先生题写的，黑地金字的横式牌匾，沿用至今。
1994年，茶庄进行翻扩建，营业场所由原来的50平方米增加到80多平方米，店堂宽敞明亮，店内悬挂着天津炎黄画院赠送的大幅国画，《陆羽品茶图》。次年，建成与茶庄一壁之隔的《吴裕泰茶社》，著名书法家刘炳森，欣然命笔题写匾额，1995年金秋时节，茶社开笔会，刘炳森、胡洁青老人、李滨声，苏适、米南阳，留下了墨宝。
当时的吴裕泰茶栈，就以拼配花茶为经营特色，开始是自己窨制，后一律在产地窨。安徽的名茶不少，祁门红茶，安徽屯绿，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等享誉中外，但那时北京的老百姓喝不起这些名茶，大多喝花茶，吴裕泰拼配的茶基本上是大众化的，所以生意一直很兴隆，在北京茶行中独树一帜。
新中国成立后，吴裕泰这个百年老店又获新生，1955年底，公私合营后，更名“吴裕泰茶庄”。1995年被国内贸易部授以“中华老字号”称号。
8、张一元茶庄——张文卿
张文卿，安徽歙县人，张一元茶庄的创办人。张文卿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花市大街摆设茶摊，光绪二十六年开设“张玉元”茶庄。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文卿在前门外观音寺街路南购房开设了一间门脸的店铺，取名为“张一元”茶庄。取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亦即“开市大吉、日新月异”之意。不久迁至观音寺街路北一处三间门脸的店铺营业。1912年张文卿又在大栅栏开设“张一元文记茶庄”。以“文”字表示为张文卿所开，三个茶庄以张一元文记为主。茶庄开业后，由于店址优越、经营得法，以质量上乘而声名远扬。
张一元茶庄茶叶质量上乘、色味醇正，茶庄的业务好、发展快，得益于创业者张文卿经营有方。1925年张文卿亲自到福建开办茶场，在福州郊外半山坡盖了几十间房，雇佣当地工人按季节收购新摘的茶叶，并选最好的茉莉花自己薰制，再依北方人的口味就地窨制、拼配，形成具有特色的小叶花茶。以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被京城百姓认可，并广为传颂。张文卿自己办茶厂不仅可以熏制特味的茶叶，而且要比在北京从茶叶批发商手中买货价钱要便宜得多。所以，同等级的茶叶张一元比别的字号茶庄卖得便宜。张一元茶庄还经常派人到一些茶庄了解售价，掌握商品行情，并且买回别人销售的茶叶与自家同级茶叶比较，不断使自家茶叶质量优于同行。当时，该茶庄就设有电话和函购业务。凡买2.5公斤以上茶叶者，均送货上门。尽管生意好，可茶庄仍很重视广告宣传。北京的商店，用高音喇叭播放歌曲、戏剧来招徕顾客，张一元茶庄是第一家。抗战前夕，张一元茶庄播放彭素海用西河大鼓演唱的“三下南唐”，每次播放时，门前总是围着许多听众，为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
9、近代中国茶王——徐润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县北岭村（今珠海市北岭乡）人。父亲徐宝亭曾任清朝官吏，叔伯皆为洋行买办。清咸丰二年（1852），14岁时随叔父徐荣村经澳门抵达上海，在英商开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起直至工作16年。勤奋刻苦，悟性颇高，得洋行主管器重，成为领管各分行的总买办。其预见到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购置江轮、船坞，将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作为洋行的主要业务，并将出口贸易拓展到日本，使洋行的进出口总值每年达数千万两白银，很快成为巨富。
早在宝顺洋行上堂帮账时，徐润就自己经营茶叶等生意。他与人合作开过一家“绍祥”商号，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转卖给上海各洋行，这既为宝顺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又为自己赚取了差价。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后，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产茶区增设了多处茶栈，并选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从而形成一个茶业网络。由此，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茶区的收成，掌握多条供货渠道，并针对英、美、俄等国消费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断地向各国洋行提供合适的出口货源，而且根据行情随时调整茶价，谋取高额利润。徐润和唐廷枢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对上海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茶叶贸易进行控制。
茶叶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出口产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国茶叶输出最兴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输出量达268万担，创茶叶出口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个纪录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986年才被突破。当时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3以上，而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因此，有人将徐润誉为“近代中国的茶王”。
10、吴怡和茶号——吴荣寿
吴荣寿(1873—1934)，字永柏，号俊德。近现代著名茶商，著名徽商。又名俊德，字永柏。安徽歙县岔口乡人。吴荣寿童年时代随同父亲来到屯溪，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1901年父亲病故后，他大胆拓展业务，在屯溪阳湖开办吴怡和茶号，专门制作外销高档茶。数年后，又创立吴怡春、吴永源、华胜等茶号，进一步扩大外销精品茶的产量，每年制销高档屯绿数千担，最多年份高达2万担，占屯绿外销半数以上，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吴荣寿决心对茶业经营进行革新，企望创出新品名牌茶叶，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贡"等茶，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叶价格狂跌，加上朱富润火烧屯溪商业街，几度大损失使吴怡和等茶号一蹶不振。
吴荣寿独立经营茶号之后，非常重视技术和工艺改进，他重金聘请婺源制茶技术高手汪汉梁为洋庄总管，将婺、歙两地“屯绿”制作工艺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他还对雇佣的工人亲自传授操作技术，并相对固定地雇佣他们。因此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如父母使用的茶锅、拣板，可以传给其子女使用，称为子孙锅、子孙板，既保证了工人工作稳定无忧，又体现了商家延续有继。有《茶庄竹枝词》这样评说道：“急明论暗肆咆哮，坐了编成莫混淆。还是旧年原板好，学他燕子各归巢。”由于吴荣寿经营茶叶注重质量，又讲求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洋庄越开越多，先后在屯溪阳湖开设了吴怡春、吴永源、华胜、公胜等18家洋庄茶号；每年雇佣工人多达1000余人；年加工销售“屯绿”二三万箱，占“屯绿”总产量的1/3以上；巨大的规模使他成为徽州外销茶商中的巨擘，吴荣寿被理所当然地推举为休宁县商会首任会长。
**部分图片及素材来源于网络，如需要转载文章请注明出处（茶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