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近代中西茶叶贸易中，中俄茶叶贸易具有鲜明的特色。中俄茶叶贸易主要通过陆路进行，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界，恰克图和汉口分别成为两国茶叶贸易的中心。俄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主要是砖茶和红茶，是唯一在中国设厂加工砖茶的国家，从而建立了对茶叶加工和茶叶贸易的全面控制。到19世纪末，中俄茶叶贸易在中西茶叶贸易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近代中俄茶叶贸易恰克图汉口
作者：张应龙，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一
广东十三行
当茶叶飘洋过海进入欧洲的时候，从中国北部入俄国的陆上茶叶贸易也逐渐发展。海上茶叶贸易以广州为中心，陆上茶叶贸易以恰克图为中心，广州与恰克图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外销茶南北两大门户，中国茶叶通过海路和陆路这两条动脉源源不断地输向外部世界。
万里茶路
虽然古代兴盛的西北茶马贸易在清代前期渐趋衰亡，但饮茶习俗早已深深扎根于西北诸民族的生活之中。“塞外不用银线，专喜黑茶蓝青梭布，往往牵牛羊马驼来交易，宜多带以为盘缠”。茶叶不但是商品，而且还是交易的价值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往的扩大，饮茶习俗从中国西北地区向更西更北地方传播。1638年，奥利维（Olearius）发现波斯人喝的茶叶是通过乌兹别克（Uzbak）商人从中国贩运来的。中俄两国陆地接壤，受中国饮茶习俗的影响也是自然之事。根据有关材料，1616年哥萨克什长彼得罗夫在卡尔梅克汗尝到茶叶这种“无以名状的叶子”。1640年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VasiliStarkaff）从卡尔梅克汗带回200袋茶叶（每袋重三俄磅），被称为茶叶首次入俄。
直至18世纪以前，中俄茶叶贸易处于非经常化的初始阶段。与同时代海上茶叶贸易发展水平相比，中俄陆路茶叶贸易显得较为迟缓些。所不同的是，中俄两国官方交往比其它欧洲国家更加密切，茶叶时常被用于招待俄国使臣和作为清廷馈赠俄国的礼品。1658年俄使阿勃林收到的清廷礼物中，有茶叶十普特。1676年，在清廷给俄使斯帕法里的礼物清单中，有送给俄皇的茶叶12箱，给他本人的茶叶2箱，另有4箱茶叶给俄国贵族。但在这个时候，茶叶还不是俄国人追求的商品，所以阿勃林在北京时就将十普特茶叶全部卖掉，换成红蓝宝石。虽然如此，在17世纪后期，在托波尔斯克市场已有少量茶叶上市，而在莫斯科，1674年茶叶每磅售价达30戈比。
《尼布楚条约》:满清开国前的重大外交胜利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此后俄国经常派庞大的商队来北京贸易。在商队贸易中，俄国商人也采办一些茶叶回国，但数量不多。直至恰克图开市时，俄国商队在北京购买的茶叶只250担。
恰克图条约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次年恰克图正式开市。“恰克图名初不著，以互市故，始大显”。开市初期，恰克图贸易受北京商队贸易的影响还不很活跃，到18世纪40年代后才有起色。1755年俄国停止派商队到北京贸易后，中俄贸易便集中到恰克图。至此，“百货云集，市肆喧闹，恰克图遂成漠北繁富之区”。
俄国的饮茶在18世纪已很盛行。1764年俄国六等文官米勒在一篇报告中写道：“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喝中国茶，很难戒掉。中国茶往往比从海外进口的茶要好些，也便宜些。只是希望能从中国向外国转售得更多些”。米勒这段话基本概括了茶叶对俄国的作用和意义，它反映出饮茶是“很难戒掉”的生活一部分。从陆路输入茶叶之所以比欧洲转来的强，“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叶反佳，非自海船经过南海暑热致茶味亦减”。同时，直接进口比从欧洲转买要便宜得多，有更大的商业利润。以18世纪80年代为例，直接进口的茶叶每普特11卢布，而从欧洲转售来的茶叶每普特高值52卢布。俄国进口的茶叶不仅用于本国消费，而且还向波兰等东欧国家出口，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茶叶自然是俄国“必不可少的商品”，而更多进口茶叶也是俄国的“希望”。
18世纪中俄茶叶贸易有较大的发展，在18世纪前半期，每年输入俄国的茶叶不过1万普特，到18世纪末便增加至每年56，000普特，增长5—6倍。恰克图茶叶贸易发展很快。1750年，经恰克图入俄的砖茶7，000普特，白毫茶6，000普特，从1762年至1785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入俄国的白毫茶是8，000普特，红茶4，000普特，绿茶400普特，砖茶17，000普特，其它茶叶100普特，合共近3万普特，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货物总值15%。在恰克图互市中，由于俄国经常挑衅滋事，清朝多次下令关闭互市贸易，其中以1785－1792年这次闭市时间最长。俄国商务部于1788年3月写的一份报告沮丧地承认，这次闭市“不但毁坏西伯利亚的商业而且损害俄国所有的商业”。俄国被迫高价向欧洲列强购买茶叶，结果导致卢布汇率的削弱。1792年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之后，恰克图茶叶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1792年茶叶贸易量是24，568普特，到1798年增加到46，977普特，1799年是52，313普特，1800年达69，850普特（参见上表）。俄国进口的茶叶主要分为砖茶、绿茶和白毫茶。西伯利亚人比较喜欢砖茶，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比较喜欢绿茶，白毫茶则在全俄都有销售，价格较贵。“茶渐渐成了每一个俄国家庭必备的饮料”。
19世纪前半期是恰克图贸易的繁荣时期，茶叶成为最大宗贸易商品。茶叶贸易在中俄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在1802—1810年是42.3%，1812—1820年上升到74.3%，1821—1830年占88.5%，1831—1840年占93.6%，1841—1850年更是高达94.9％。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经恰克图进口的中国茶叶有三分之二是白毫茶，三分之一是砖茶。白毫茶主要行销中央俄罗斯地区和西伯利亚各大城市，砖茶主要行销中亚和西伯利亚农业区。饮茶不但在俄罗斯得到普及，而且在恰克图的贸易中茶叶贸易已到了绝对重要的地步，所谓恰克图贸易实际也就是茶叶贸易。
福鼎白毫银针
二
20世纪初的中俄边境口岸重镇恰克图，可见其市集之繁华
恰克图是中俄陆路茶叶贸易的中心。恰克图互市场所分二部分，在俄国境内称恰克图，在中国境内称买卖城。二城相距一百四十码，中间立有分界标柱。恰克图为正方形，设三门，内有教堂、官衙、税局、兵营、货栈、房舍，用木筑成。买卖城成矩形，设四门，十字街道横贯城中，18世纪末有房舍200余间，人口1，200人。
今恰克图全貌
恰克图老照片
清朝对买卖城的贸易活动采取类似广州公行制度的管理方式。“商集分设八行，选商良善殷实者为首，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该司官按各商到集日期先后，令以次交易”。而在俄方恰克图，俄国命“萨那特衙门咭那喇尔监察，与俄商划一价格”。中俄双方的商人欲买对方货物须进入对方市场才可交易，即中国商人需进入恰克图，而俄商须来买卖城。互市活动在严冬季节，时间为每年“十一月开卡，来年二月闭卡”。
整装待发的骆驼商队
清朝理藩院统辖中国商民在买卖城的活动，中国商民须持有理藩院发的院票方能前往贸易。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规定：“凡各商到库伦恰克图者，皆给以理藩院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以该商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之期，书单粘合院票，给与其已至所往之处。又欲他往者，许呈明该处将军大臣札萨克改给执照。其各商领票后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理藩院司官稽查。至恰克图者，出卡伦时由卡伦上会哨之札萨克稽查。至商集由恰克图理藩院司官稽查。凡票商，令以现银现货交易，定限一年催回，不准藉索欠为名，滞留各部落，取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无票者，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理藩院颁发的茶票与户部颁发的茶引性质相同，都是专卖的形式，只是颁发机关和行销对象不同而已。
工人将采摘的茶叶进行烘焙
工人将制好的茶砖进行打包
但是，院票制度日久生弊。清朝一向允许持有茶引的商人到西北边地卖茶，“至行销口外蒙古地方茶引，过关截角，至崇文门又复截去中间，给商随茶出口”。到边地卖茶的商人为谋厚利，不免出境私自贸易。地方官员贪图私利，也让商人以茶引代院票，从而破坏院票制度的执行。因此，嘉庆四年（1799年），清朝订立章程，规定“未及支领部票，由别衙门支领路引为凭贸易，一经查出，照无部票例治罪”。
行进在大漠中的运茶驼队
“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是中俄贸易的形象概括。到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民大都是著名的晋商。“其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种皮张、毡片等物”。中国茶商“向由张理厅开造请领茶票姓名字号，前经理藩院领取印票来口”。茶商领票出茶，除“交纳正税之外，到恰克图后，复交票规每张五十两”。按清朝的规定，每张茶票的准运量如按茶箱计算，每张茶三百箱。以武夷茶为例，“每茶一匝（箱），榖中国库平五十五斤，连包计算共榖八十斤”。如按骆驼计算，“每票一张，行商驮货以二百驼为率”，“每驼一只驮载茶斤，总以二百五十斤以下”。1850年，清朝发给茶商的茶票是268张，1851年至1855年在张家口的60家大茶商每年出票4至5百张。茶叶贸易无疑被大茶商所把持，在乾隆时，领有茶票的山西大茶商约60余家，依附的小茶商约80余家，未能取得茶票的小商只好附搭票商出口贸易，他们被称为“朋票”或“朋户”。到19世纪中期，张家口依然是60余家大茶商的天下，加上小商家，“有西帮茶商百余家”。而在买卖城，19世纪中期有商户100家，其中90家有铺面，但只有37家与俄商做批发生意，其余都是小商。
输往俄国的茶叶大都来自福建。据衷干《茶市杂咏》所述，“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福建茶叶输俄的历史，直至太平天国起义后因茶道梗塞，茶商改用两湖茶取代福建茶才有所改变。
