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今时今日追寻茶道?今日大陆，喝茶者众，寻访茶道者众，可是众说纷纭，缺乏常识，甚至连基本的何谓“茶道”都是一笔糊涂账。
回顾台湾茶道的发展路线，我们会发现，30年前的台湾茶道和今日大陆类似，中产阶层兴起，开始注重生活品质，大批富裕者不满足于过去流传台湾的半套工夫茶的样式，开始寻求自己的茶道。这不是一条顺利的追寻里程，台湾走过不少弯路：例如暴炒茶叶和器皿，以收藏来取代茶道;求新异时髦而大摆茶席，一段时间，曾几乎人人都摆茶席;直到30年后的今天，才走出了一条文人化的以造境、赏器、品茶、交友为内容的路径，隐约和明文人的茶道接上了脉。
所以，研究台湾，可以作为研究茶道的一个参考样本。但仅靠钻研台湾去寻找中国茶道是不够的，宋代流行的禅院的点茶方式通过日本僧侣的传播，一直在日本流传了下来。日本的宇治茶，是有明确谱系的，由在宋游学的僧人荣西禅师在天目山取种，之后带回日本，交给各处栽种。京都附近的高山寺的茶叶就此存活，后来又被宇治茶农移栽，成为今天日本最出名的茶叶产地。而宋点茶的方式，由荣西带回日本后，到了千利休时代，才逐渐结合日本的器物，用自己的禅宗思维和审美创造了一套茶道方式。千利休于1591年剖腹自杀，他死的那年也成为日本茶道确立的年份。
日本茶道之后的传承与中国不同，中国每出现一种新的饮茶方式，前朝的饮茶方式就被冲击消失，进而只留下少许痕迹。而保留了宋抹茶道饮用方式的日本茶道经千利休的孙子们和学生们的传播，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尽管后来也有明朝传过去的煎茶道在日本流行，可是也没有使千利休的草庵茶道消失，它甚至还影响到建筑、庭院、服装和烹饪各个方面。现在日本按照千利休审美做出来的事物众多，利休栏杆、利休灰色、利休牡丹等等，去日本，寻找千利休的痕迹，事实上就可以找到茶道的日本变体。
今天的中国，还是按照明初的散茶方式在进行自己的茶道构建，人们翻阅古书，试图重新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茶道。但是以中国历史看，南北方的差异、物种的差异，包括气候的差异，都使茶道的面貌呈多元化。尤其以今日中国的交通和物流便利，众多丰富品种都可以罗列在一个饮茶者的面前：以往销往边疆和海外，带有唐代遗风的饼茶——普洱、黑茶和安茶，长江流域的绿茶，福建和台湾的乌龙茶——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专门的饮用方式，更没有一种茶道能一统天下。但正因为这种多元，才使中国茶的饮用方式有了更多值得去探询的空间。
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条路径，去追寻中国茶道的轨迹，期待能给今天想恢复茶道的茶人们以一份扎实的材料。
在历史中探寻茶道
首先我们向历史寻找茶道。根据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巴蜀先民们以其边缘的优势，将茶叶原料利用传统和制药技术结合起来，为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茶叶饮料，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心理。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饼茶的加工已经成熟，而且有采茶早晚之别，甚至已经有意识地去苛求泡茶的水质，并且有相配合的茶果，也有了饮茶礼仪。虽然饮茶局限于江南诸地，但是魏晋南北朝是茶文化的创立期，与酝酿期的秦汉比，已经在短时间内成为可以与酒精饮料抗衡的最有影响力的饮料。
陆羽的《茶经》充分说明了唐时茶的流行。此书不仅使陆羽成为茶圣，更记载了完整的饮茶过程，包括茶树的天然性状、茶叶的采集、如何精制、茶具的使用和规制、泡茶法和饮用法。因为这本经典，使唐朝的饮茶脱离了早期不完善状态，成为风靡全国的饮料。当时的士人们以能辨别出陆羽所泡的茶为自豪。陆羽把饮茶从日常生活中提拔了出来，成为精神领域的享受。
唐朝时候，饮用茶有严格的步骤，这些通过陆羽的《茶经》就可以复原，随着从法门寺等处大量出土文物中的茶具的存在，使唐代饮茶方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到了宋代，抹茶饮用进入了黄金时代，按照冈仓天心的说法，茶饮不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消遣，而成为自我实现的方式，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在永恒的变化中追寻永生。苏东坡甚至说：茶的至美至纯好像一个道德卫士，可以使他抵御堕落的侵蚀。除了文人阶层，宋代的禅院也大量饮用末茶，他们认定这种饮料可以帮助他们修行，这和唐代寺庙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饮用的是散茶磨成末，并非用珍贵的团饼。这种方法直接流传到了日本，开启了日本的茶道之路。