太平天国起义
毛皮是俄国在恰克图换取中国茶叶的主要商品。俄国政府起初禁止私商贩卖毛皮，1762年始解禁。到1792年时，恰克图已形成六大商帮，即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俄美公司在恰克图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起初委托他人代理在恰克图的事务，1799年俄美公司正式成立后，遂派董事驻扎恰克图。俄国的毛皮来自北美、西伯利亚等地。仅俄美公司在1797年至1842年从北美等地掠夺来的各种毛皮达2453426张。这些毛皮除部分卖给美国人转至广州出售和部分送至莫斯科外，大部分被运至恰克图互市。
在皮茶互市中，俄商施展浑身解数，拼命压低交换的比价，以获取巨额商业利润。伊尔库茨克总督在1794年11月给女皇的报告中就盛赞俄美公司祖师爷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舍利霍夫（GrigoriiIvanovichShelikhov）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和“支持”。俄美公司利用手中掌握大量皮货，欺行霸市，抬高价格。在18世纪末的恰克图，一张海豹皮卖5卢布。一张海獭皮价值近100卢布，一张银狐皮值20卢布。到19世纪初，俄美公司通常用一张海獭皮换2箱茶叶或4匹土布，10张海豹皮换1箱茶叶。一张海獭皮换茶叶可赚110—124卢布，l张海豹皮换茶叶可赚5卢布13戈比至7卢布20戈比。俄美公司将换来的茶叶输往下诺弗哥罗德市场和莫斯科，售卖后扣除各种费用、运费、税收，一箱茶叶获利150—180卢布。到19世纪50年代，当毛皮已是销路不畅时，俄商在恰克图出售毛皮仍可获得暴利200%－300%。
清末运茶的“鸡公车”队伍
根据藏于列宁格勒档案馆一份写于十八世纪末的文件，“中国人带来的[商品]……，以及数量可观的绿茶。这种茶叶的质量远远胜过欧洲经过长途航海收到的茶叶，因此俄国人不得不以高达每斤二十法郎的价格收购，而他们转售时的价格很少超过十五或二十法郎。为了补这项损失，他们从不错过机会抬高皮货的价格，这几乎是他们唯一能为中国人提供的货物。不过政府在这个花招中比商人得到更多：俄国政府对每笔交易抽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税”。
旧时万里茶道上的商人和“川”字青砖茶
茶叶贸易是俄国一大利源，俄国对进口茶叶采取高关税政策，税率达75%。单俄美公司1821—1841年间在恰克图缴纳茶叶关税达2365340卢布61戈比，占同期俄美公司总收入的61%。从1842—1849年俄美公司年均售茶6700箱，获利很多。另据披露，1839年俄商在恰克图用700万元买下的茶叶，一运至下诺弗哥罗德市场出售，便可卖到1800万元，得利一倍半。与这种巨利相联系必然是茶价高昂。以1830年为例，每磅花茶在伦敦的售价是4先令9便士到5先令3便士，而在圣彼得堡是7先令3.5便士到11先令11便士，差价达一倍。俄国茶市的厚利，引起欧洲其它国家眼红，他们以走私的方法向俄国西部和黑海沿岸贩卖茶叶。
俄国的毛皮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已趋疲软，俄国代之以毛呢和棉织品来交换茶叶。至50年代初，毛呢及棉织品已占俄国出口货65%，而毛皮只占27%。俄国向中国推销的毛呢和棉织品都属亏本经营，中国商人也不喜欢，因为销售呆滞。但俄国从茶叶贸易利润中补回这方面的损失，从而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很显然，俄国对华出口贸易的利润以及俄国毛呢在中国市场上与英国及其它国家竞争的能力，完全依赖于茶叶的销售”。
尽管俄国从恰克图互市中捞到最大的商业利益，但这并不能满足其日益膨胀的胃口。俄国老早渴望能到中国沿海港口贸易，还在1787年4月，舍列霍夫向西伯利亚总督进言，要求派几只“挂某种合适的旗帜”的船到中国海港。1805年，俄美公司的涅瓦号和希望号终于驶进广州，并买走了2105箱茶叶。由于清政府的禁止，加上俄国也尚未具备强行打开中国沿海门户的能力，因此俄国到中国沿海口岸贸易的梦想迟迟未能实现。鸦片战争后，俄国人混水摸鱼，俄船多次驶至上海买茶。但对俄国来说，陆路贸易利益更大。1851年，俄国迫使清朝签订《伊犁塔台条约》，取得在这两个地方免税自由贸易的特权。次年，通过伊犁、塔台入俄的茶叶已有660000磅。伊犁、塔台成为陆路茶叶贸易又一重镇。到1858年，俄国强迫清朝签订《天津条约》，从此，俄国越过边界深入中国内地茶区买茶，以恰克图互市为特征的早期中俄茶叶贸易时代宣告结束。
1851－1860年中俄茶叶贸易统计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中国对外茶叶贸易的格局因此发生重大的变化。位于长江腹地的汉口在1862年开埠后茶叶出口便显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汉口茶叶或顺江而下至上海出口欧美市场，或经上海至天津改用陆路入蒙古和俄国，或溯汉水经樊城至大同入蒙古和西伯利亚，或南下达广州出洋。1861年汉口出口茶叶8万担，次年增至216351担，1870年达369166担。进入70年代，汉口年均输出茶叶50万担，到80年代更是达到60－70万担。汉口的突出特征，便是它是中国红茶和砖茶出口中心和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中国80％的红茶和90％的砖茶是从汉口输出的。汉口从80年代末后便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输出港。
汉口俄商新泰大楼是俄商新泰砖茶厂的办公大楼,初建于1874。
英俄是汉口茶市最大的主顾。英国最先进入汉口，而俄国也于1863年在汉口设立顺丰洋行（S.W.Litvinoff&Co,）。英俄两国为控制汉口茶市进行激烈的竞争。俄国除通过中间商购买茶叶外，还直接到茶区设点收购，当茶叶还在树上时便从茶农手中买下。俄商在汉口常常出好价抢购质优的头春茶，英商起初与俄商竞争，终因无利可图而退出，转向质次价廉的二、三春茶。从总体上看，英国从汉口运走的茶叶多过俄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80年末。随着英属殖民地印度和锡兰茶业的发展，英国逐步退出中国市场，汉口茶市便成俄国一统天下。除英俄之外，其他国家在汉口茶市上微不足道，德国虽然也从汉口进口茶叶，但它是通过英国采购的。俄国从汉口输出的茶叶有红茶和砖茶，当中国外销茶在19世纪80年代未逐趋衰落时，汉口因中俄茶叶贸易而一枝独秀，因此中俄茶叶贸易对汉口茶市具有特殊的意义。
1863年，俄国商人在汉口设立顺丰砖茶厂，以手工制砖茶。到1865年，俄国商人在汉口一带共有三个砖茶厂。1873年，砖茶厂开始使用蒸汽机生产砖茶
中俄茶叶贸易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在恰克图进行，60年代开始便转以汉口为中心。俄国政府大力扶持在汉口的俄商，对从汉口输入的茶叶予以税收上的扶持。虽然1861年俄国为解决俄国欧洲边境的走私茶问题开放这段边境的茶叶贸易，但在1862年将设在恰克图的税卡迁至伊尔库茨克，并对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地区免征茶叶税，从而刺激陆路茶叶贸易的发展。1864年俄国又宣布禁止从欧洲边境地区进口茶叶，以保护陆路茶叶贸易。俄国政府还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从1866年4月15日起免除俄国经天津转口缴纳的子口半税，此举使华商在中俄茶叶贸易中更处于劣势，而俄商的地位则进一步得到加强。俄商进入汉口后，一方面在茶区设立行口收购茶叶，排挤广东茶商，一方面建立茶叶加工厂自行制造砖茶，从而形成对茶叶贸易过程的全面控制，结果，“俄国人彻底地改变了茶叶贸易的结构”。
1863年间,俄国派俄商李特维洛夫来华投资,在羊楼洞兴办了“顺丰砖茶厂”,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茶厂。
从汉口至俄国的茶路有三条。一条是汉口－樊城－大同－归化－蒙古；一条是汉口－天津－张家口－恰克图－西伯利亚；一条是汉口－敖德萨。第一条是传统运茶路线，第二条是汉口开埠后新辟的，习惯上将这二条路线称为陆路。汉口至敖德萨的海路是19世纪70年代才开通，1800年后俄国义勇舰队（RussianVolunteerFleet）经常川行敖德萨至汉口之间，汉口的小京砖茶全部由其运到俄国，而俄商阜昌洋行（Molchanoff，Pechatnoff&Co．）则充当其总经纪。此外，还有汉口至海参崴的海路，创于1873年，次年使停止。
在这几条运茶路线中，陆路是中俄茶叶贸易主干线。从1871－1880年，陆路茶叶贸易年均20.6万担，而海路年均2.6万担。1881年－1890年，陆路平均36万担，海路平均9.8万担，直至1890年，敖德萨海路的运茶量才首次超过陆路。在陆路贸易中，汉口樊城道在70年代后便衰落下去。以樊城道有海关统计的1871年为例，是年经此线运贩的茶叶是202185担，而天津道是100223担。1875年樊城道贩运量降为147019担，天津道增至197796担，樊城道至1879年起也被敖德萨海路所超过。在樊城道上贩运茶叶的是中国商人，它的衰落是俄国对华经济侵略的结果。天津道是中俄茶叶贸易大动脉，自1866年免除子口半税之后天津道的发展很快。天津道采用水路联运，从汉口至天津用船运载，从天津入俄用驼队，天津至恰克图的运费每筐砖茶3至3.7银两。俄国乌拉尔山下的伊尔比特（Irbit）大市场每年2月举行交易会，汉口茶必须尽早运出才能赶得上，否则就得等待来年。汉口茶一到天津，俄商首先将红茶运走，然后才运砖茶。正因赶时间，俄商才在汉口拼命抢购头春茶。天津由于这条运茶道的兴旺而成为中俄茶叶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
俄国所进口的茶叶主要是砖茶和红茶。1871年俄国进口的砖茶是83695担，红茶31698担，1880年砖茶340826担，红茶124135担，1890年砖茶307433担，红茶282919担。砖茶比红茶重要得多，而中国的砖茶几乎全部出口到俄国。
砖茶是17世纪末才开始行销西伯利亚。用工夫红茶做的砖茶销往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用较粗的绿茶和茶梗做的砖茶销往蒙古和俄国的喀山及阿斯特拉罕（Astrakham）。1863年俄国顺丰洋行在汉口附近茶区设砖茶厂制造砖茶，1866年俄国新泰洋行（TokmakoffCo．）也在茶区设厂。俄国控制砖茶制造的步伐很快，1865年时经天津入恰克图的砖茶有一半是俄商制造的，到1866年则全部都是俄商制造了。
1866年俄商开设的砖茶厂增至3家，这些砖茶厂均设在汉口附近的崇阳、羊楼峒，它们沿用中国传统手工制作方法。1869年俄商从汉口运走的砖茶达73758担。随着砖茶贸易的扩大，手工生产已不能满足俄国的胃口，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俄商着手建立以蒸气机为动力的机器砖茶厂。
约1874－1875年，俄国在汉口租界内建立2家机器砖茶厂，次年又在租界外筹建第3家。俄商开始将设在茶区的砖茶厂转移至汉口，并以机器制作代替手工制作，每家机器砖茶厂的投资在100至200万元之间。但机器制作比手工制作优越，手工压机每天出茶砖60筐，废品率20％，而机器生产每天出砖茶80筐，废品率只有5％，每筐生产成本比手工省银一两，即每天可省80两。故19世纪80年代后，机器生产完全取代了手工生产。1893年俄国又新建一间机器砖茶厂。
汉口最著名的俄国机器砖茶厂有顺丰、新泰、阜昌三家。顺丰创办最早，年产砖茶150000筐，雇佣工人800－900人，日夜开工。阜昌规模最大，雇有工人约2000人。汉口4家俄国工厂共有15架砖茶压机，7架茶饼压机，日产砖茶180担，茶饼26担。在19世纪90年代10年间，俄商从汉口输出的砖茶总值26415574两。
福州俄商砖茶厂旧址
俄商还将砖茶制造扩张至福州和九江。1872年新泰洋行首先在福州开设第一家砖茶厂，接着在1873年和1874年分别在建宁和西芹创办2家砖茶厂。到1876年，新泰、阜昌等三家洋行在福州的南台（3家）、建宁的南雅口（2家）、太平（1家）、三门（1家）、延平的西芹（2家）等地共开了9家砖茶厂，出产砖茶53624担，俄国在福建的砖茶厂规模比汉口小，而且其扩张活动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随着福州茶叶贸易在19世纪80年代末逐趋衰落，俄商在福建的砖茶厂也陆续歇业。在九江，新泰率先于1875年建立砖茶厂，几年后顺丰也在九江开厂。这两家砖茶厂产量约23000担。俄商在九江建厂的结果使九江砖茶出口大量增加，1882－1891年九江出口砖茶259268担，1892－1901年增至342760担。九江成为另一砖茶制造中心。
除了控制茶叶贸易和建立茶叶加工厂之外，俄国还逐步侵蚀中国的传统茶叶市场。1862年俄国与清朝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俄商拥有在中俄边境百里内“均不纳税”的特权，蒙古成为俄国“小本营生”的自由贸易区。同时，俄商运砖茶回国，每担只纳税银六钱，约等于一般茶税的四分之一。1869年，俄国又迫使清朝签订《修订陆路通商章程》，取消原来只准“小本营生”的俄商在蒙古自由贸易的限制。蒙古这块市场逐步落入俄商手中，导致华商“生计日穷，渐行萧索”。19世纪70年代后，俄国加快侵略新疆的步伐，出兵占领伊犁达10年之久。1881年，俄国通过《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将新疆变成俄商贸易免税区。俄商深感茶叶贸易的条件“很不错”。与华商受到清朝政府茶叶专卖政策的控制和沉重苛捐杂税的情况相比，俄商在“就地做茶叶生意”方面“有较多的自由”。到1906年《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签订后，“俄商贩运华茶在伊塔境内洒卖，此外影射偷运者，更不知凡几。私茶充斥，销场疲滞”。
俄国对中国外销茶的扩张和控制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茶业的一个典型。俄国除了没有在中国划地种茶之外，对中俄茶叶贸易中的茶叶加工和贸易均建立全面的控制。在俄国的打击排挤下，原来从事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国商人衰落下去，而中国边疆茶叶市场也被俄商所占领。
中俄茶叶贸易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重大的变化，战火纷飞造成的社会动乱使贸易活动难以为继，中俄茶叶贸易立刻落入低谷，而原来在中国设立的砖茶厂也歇业。1916年中国出口俄国的茶叶有634，999担，但在1918年便减为57，907担，到1920年只有6，995担。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俄茶叶才有新的发展。
文章来源：李庆新主编：《学海扬帆一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
来源：福茶之心，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休谟在1752年出版的《政治论丛》中收录了《论贸易的猜忌》一文，首次提出了“贸易猜忌”的概念。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概念又被剑桥学派的伊斯特凡·洪特阐发为贸易猜忌理论，为在政治学视角下解读国际贸易竞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然而，随着现代学科的发展和研究领域的细化，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镳，当今学界对国际贸易问题的探讨往往忽视政治外交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也鲜见出于贸易角度的考虑。这就导致目前将国际贸易与外交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的研究成果较少，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盲区。
推及历史学领域，能够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中外贸易交往史的研究成果就少之又少了。具体到清朝时期中英茶叶贸易问题，尽管学界的探讨已经较为深入，但其讨论方向或偏重于经济交往，或在政治经济学的运用上囿于“殖民”“掠夺”等传统话语，很少有研究者将中英作为对等的贸易博弈双方来考察。
基于此，本文试图梳理清朝时期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历程，并以贸易博弈为切入点，采用政治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考察茶叶贸易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以及双方在博弈过程中的得失。根据中英茶叶贸易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本文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茶叶贸易垄断时期，茶叶自由贸易繁荣时期，茶叶贸易衰落时期，并对这三个时期分别讨论，以探明发展趋势。
休谟在《论贸易的猜忌》中抨击了国家间的贸易猜忌现象，并对各国通过发展自由贸易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前景作出了展望。在如今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体制受到“贸易战”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回顾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史，总结贸易政策得失，吸取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索，也尤有现实意义。
01茶叶贸易垄断时期
中英茶叶贸易始于十七世纪，早在1637年已有英国人在广州购买茶叶，但当时从荷兰或印尼购入仍是主流渠道。十八世纪，中英茶叶直接贸易迅速发展，贸易规模扩大，到该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华茶出口贸易垄断权，中英茶叶贸易进入了鸦片战争前的高峰期。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取消前，中英茶叶贸易已经达到每年3000万磅的规模，成为该公司的主营业务。
从事中英茶叶贸易的英方势力主要是东印度公司，中方势力则是行商。行商产生于“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天朝体制”，因此除商人身份外，他们还负责管理外贸事务，是中英茶叶贸易中的重要角色。无论是东印度公司还是行商，在本国内都属于垄断势力，因此鸦片战争前可称为中英茶叶贸易垄断时期。
（一）此阶段的茶叶贸易
这一阶段的茶叶贸易呈现出极端失衡的状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英国市场对中国茶叶的强烈需求。受葡萄牙与荷兰的影响，十七世纪末饮茶风尚在英国宫廷和贵族间流传开来。饮茶在社会上的流行是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当时饮茶用具成为英国中产阶级家庭财产的组成部分，下层社会也开始将茶叶当作日常饮料。最晚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茶叶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已经渗透到英国各阶层。而当时的中国仍是茶叶唯一产地，饮茶风尚的流行使得英国对中国茶的需求异常强烈。
二是英国商品未能成功打开中国市场。如格林堡所说，“英国对茶叶的要求虽然已经增长，可是中国酬答这种要求的愿望却没有跟着发展起来。事实是中国向来没有打算同欧洲人接触，但是却拥有吸引它们的货物”。自然经济形态导致中国社会缺乏消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于是茶叶成为了中英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有学者据此将“丝绸之路”改称“茶叶之路”，中英茶叶贸易呈现一边倒的不平衡态势。
三是英国货币体系难以消化中英茶叶贸易带来的巨大逆差。英国市场对中国茶叶的强烈需求和中国市场对英国工业制成品的排斥，造成了中英贸易间的巨额逆差。仅以1730年为例，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广州的四艘货船进口华茶货值超过37万两白银，在全部货物贸易额中所占比例高达79.8%；与此同时，英船带到中国的货物（铅、长厄尔绒）仅值1.37万两，其余皆为银元。随着茶叶贸易额的不断增长，中英贸易逆差也居高不下，茶叶贸易成为了十八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途径。
白银的流失迫使英国寻找能够维系中英茶叶贸易的支付手段，鸦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中英贸易舞台的。而鸦片的出现虽然很快逆转了中英贸易的不对称局面，使白银开始回流，但却严重损害了中英关系，引发了中国的禁烟行动。