尽管现在日本保存的主要抹茶道流派是以千利休为代表的千家流派，但是宋朝就传入的许多饮用茶的方式，还是可以在日本找到。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学长(校长)熊仓功夫告诉我，最开始流传到日本的团茶、砖茶可能被放弃了，因为可能不太适应岛国人民喜欢新鲜自然口味的习俗，但是散茶的绿色很快征服了日本。在静冈的东福寺，包括传说中荣西禅师的祖庭京都的建仁寺，都保留了传统自宋传入的饮茶方式，这些方式里，最能体现的是宋代僧人和文人是如何饮用抹茶的。“没有士大夫阶层的繁文缛节，但还是能从这里面能展现宋时风貌，这绝对不是日本的发明。”
而包括工艺品、艺术品在内的大量与茶有关的宋器物，更是被大量进口。据专家考证，南宋时期，宁波、杭州和福州都是运输宋茶器的重要港口，其中数目最多的是龙泉窑。现今日本各大美术馆、寺庙中都藏有丰富的中国书画、陶瓷，许多都是当时流去的。最近打捞的韩国沉船“新安号”上有上万件瓷器，不少是日本各寺庙在中国定做的瓷器。所以，在日本既可以从活的各个流派中看到宋茶道依稀的影子，也可以从文物中去细细钻研宋茶道的精华。
到了明代，中国茶的饮用方法随着散茶流行进入了新时代，制茶不再繁杂，饮茶却发展出新的要求，以文人为主的阶层创造了紫砂壶为主的饮茶器具，改变了茶碗大小，推出了小很多的茶杯与茶盅。现在福建人还是沿用了明旧习，称茶杯为茶瓯。
文人重雅趣，于是把饮茶空间尽量雅致化，花木、盆景、雅石、茶果等要求均出现，茶道的文艺复兴开始了，而这套饮用方式尽管有了朝代的数次更迭，但是并没有死亡，无论在清代贵族阶层的社会生活图景中，还是民国时期江南人家的品饮中，都顽固地存在下来。因为饮用散茶的茶制没有改变，这套饮茶方式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今天的我们已经没有明人的雅致文化，所以喝得更粗枝大叶罢了。
我们希望能完整地呈现出中国茶道宋与明两个盛世的状态，所以通过专家约稿和专访的方式，对这部分作充分述说。
向现实中寻找：日本与台湾
在日本的古董市场上搜寻茶器，是台湾茶人30年前就发起的，现在大陆茶人步其后尘，纷纷去日本扫货。我们的追寻路线并不如此，光靠物质积累，很难完成茶道的积累，我们变化了自己的寻访方向，去寺庙，去千家流派，包括现在著名的茶人那里寻访，呈现了一部分日本茶道的现状，其实是为完成回答这个问题：日本茶道与中国茶道的渊源，日本茶道如何自立，它对于今天中国茶道的借鉴意义。
我们采访了高山寺，这里是荣西带回茶种的分种地之一，现在是日本最古老、最著名的茶园，神奇的是，这里的茶园不用管理，只靠宇治的茶农每年六次来帮忙就可维持。这里的茶叶，现在是日本最重要的茶人的使用专利，基本不在市场流传，是最名贵的日本茶。这似乎再次验证了古老的中国茶道对外辐射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们在京都寻访了各个千家流派，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学生和弟子严格保持了他所传下的草庵茶道，虽然这是完全日本审美化的茶道，但其点茶方式，还是继承了宋茶道。熊仓功夫说，千利休在审美上，发展出日本自己的侘茶方式，将日本器物之美的概念推广到大众中，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点茶方式是日本的。“那里保存了大量的宋代点茶方式，还有宋代器物的翻版，并不是因为日本仿造了许多器物，这些器物就日本了，因为它的源流还在那里。”所以，当茶筅、建水、茶勺、水取等我们在宋代茶书中经常看到的名目以实物形态呈现的时候，中国茶道可借鉴的地方也就出现了。
除了茶器物，日本保存下来的大量茶室，包括当代建筑大师隈研吾创建的各个茶室都可以对中国茶道形成影响，环境的优美、饮茶时的心境、整个茶室空间的陈设，包括茶人应该如何插花，在日本都有固定的体系和完整的传承，我们采访了大量细节，不是希望国内茶人们照搬，而是希望这背后的美学观念和饮茶观念，可以影响到当下的国人。
除了日本，台湾地区是我们寻访的另一重要目的地。过去大陆茶人对台湾茶道多有误解，觉得是从日本抄袭的，事实绝非如此。台湾最初研习茶道的时候，并没有宗师可以寻找，他们的基础是潮汕工夫茶，那是明清茶道在中国边缘地区的留存。台湾茶人去日本寻找的是中国茶道的遗产，其中包括空间、茶具和喝茶的心境，明代大量出口日本的紫砂壶具轮珠大量回流台湾，成为茶人必备之物，而茶杯托等已经在大陆消失的茶具，也开始大量回购，重新出现在台湾茶人的茶席上。
这些是道具的完成，台湾茶人最大的努力，还在于他们努力翻阅中国古代茶书，寻找到自己的茶空间构造。一开始台湾的公共茶空间就走苏州园林风格，慢慢地，有舞台经验、画廊经验和深厚学养的茶人都进入改造过程中，使台湾呈现出多样化的、真正具备中国古老文化特点的新老茶空间。解致璋的清香斋、周瑜的紫藤庐、何健的冶堂、林炳辉的食养山房都是如此，结合了宋、明文人的审美，使它们已经成为台湾最具吸引力的新空间。拿食养山房为例，需要提前预订一个月，才能有机会去那里享受一杯茶。
台湾茶道的最大吸引力，在于这些茶道的钻研者都是文人出身，他们的兴趣在于建设台湾茶道，虽然现在以茶道为基业，但并不追求谋利，他们的风格影响了台湾茶界。在台湾，一位茶课老师，绝对不会出售茶具和茶叶给你，这是与目前大陆茶界的纷乱局面不同之处。
不过，台湾茶道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因为其基础，是以清香乌龙茶为根基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所钻研的泡法、器物的使用，很可能都只适合于那个体系，并不适应于大陆博大的茶叶世界。
台湾茶道的钻研者之一李曙韵去年到大陆发展，因为她觉得，未来的茶道，还是会在大陆崛起，因为这里有丰厚空间。“无论是与茶有关的物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都太广阔了。”她在大陆新开的茶空间还是叫“晚香”，想承载的是崭新变化中的大陆的茶道文化。
尾声：中国茶道的复兴?
曾经有学者研究过，日本茶道之所以留存，是因为日本人有恋物的习惯。因为国土资源的匮乏，所以在千利休时代人们就发现，无法在日本大规模使用“唐物”，也无法像丰臣秀吉一样用黄金去建造自己的茶室空间，而应该重新认识物，有意突出物的灵魂世界。千利休去世的时候，做了一柄竹茶勺送给他的弟子，这茶勺被取名为“泪”，物与人结合为一，迄今为止，许多日本茶道中人的器物是需要代代相传的，很多人一生中只使用一个茶碗。可是中国截然不同，我们并不珍惜自己的茶道具，总是随着饮茶方式的更迭而抛弃。
台湾茶人的做法是，开始重新建立对物的依赖。这种依赖，并不是去追寻古董，或者购买名物，你可以用自己的手和竹木碰撞，做一个茶匙，一柄茶则，甚至去烧一个自己的杯子，这种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物的喜爱，可以使人们更深地进入到茶的世界，这是一个人与物不分离的世界。
但是仅有对物的依靠还是不够，喝茶并不是独自一人的世界，即使是明代茶人拒绝众饮的情况下，还是要求二三人对酌。台湾的紫藤庐主人周瑜发明了自己的“正静清圆”的茶道，他说：“这是我个人对传统文化，对自然美学的体会实践，在闽南茶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有人格蕴涵的茶道。与日本的茶道‘和寂清静’相去甚远，我觉得这是很中国的茶道。”
周瑜对中国文化深入研究后觉得，中国茶道绝不应该照搬日本。就拿“寂”来说，他们要的是寂灭是佛教思想，中国茶道里其实没有这个东西。中国茶道，追求的是另一种愉悦，喝了茶，身体清了，精神松快了，茶友互相沟通，大家共同有机会享受这泡茶。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通过茶可以领悟到自然之美好，也能领悟到茶世界如何抵抗外界喧嚣，这是周瑜所追求的中国茶道境界。
事实上，每个茶人都可以创造中国自己的茶道。在日本，我们反复征询每一位茶人：中国的茶道能复兴吗?有两位的回答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一位是熊仓功夫，他说，日本茶道是从规矩到心，你每日要按时做各种事情，奉行茶道的时候要一丝不苟，最后可能修行成功，成就了自己的茶道。而中国正相反，中国茶道是从心到规矩，是心里想明白了，再随手做出各种动作，这个特别难。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复兴茶道，你们有大量的茶种、有无比丰富的茶器、有那么辉煌的历史，这个心的完成，只是时间的事情”。另一位回答我的，是京都建仁寺的方丈云林院宗硕，他说：“茶道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可能都是瞬间的，像你们唐、宋时期的茶道，我们的千利休茶道，但是樱花不也是这样吗?一年365天都不开放，只有10天灿烂无比。当然可以期待中国茶道的再次复兴，因为土壤在那里。”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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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茶道精神的解读（1）