（二）此阶段茶叶贸易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垄断时期，中英茶叶贸易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茶叶贸易的不平衡使英国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该时期中英关系也呈现出英弱中强的局面。对于英国的贸易诉求，清政府认为“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岂能曲徇所请”，尽管这种傲慢态度受到后人的一再批评，但在当时看来不失为一种现实主义策略。从喀塞卡特到马戛尔尼再到阿美士德，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这种外交行为本身就暗含着软弱性；而东印度公司和一些英使的态度也足以为这种软弱提供明证，如“一些谨慎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们……深怕使节因过早地为他们的困难申诉或要求更多的利益会引起中国方面的惊骇，以致中国政府完全禁绝对外贸易”。外交上的英弱中强，根源在于英国社会对茶叶的需求已经到了依赖的地步，“突然停止这种大量的消耗品而又无其他代替品，将会在广大人民当中发生很大困难”，而中国也确如乾隆帝所说“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英国人认为他们在中国政府面前“低三下四”，除了“屈辱和不体面”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另一方面，日益强大的英国不可能永远容忍茶叶垄断贸易下的中英关系，这导致东印度公司最终突破国际贸易底线向中国输出鸦片，进而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茶叶贸易与鸦片战争的这种因果关系，学界研究已较完备，这里不再赘述。
（三）英国的贸易政策失误
如上所述，该时期英国在中英茶叶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不得不靠违禁品来维系贸易，乃至最终使用战争手段解决贸易问题。英国后来的军事胜利不能掩盖它在这一阶段的贸易失策，这种失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进口商品可替代性较差的情况下，贸然通过减税压低进口商品价格，扩大贸易规模。英国压低茶价是在欧华茶叶贸易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哈布斯堡王朝奥斯坦公司等竞争对手的崛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面临严峻的价格战；同时，激烈竞争也导致欧洲买方市场的形成，茶叶价格进一步下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到1784年，英国终于将茶叶关税从100%以上减少到12.5%，于是次年茶叶贸易量迅速超过了1500万磅，此后的50年内，由东印度公司输入英国的茶叶量增加到了1784年的4倍。
除了国际竞争外，维护国内资本利益也是英国扩大茶叶贸易规模的原因。对于茶叶的流行原因，格林堡认为“茶叶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种合用的货物”。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意味着能够适应工业化兴起后的消费模式；而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又不至于损害工厂主阶层的利益。有学者指出，茶叶在英国的流行固然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也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廉价茶叶的输入刺激了茶叶消费，为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
二是未积极寻找替代产品。尽管1780年代就有人试图在印度培育中国茶树苗，但当时茶树主要是作为观赏植物被引进；1788年自然学家班克斯倡导大规模种植茶树，又因损害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专卖利益而作罢。总体来说，当时英国人并不重视茶叶种植技术，直接购买茶叶的诉求则大得多。英国积极谋求茶叶替代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此时中英茶叶贸易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大量白银早已流入中国。总而言之，一方面盲目扩大贸易规模，另一方面对替代产品的研发重视不足，这样的贸易策略导致英国在中英茶叶贸易中陷入了困境。
（四）中国的贸易体制问题
尽管中国暂时占据主动，但这一阶段的贸易方式也暴露出了中国贸易体制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导致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在茶叶贸易中逐渐走向弱势。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茶叶贸易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意识到茶叶贸易对增加财政收入和“驭边”的重要意义。正常的贸易往来多是双赢，如英国人所说，“中英贸易对于两国均有利益。”但清政府却没有把茶叶贸易当作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因此在关税征收上极为敷衍，鸦片战争前粤海关征收茶税，出口细土茶每百斤税二钱，粗土茶每百斤税一钱，税率极低。
相比财政考虑，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茶叶贸易的“驭边”作用。古代中国对外茶叶贸易多与马匹贸易相结合，称为“茶马互市”，这种贸易模式盛行于唐、宋、明，至清逐渐衰落。茶马贸易不仅对于获取战马、保障国防安全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原王朝控制邻近异族的重要手段，所谓“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但由于能够轻易获得西北地区的马匹资源，清廷对茶马贸易的依赖性较小，重视程度较低；加之政府刻意消弭族群边界，民间贸易得到发展，也冲击了官方垄断的茶马贸易。于是从康熙朝起，管理茶马贸易的机构逐渐被裁撤，这导致相关人才和管理经验缺乏，当海上茶叶贸易兴起时，官僚系统也就难以作出应对。因此，中国在垄断时期的茶叶贸易优势仅仅停留在经贸层面，未能转化为相应的国家利益。
二是制度建设滞后，沟通渠道壅塞。尽管关税早在1684年就已有之，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始终未能建立起完善的外贸和关税管理体系。而作为关贸管理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上受地方督抚节制，下受行商欺瞒，比如粤海关监督分别在1782年和1830年奏报行商的进出口货物交税迟滞问题，说明几十年间都无法解决这一弊政。在开展贸易的过程中，英国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弊端，所以积极谋求“在北京设立公司或政府方面的一位欧洲人驻外使节”，但这一提议却“为地方当局全体及他们在北京的关系人所憎恶”，未能实现。
三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外贸机构约束力低下，导致腐败大量滋生。东印度公司资料中有大量描述，如“该官员不愿失去任何勒索钱财的机会，下令将该船的买办和两名通事扣押”，“由于受贿而偏袒当时在广州的美国船只”等等；中国官方史料亦然，如“雍正之初，又议增收规礼银两，乃于七年合词控于大府，得稍稍裁减。未几官吏又增出口之税”。中央政府的漠视、制度与沟通渠道的缺乏又加剧了这种腐败。由于英商深受海关贪腐之害，因此战争胜利后专门在条约中提出要求，杜绝中国海关的“左右勒索，额外苛求”。
02茶叶自由贸易的繁荣时期
（一）战争前后茶叶贸易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经历了深刻变化，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贸易规模扩大。1868年英国华茶进口比1838年增加约100万担；1835年华茶出口总量为26万担，1871年增长到175万担，1880年为200万担。当然，在此期间中英茶叶贸易也有波折，比如受战争影响，1834年至1840年间华茶输英规模曾从3200多万磅缩减到2200多万磅；但在四十年代开埠之后，中英茶叶贸易又迅速恢复并达到新高，1845年超过5000万磅，1853年超过6000万磅。
贸易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中英仍互为最大茶叶交易方，中国茶叶与英国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华茶出口结构中，输英茶叶占据最大份额，以广州出口华茶为例，1844～1858年间，输英茶叶占出口茶叶总量的60～80%。而在英国进口方面，华茶进口数量也远远高于印度、锡兰茶，例如1865年华茶占据英国茶叶市场97%的份额，到1970年时虽已下降，但所占比例仍然高达89%。此外，鸦片战争后中英茶叶贸易也开始深入中国内地。据统计，当时上海著名的22家茶行，英商有18家；福州洋行12家，英商9家，另与德国合办1家；作为内陆腹地和俄势力范围的汉口也设立了3家英商洋行。中英双方在茶叶贸易中的紧密关系可见一斑。
二是茶叶贸易自由化，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十三行贸易垄断权的废除是其显著标志。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废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英国国内自由贸易商人的推动，也有国外竞争尤其是美国商人竞争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商人（“港脚商人”）是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止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占据了英商自华输出贸易总值近40%的份额，由此成为能够与东印度公司抗衡的力量。随着垄断的结束，自由贸易规模扩大，大量散商开始涌入中国，英国在华行号从1833年的66家增加到了1837年的156家，因此这一变化被称为是“自由商人的胜利”。
行商垄断权的废除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此前已有一些英国散商绕过行商直接与中国茶商交易，但属于走私，受到政府的限制和打击。而行商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并且服务于政府外交政策，因此其最终废除是借由《南京条约》“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的强制条款。随着中英两大垄断势力先后败落，茶叶进入自由贸易时代。
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是中英茶叶贸易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的时代。尽管这一时期的中英茶叶贸易表面上延续了前一阶段的特征，双方的贸易规模甚至在战后进一步扩大，但由垄断贸易转向自由贸易，深层次的贸易机制已经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包括茶叶贸易口岸的由一变多、茶叶产地的增加、政策限制的解绑以及关税的下降，它们在贸易博弈中形成，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英关系，并导致了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中英茶叶贸易的逐渐衰落。
（二）此阶段的茶叶贸易博弈
中英直接博弈主要是在英商居留设栈、开放贸易口岸、贸易许可与关税政策等方面。
（1）英商在贸易口岸居留、设栈等问题自五口通商便困扰清政府，直到二十世纪初仍时有发生。最初的口岸居留问题是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中的“城市”概念差异引起的，主要表现为英商及领事是否能够进城。此后，进城、居留、设栈一再引起英人与地方政府和士绅百姓的冲突，进而造成外交事件乃至成为战争导火索。英商居留设栈问题严重损害了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并且因其与天朝体制的结构性冲突，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2）开放贸易口岸的博弈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马戛尔尼等英国使节来华时就曾多次要求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可以说，这一时期关于是否开放更多贸易口岸的博弈其实是上一阶段的延伸，只不过英国此时得遂所愿，在博弈中使中国陆续开放了福州、上海等地。
（3）相对上述两个问题，贸易许可与关税政策的博弈是核心内容。
贸易许可方面，由于行商废除，清政府原有的贸易许可制度被打破，于是在两广总督徐广缙推动下，1850年茶栈和茶叶贸易执照制度建立起来。与同期的生丝和肉桂贸易执照制度一样，茶叶贸易执照制度一经推出便激起英国的强烈反弹，从1850年起，港督文翰多次就此事与徐广缙、叶名琛等人磋商；但与生丝贸易执照制度的流产和肉桂贸易执照制度的迅速取消不同，中国地方政府在茶叶贸易执照制度上并未退让，这场博弈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方才结束。这反映出中国在中英茶叶贸易中仍握有一定的主动权。
关税方面，五口通商初期中英博弈中有合作，《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都规定了英国领事有严查走私和担保英商完纳关税的职责。这是因为走私会“迅速削弱和摧毁一切合法贸易的现有基础”，双方在遏制非法贸易上存在共同利益。但总体来说，三十至七十年代的中英关税博弈大于合作。首先是由于缉私努力的失败，1851年英国废除了领事担保关税的制度，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则确立了洋人帮办税务的制度，中国关税主权被侵害。其次，在厘金与子口税的冲突上，由于厘金成为英国在中国内地开展贸易的障碍，《天津条约》提出了子口税制度，并且在此后“原用于对子口税设防的藩篱一一拆除，子口税制度日渐扩展”，中国在税制上的博弈也逐渐走向失败。
（三）英国为扭转茶叶贸易局面所作的努力
从上文所述贸易博弈可以看出，与上一阶段的被动不同，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的贸易博弈较为成功。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
一是扩大商品来源。作为扩大商品来源的重要手段，开辟通商口岸因《南京条约》得以实现。有学者指出，英国要求中国开放口岸，一方面是为了降低茶叶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破行商垄断，降低茶叶价格。多口岸开放后，清政府和行商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控制茶叶贸易，议价权渐渐转移到英国手中。
在印度试种茶树是英国扩大商品来源的另一项举措。这一具有“出口替代”性质的行为完全由英国政府和印度殖民当局主导，1834年时任印度总督班庭克专门成立了一个“茶业委员会”来推动这项工作。尽管在印度种茶并非中英茶叶贸易中的直接博弈行为，但其目的和结果都与中英茶叶贸易紧密相关。1837年英国在印度制成了一些茶叶样品，并于次年送往伦敦；到1839年印度生产出了32磅茶叶。此后印度茶缓慢起步，1865年在英国茶叶消费中只占3%的份额，1875年则上升到16%。
二是积极通过外交手段解除茶叶贸易的政策限制，这些政策限制集中表现为贸易许可和关税问题。仅就茶叶贸易执照制度来说，港督文翰在1850年7月至1852年1月间四次致函徐广缙，展开了密集的谈判，尽管最终结果并不理想，但足见其积极态度，这与清政府过于重视居留权等问题形成对比。
三是主动下调茶叶关税，刺激贸易发展。从1853到1865年，英国政府曾多次降低茶叶进口税，使得华茶进口大幅增长。实施减税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满足英国国内市场对茶叶的巨大需求，但其长远影响不容忽视。与上一阶段的减税不同，由于商品来源的扩大，该时期的低关税刺激了华茶出口量的过度增长，华茶价格被逐渐压低，市场主动权转移到英国一方。正如1866年左宗棠等人指出的那样：“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故闽茶必专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茶。”
当然，英国在这一阶段所推行的贸易政策绝非完美，如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废除就过于激进，引发了恶性竞争。垄断的结束表面上看使中英茶叶贸易规模迅速增长，“在公司垄断权废止后第一个季度运到英国的茶叶比前一季度多百分之四十”，“凡是看到整箱茶叶的商人和船主立刻把注意力转向中国”；然而事实上这一举措也带来了长达数年的贸易混乱，散商在中国哄抢“自由茶叶”，加上中间商对市场的操控，导致茶叶贸易规模在1834年后出现了萎缩，英国人甚至发出了“几乎盼望公司垄断权的恢复”的感慨。不过自由贸易的趋势不会改变，这一问题最终随着战后中国行商制度的废除而得以解决。
客观地说，尽管以军事手段作为辅助，但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为贸易博弈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总体上是卓有成效的。然而清政府没有正视其贸易体制缺陷，反而在外商居留、设栈等问题上反复纠缠，导致贸易博弈局面反转，为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四）茶叶贸易博弈下的中英关系
在这一时期，茶叶贸易依然是中英贸易的重点，也是影响中英关系的重要因素。与上一阶段相比，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茶叶贸易博弈之下的中英关系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是中强英弱的外交模式得到改变。随着鸦片战争的取胜，英方在中英关系中表现得越来越强势，希望占据主导权，并且在大多数领域都得偿所愿；但由于茶叶贸易的不平衡局面尚未被扭转，中国仍是英国最大的茶叶供应者，加上“天朝体制”的根深蒂固，英国在中英关系上也无法完全忽视中国的诉求。
二是中英之间的官方交涉增多，贸易摩擦更加表面化。在进行贸易博弈的过程中，英方港督、领事，与中方两广督抚以及上海道等地方官员频繁交涉，这在鸦片战争以前是较为罕见的场景。以双方官员的直接交涉为标志，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摩擦比鸦片战争前更加表面化，清政府固守的华夷大防也有所松动。
三是茶叶贸易在中英关系中仍居于中心地位，但影响力有所下降。鸦片战争前，茶叶是中英贸易最大宗的商品，茶叶贸易是中英交往的最大议题。即便是“鸦片战争”，战后谈判“约内绝不提烟土一字”；而对于双方贸易问题，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中却有诸多规定，《五口通商章程》在商定海关验货方式时还专门将茶叶作为代表性商品提出。不过，尽管茶叶贸易在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二、三十年里依然十分重要，但由于《南京条约》引入了通商口岸和领事居留等问题，中英之间的外交议题日渐增多，茶叶贸易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
03茶叶贸易衰落时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清末，中英茶叶贸易在总体上呈现不断衰落的趋势。汪敬虞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称为“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买办商业剥削网的初步形成”时期，这种划分是非常精准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中英茶叶贸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华茶对英出口出现衰减趋势，直至被印度茶和锡兰茶取代。
（一）该阶段茶叶贸易的衰落趋势
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英国茶叶消费市场来看，随着印茶比例上升，华茶比重迅速下降。1880年印茶、华茶所占英国市场比例还是28%和72%，1886年已演变为41%和59%；到1889年二者攻守易势，中国不再是英国茶叶市场最大供应方。而从贸易金额来看，华茶的衰落就更为明显：华茶单价低于印茶，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单价比始终维持在1:1.3左右，因此到1887年，尽管华茶输英数量仍超过印茶输英数量，但其460万英镑的总价已经低于印茶的496万英镑。
二是从华茶出口的国别比重来看，英国也从中国茶叶最大买家的位置上逐渐跌落：1868年，70.26%的中国出口茶叶输送到了英国；189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5.88%，分别低于美国的20.79%和俄国的43.01%；1913年甚至下降到了6.03%。
三是从中国商品出口结构来看，1871年至1873年间，茶叶仍然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宗货物，占出口总值的52.7%；1901年至1903年间却下降到11.3%，在丝绸之下。
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是以中国出口贸易的整体衰落为背景的。1871～1873年间，中国对英国贸易出超2000万元；1881～1883年间出超500万元；1891～1893年间入超2700万元，此后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都处于入超状态。从出超到入超的贸易状态不仅存在于中英贸易之间，也存在于中美、中日、中俄（苏）贸易之间，1871年至187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共出超400万元，十年后变为入超1800万元，此后入超不断扩大。
（二）英国的茶叶贸易博弈策略
由于印度茶叶（因其从生产到贸易再到消费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因此可以被视为英国国产茶叶；不仅历史现实如此，在当时的英国人观念中也是如此）的崛起，英国开始拥有在茶叶贸易博弈中获胜的利器。英国具体实施的贸易博弈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推动茶叶生产技术升级。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揉捻机、干燥机等制茶工具的出现和改良，使得茶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生产成本显著下降，印度茶叶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有学者指出，茶叶生产具有高度商业化的特点，但中国的茶叶生产仍是一家一户为主，这是其在十九世纪贸易竞争中败于印度、锡兰茶的重要原因。
二是实行“国产保护”的贸易政策。印度和锡兰茶叶试制成功后，英国对其减免税赋，对华茶则提高关税。英国的茶叶贸易保护政策并不限于关税手段，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伦敦茶商承认他们现在已不经售华茶，伦敦杂货店里已买不到华茶。假若买主指名要买华茶，他们就把自称为华茶的茶叶卖给他，实际上根本不是华茶”。这已是商业欺诈行为，但在尚无规则约束的当时，诸如此类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被肆无忌惮地使用，有效打击了华茶对英国的出口。
三是发动舆论宣传，贬低中国茶叶。英国不仅赴美为印茶制作广告，还过度夸耀印茶，反过来贬低华茶营养价值低、含有鞣酸，损害肠胃。但实际上印茶咖啡因含量更高，远不及华茶健康，但舆论宣传的效果却使华茶在英国消费市场的占有量越来越小。
（三）中国对茶叶贸易政策的反思
如前文所述，在上一阶段清政府对暴露出来的贸易问题未能及时反思，更没有推动贸易体制的变革，导致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清政府终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种种努力，形成了十九世纪末挽救华茶的热潮。如左宗棠曾在同治年间多次向中央奏报英商赴茶叶产地购茶等事项，张之洞更是多次出台政策推动对外茶叶贸易的发展，这与五口通商初期地方督抚疏于奏报的情形迥然相异。清政府对茶叶贸易政策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思商品质量问题。刘坤一认为，华茶对外贸易之所以出现颓势，其原因就在于“采制不精，商情致伪”。这也是当时挽救华茶人士的共识，于是便有人从采摘、拣筛、堆焙、装箱四个环节分析了采制茶叶的弊病，主张去除这四种弊病以整顿茶业。
二是反思贸易秩序问题。张之洞曾指出，“茶市之坏，正因小贩过多，开庄抢售之故”，致使中国茶商因恶性竞争而丧失贸易主动权，“洋商渐知其弊，于是买茶率多挑剔，故抑其价。”针对这一问题，曾有人倡议设立专门的茶政管理机构，来避免茶叶贸易中的弊端，整顿茶叶贸易秩序。
三是反思关税问题。晚清时期，不合理的关税制度已经严重削弱了华茶的竞争力。1880年以后，由于印度、日本等茶叶产地的兴起，茶叶生产扩大，茶价在世界范围内呈现降低趋势；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茶税并不减少，关税初订之时每担茶可值50两，茶税为每担2.5两，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每担茶价格降至10两，茶税却仍为2.5两，税率高达25%。时人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比如崔国因就曾指出“各国之例，出口货物，本国向不收税，则成本较轻。以较中国，则价为贱，故皆舍中国而趋印度、日本。中国出口之茶遂减于昔，而种茶之地渐就荒芜矣”。但由于清政府对茶厘的依赖，这一积弊始终难以消除。
四是反思贸易宣传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在这方面觉悟较晚。1906年，《商务官报》将广告归结为印度茶叶挤占华茶市场份额的三大原因之一，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中国茶商终于开始关注文书广告和茶叶包装等问题。
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中国人对茶叶贸易政策的反思与英国采取的几项博弈策略几乎针锋相对，说明中国已经正确认识到茶叶贸易暴露出来的弊病。然而与早已行动并开始收获贸易博弈成果的英国相比，中国实际上错失了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这一扭转茶叶贸易局势的最佳时机；另外，贸易体制的种种弊端导致挽救华茶措施难以真正施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各种挽救华茶的设想，并不都带来制度创新，也不一定能够付诸实践”，很多措施即便实行也都是浅尝辄止。因此，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直至清朝灭亡，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终究未能避免。
（四）茶叶贸易衰落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茶叶贸易的衰落导致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中英关系中已经不再占据中心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史料中，直接涉及茶叶贸易的纠纷的很少，远不及前一阶段。1881年福州海关称“中国恐怕要变成一个次等的产茶国家了”；1887年英国人也指出：“茶叶虽然迅速地倾入市场，但销售得很慢。买主以市场主人的安闲态度对待着茶市。”这反映出英国官方和商人在获取茶叶方面已经不再抱有依赖中国的心态，其对中英茶叶贸易的冷淡态度势必影响到中英关系。
在上一阶段，即中英茶叶贸易较为繁荣的时期里，“1860年英法侵华战争之后，直到1876年，对中国的压力暂时停止了”，中英关系出现了一个平稳期，甚至一度（1868～1869年间）出现了修约的可能。然而1876年英国又提出一系列要求，逼迫中国签订了《烟台条约》，导致这一条约签订的导火线是马嘉理事件，但一些教案的发生早至1868年，却并未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可见教案不过是借口；同时，与两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同，《烟台条约》是在英国未动用武力的情况下签订的，说明此时英中的外交实力、国际话语权差距比战争时期更加明显。此外，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的过程中，英国的外交活动也偏袒日本，不惜损害中国利益。可见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外交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发生这样的变化，其原因固然复杂多样，但中英茶叶贸易的由盛转衰与外交关系的转冷表现出如此的同步，不能否认其中包含一定的关联。
04结语
回顾清朝二百多年间的中英茶叶贸易博弈与中英关系，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贸易博弈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密切相关，贸易平衡的打破往往会引发外交关系的变动。如前所述，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中英茶叶贸易的极端不平衡，当英国在贸易政策上一再失误、茶叶贸易难以为继时，走私违禁品乃至发动战争就不可避免；同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短暂的“友好”局面也就无法维持，双方再次发生外交冲突，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第二，大宗商品贸易的控制权与国际话语权息息相关。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于茶叶贸易的不平衡，英国在外交关系上处于有求于中国的状态，因此屡次派遣使节来华；五口通商初期，尽管英国已经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由于茶叶贸易的局势未发生根本变化，英国在对华关系上尤其是在涉及茶叶贸易的问题上难以占据上风；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印茶崛起和华茶衰落，尽管中英贸易总体规模扩大，但由于中国以茶叶和丝绸为代表的手工业产品不再为英国所需，中英经贸关系出现了逆转，这一阶段英国即使不借助军事力量也足以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国际话语权上进一步实现了对中国的压制。
第三，成功的贸易博弈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指引。表面上，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被废除，到鸦片战争后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英国在茶叶贸易博弈中的胜利似乎源于自由贸易者的推动；但实际上，无论是进行贸易谈判、调整关税，还是在印度培植茶叶，都是英国的官方行为，是国家力量介入的结果。而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茶叶商人过于微弱的约束力始终是其在贸易博弈中的弱点；而这样的弱点又造成了政府具有前瞻性的政策难以战胜茶商的盲目和短视，晚清时期茶叶质量下降和贸易秩序混乱等问题即是这一弱点的后果。
第四，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强大的军事保障。当常规的贸易博弈手段无法化解贸易冲突时，在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下，强国往往会诉诸军事手段，鸦片战争便是如此。因此，一个国家想要保护自己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就必须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否则就只能如十九世纪中叶的清政府那样，赢了“贸易战”，却输掉了真正的战争。
来源：坤冰观茶刘礼堂、陈韬，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张跃然在本文中评论了Andre Liu（刘仁威）的新书《茶叶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他重点强调说，清代中国和殖民地印度的茶产业实行的并非经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而是高度剥削和强制劳动的体系。资本积累通过这些非自由劳动才得以实现，为了完整地理解全球资本主义，我们需要把这些多样的形态也考虑在内。
激烈的竞争和压低成本的必要性，并没有让这些茶产区改进生产技术，而是动用起已有的“前现代”生产关系，加强对劳动力的管控和剥削。在中国，原本只负责交易的茶商开始干预和主导茶叶的生产，用一套技术简陋但严格有效的方式管理工作时间。印度殖民地则通过刑法手段建立起类似奴隶制的强制劳动体系。
尽管资本主义在这些地区的表现形式和欧洲传统的理解大不相同，中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却依然错位地把欧洲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套用到本国的经验上。他们没能辨识出资本主义在本国的特殊形态，而把资本主义当做他们未能实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来追求。这些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们的误认，也协助塑造了对资本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理解。刘仁威指明了这种错位的物质基础。
刘仁威的书没有直接谈到阶级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作用。但是在各异的生产关系下，各地的工人为了争取社会主义也将采取不同的方式。从非欧洲中心的视角看待资本主义，或许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让分散各地的工人斗争汇聚为一场全球运动。
本文英文版首发于雅各宾（Jacabin），中文版由作者授权后经澎湃新闻翻译首发，以飨中文读者。
《茶叶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书封
文｜张跃然（美国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译｜苏子滢
人们经常说，传统上对资本主义历史的传统理解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但很少有人试图认真地从非欧洲中心的角度改写这段历史。历史学家Andre Liu（刘仁威）在讲述19和20世纪初全球茶叶贸易的故事的《茶叶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一书中迎接了挑战。他考察了清朝的中国和殖民地印度茶叶产区之间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展示了这种竞争如何形塑了经济关系、日常生活以及两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发展和政治经济的理解。
除了对中国和印度最初被吸纳进全球资本主义动态关系的描述以外，刘仁威的叙述还表明对历史上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经历资本主义的方式的敏锐觉察，如何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对重新理解资本主义来说十分关键——如今我们正艰难地尝试把社会主义看做一项全球范围的政治工程。
作为竞争性积累的全球资本主义
在19世纪，全球茶叶贸易已经成了高度一体化的全球市场的原型，其特征不仅在于庞大的商品交易量，也在于各个茶叶产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其中，中国的徽州和武夷山的茶产区以及印度的阿萨姆是参与竞争的主要的对手。他们不仅在客观上由于全球市场的结构而必然相互竞争，也明确地把对方看做竞争对手。19世纪中叶阿萨姆转为从事茶叶生产，它的明确目标就是要取代中国在茶叶贸易中的地位。技术人员和劳工从中国被送去印度，帮助建立那里的茶叶生产。清朝同样也在20世纪初派出代表团去研究印度的茶叶制作方法。
在此期间机运发生了惊人的翻转。在大约19世纪中叶，中国在全球茶叶市场中的份额远远领先于印度，而到了19世纪后期，印度开始超越中国。大多数同时代人解释说，这种转变是由于阿萨姆的自然条件更“优越”，或者由于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刘仁威则否定了这些说法，相反，他关注竞争压力如何迫使资本主义参与者（中国茶商和印度茶叶种植园主）重组劳动力管理方式，寻求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办法。中国和印度茶行业的主要参与者都认识到，为了保持竞争力他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几十年来，这种必要性并没有像经典马克思主义公式所提出的那样，导致省力机械的引入。相反，他们设计出新的方法来尽可能榨取廉价的劳动力，迫使劳动者尽最大的力气工作。这些新方法是在“前现代”习俗的基础上被创造性确立的，所发展出的高度强制性的劳动关系与被誉为现代资本主义标志的雇佣劳动的经典形式截然不同。
中国茶商最初只专门负责与海外公司开展基于行会的贸易，但在全球竞争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干预生产。徽州地区的商人建立起数千家工厂，把茶叶的加工和精选过程集中起来。在武夷山，他们接手了组织茶叶种植和采摘的任务。这些季节性工厂雇佣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复杂的多层分包系统招募的。
这些工厂使中国商人可以“把茶叶的烘焙、揉捻和筛选合理化”。具体说来就是，他们“测量每项任务所需的时间，设计指令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时间的活动，并采用计件工资制度激励工人，让他们拼尽全力工作。”刘仁威的叙述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些“时间研究（time-study）”方法的先驱所用的设备看起来一点也不现代。徽商用于细致衡量和管理劳动时间的办法，是一种有着千年历史的装置——燃烧速度固定的香烛。而在武夷山，监管者根据一系列有关山神的地方仪式和神话来规范劳动者的时间利用，这种“在观察者看来原始和迷信的办法，是从早期经济生活模式中‘传承’下来的。”
清代福建附近茶叶种植园
在印度阿萨姆，刚刚开始尝试种植茶叶的殖民政府还坚持着“自由”雇佣劳动的理想。但是这样的雇佣劳动未能吸引足够的劳动力在茶园工作，更别说产生令人满意的工作绩效了，这引起了几次危机。1860年代起，主要由英国资本所有的茶叶种植园成功地促使殖民官员设计了一种极为强制性的劳动契约和刑事合同雇佣制度，让人联想到非洲的奴隶制。这一制度“以限制工人运动、持续的监督、由法律而非市场规定工资为特征”。如果工人试图放弃工作，将受到刑事起诉。这种法律束缚给茶叶种植园管理者很大的自由随意惩罚工人。
因此人们或许可以说，殖民时期的印度在19世纪末取代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茶叶出口国，不是因为地理或技术优势，而是因为阿萨姆茶叶种植园用更暴力、更残酷的方式榨取了更多的廉价劳动力。面临以更低成本和更大的数量生产商品并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必要性，资本动用了“传统”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种元素，建立起看上去非常前现代、非资本主义的高强度劳动控制系统，而不是趋于采用雇佣劳动模式。这让人们想起了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不平衡和混合的发展”概念以及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见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全球积累系统，需要多样的生产关系才能存在。
这种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同于争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学者们对资本主义更传统的理解——即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系统。刘仁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对于西欧之外的许多社会来说，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并追问一个特定的社会能否“过渡”到资本主义可能是没什么意义的。相反，更有启发性的问题是问一个社会是否、如何被纳入全球竞争性资本积累的轨道中。
这种视角转变的背后体现了一种观察，即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竞争性的提高，竞争性资本被迫要以各种方式重新安排商品生产活动、加强劳动力榨取的程度，动用它们各自的社会背景下的一切可用手段——当我们从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历史时，这一点尤为清晰。刘仁威对资本主义的“更动态和灵活”的构想，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分析者对世界体系的思考产生了共鸣。但和后者相比，刘仁威的分析更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从一开始就带来了竞争的压力，压力剧烈地重组了不只是“核心”国家，也包括“外围”国家的生产关系，尽管重组的方式各不相同。
当然，看似“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北大西洋世界的资本主义史中也很普遍，英国对“主人与仆人”法律的猖獗利用以及美国利润丰厚的奴隶制就是证据。如果我们遵照传统的定义，只把资本主义当做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这些现象就会显得古怪，它们对于资本主义存在的重要性也会被模糊。
如果我们像刘仁威建议的那样，把资本主义看作全球范围内“不择手段”的竞争性积累，我们便能够理解各地看似“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都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组成部分。因此，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不仅对资本主义在南方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更有见地的描述，也带来了理解资本主义总体动态关系的另一种方式，新的理解也可以更准确地解释北大西洋地区的经验。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非欧洲中心化
刘仁威的书是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结合。他指出，尽管中国清朝和殖民地印度对19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经历与传统上的欧洲的经历很不相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和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家却也采纳了“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原则——一种彻底欧洲式的知识进路——并把他们自己国家的经历描述为落后和前现代的。
刘仁威用一种独特的唯物主义方法理解思想史，解释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知识发展。他的进路不是集中在传统的问题上，比如观念是否准确描述了现实（它们当然没有），或者观念代表了怎样的物质利益。相反，他问的是怎样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使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一套看似外来和抽象的观念，在中国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中引起了共鸣。
伦敦东印度公司
比如可以通过世纪之交兴起的反契约斗争——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和政治运动——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19世纪中叶，就在阿萨姆的茶产业实验最初失败后，英国殖民思想家开始认为印度工人太不文明，无法让雇佣劳动发挥作用。于是劳动契约就被正当化为迫使印度劳动力遵守自由雇佣工人理想的一种方式。但到了世纪末，印度民族主义批评家“指责了契约的不自由，因为‘自由劳动’是现代且自然的组织社会的方式。”对他们来说，阿萨姆茶叶种植园的劳动契约已经过时了，因为茶叶工人“事实上已经是成熟的资本主义主体，准备好出售作为他们唯一资本的体力劳动了。”
因此讽刺的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契约运动是以（作为经典政治经济学思想之根本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为支持的——即“自由”的雇佣劳动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然表现，而“不自由”的劳动是落后的体现（尽管正是“不自由”劳动使阿萨姆的资本积累如此惊人）。因此，让印度现代化意味着推行“自由”的雇佣劳动。
然而刘仁威认为，印度民族主义者采纳这种欧洲中心的观念并非是出于无知。相反，在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变革下，把雇佣劳动看做事物的自然秩序和自由、现代化的标志的观念，对他们来说显得越来越合理。在19世纪下半叶，以积累为导向的商品生产如茶叶种植园，已经使农民彻底陷入贫困，他们被迫以一种显得是“自发”的方式去外面寻找雇佣工作。正是这种表面上的自发性使印度民族主义者把劳动力的“自由”买卖看做自然和现代的。
当印度民族主义者把雇佣劳动等同于自由和现代性，中国的民族主义经济思想家则开始支持欧洲古典政治经济思想的另一项关键原则：根据劳动价值论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这一知识发展源于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这种尝试——试图理解19世纪末中国为何会失去在全球茶叶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被印度取代。“资本主义竞争的压力以及它对生产的不懈强调，”为这些民族主义思想家创造了物质条件，使他们认为生产性的劳动（而非商业和交换）是价值和财富的来源的观点是合理的。
在20世纪初，“劳动=价值”的观念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产生了“生产性”工业资本和“非生产性”商业资本的明晰界限，人们认为前者会不断重组生产过程、引入新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前者被誉为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发展的主角，后者则被指责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寄生性“买办”。但讽刺的是，正是茶商在19世纪为了资本积累而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生产过程，从而模糊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本之间所谓的界限。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一先锋，现在却矛盾地被民族主义者看做中国经济落后的本质。
总之，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家都采用了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把现代性等同于雇佣劳动和工业资本，借以理解他们社会与欧洲的基准相比落后的经济史。但是被这些思想家看做是落后的根本的东西（印度“不自由”的劳动契约和中国“非生产性”的买办资本）实际上正是促成了动态资本积累的因素。刘仁威指出，这种观念的错认是有物质根源的。全球资本主义竞争的客观现实使经典的欧洲政治经济思想显得可信，并为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接受这一外来知识框架的动力。
因此可以说，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和意识形态框架，不仅仅是由欧洲能动者强加给其他社会的。事实上，非欧洲社会的思想家，尤其是民族主义者，与欧洲中心主义得以巩固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刘仁威的著作说明了为什么若不采用非欧洲中心的视角，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欧洲中心主义的形成。非欧洲中心的视角让我们认识到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全球资本主义同时吸引了欧洲和非欧洲的能动者。
从更一般的角度说，刘仁威的分析使我们发现了南方世界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纠葛。许多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比如刘仁威的叙事中出现的那些人）都发现他们自己社会的资本主义经历，明显偏离了欧洲知识分子宣扬的所谓的以雇佣劳动和现代工业为基础的普遍资本主义模式。他们不仅将这种偏离视为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将其归于外国能动者或者和他们密切相关的国内能动者的主导影响——比如占有阿萨姆茶叶种植园的英国资本家和与海外公司进行贸易的中国茶商。对这些民族主义者来说，国家的发展要靠走“真正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这只能通过摆脱外国影响、实现国家独立才能实现。最终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未能实现他们的愿景，但刘仁威的著作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全球资本主义的动态以及它在印度和中国的具体表现，使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愿景显得如此有吸引力。
为实现全球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
刘仁威未能把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细节整合进对资本主义历史的重写中，这是他的书的一个重大局限。他的叙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却只是把它们弃而不顾——之前就存在的阶级关系对于资本重组生产关系来说，构成了怎样的支持和限制？重组后的生产关系又如何塑造阶级身份，改变阶级的能力，引发新的斗争？由于这些问题被边缘化了，刘仁威讲述的是一段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史。
另一方面，尽管刘仁威本人没有进行阶级分析，但他所强调的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却启发我们以新的方式看待阶级斗争，尤其是理解作为全球政治项目的社会主义。即使在今天，尽管雇佣劳动模式看似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竞争性累积的全球体系，依然像19世纪那样在各地产生着多样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一个统一的阶级分析框架强加于所有的社会背景。“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等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必定有不同的含义。相应地，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不同的地方也必定有所不同，有不同形式的阶级联盟和构成。
因此我们将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工人阶级斗争之间建立起桥梁，将其转化为一场全球运动。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斗争的具体形式在各个地方必然有所不同，但最终我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
文章来源于：茶贵人，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