刘悦笛 社科院哲学所
下面讲非常熟悉的，在日本茶道里面讲“和”、“敬”、“清”、“寂”，这是日本茶道里面最重要的四个美学原则，一般称之为茶道四谛，这也是佛教的话。这个把真正的禅茶一味推到一个极致，究竟什么叫做“和”、“敬”、“清”、“寂”？我想引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京都学派哲学家久松真一。谈到京都学派历史上都知道是谁呢？西田几多郎，这是最大的哲学家。
还有一个做禅宗最厉害，而且和海德格尔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人，就是久松真一。他是吃透了存在主义的，或者是海德格尔一套的东西，回过来阐释日本本土的哲学及美学思想。他讲和是什么？“和”就是主客之间的充分和合毫无隔阂。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用语的时候已经主客二分了，但是用“主客”的时候已经在这个框架里面了。但这是一个梯子，你可以扔掉。
包括我们现在说话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也是大约十五六年前我在日本京都的时候，见一个老先生，他给我写了几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用繁体字工工整整给我写的，我觉得好奇怪，给我写这些词干什么？他说这些词都是日本人创造的。中华，我们中国人讲有中国这个说法没有中华；人与民放在一块，也是日本造；共和国，共和我们有，共和国没有；发展、经济，这些词都是日本人造的。我跟这位老先生说是你们创造的，一个快90多岁的老先生，我说，是你们创造的，可是你们为什么用中文呢？（笑声）你们只能用中文这些高贵的词去翻译西方的概念，比如物理、数学（算学中国有）、文学这些词都是从日本来的，哲学这个词也是，当然美学这个词不一定，等等，包括伦理这些词都是从日本来的。主体、客体、对象（过去老词儿搞对象）这个词是日本来的。其实我们的语言已经充满了日式汉语，因为日本这个词也是一个外来语，日语引入了很多翻译的语言。
“敬”是什么？是两个人相敬之情；“清”就是饱有清静之情；“寂”是无喧嚣，心境的平静。当然这个解释是具有很高的哲学高度，跟一般人解释的茶道不一样，因为他讲了茶哲学。但是这些都是从“新”提出来的，因为他要讲一个说法，叫做“新茶道”，“新茶道”讲什么，他讲生活的整体，他说所谓“新茶道”的生活，并非只是趣味、艺术，或者单纯手法的这样人类生活的一般之单方面的事情，而是究明人性的根源。这句话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在其根源上是经营人的生活，其中包含着人的生活全体”。这句话，我个人认为太赞了，茶道即生活之道！
久松真一的贡献绝对不比西田几多郎要低，特别是对禅宗全球性的阐发而言。久松真一认为，“立足于心茶道的心茶会的目的，连贯着宗教生活、哲学思考、道德行为、艺术鉴赏这样的人的生活全体，由此根源生活下去。”他就强调由茶道可以悟到法、喜、禅、韵，悟到禅味道的时候可以身心自障。这是一种被精致化的非常高级的“生活美学”的心境，因为他讲你在茶道当中学到的不是艺术，茶是艺术吗？不是。茶也不是哲学，茶也不是道德，但是茶却关乎艺术，有艺术的美感，却关乎哲学化的思考，关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生活的整体。久松真一讲新茶道的时候又把它归结到生活的层面去。
日本茶道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人却没有把好多事做到特别的极致。你会发现出国的时候，有一个老板曾对我说，中国人做了那么多好的丝绸，但是中国人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好的丝绸品牌，我们卖丝绸就当布料卖。爱马仕、LV这些卖一个丝绸包卖几十万元万块钱，我们同样一个产品卖几千块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品牌。你在国外会发现无印良品或者优衣库，特别是优衣库，你会发现在纽约都有优衣库的店，几层楼的店，为什么？日本人可以把很多事做到极致。这跟日本文化有关，因为日本文化非常小，因为小，所以就能够在特别小上面做的特别极致化。如果大家去东京，京都有一个吃日本料理的地方，那个料理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在做，就是这么大一个小房间，每天就营业短短几个小时左右。你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屏风特别简单，进去之后就是一个台子，一个特别干净的台子。但是每上一个日本料理都是一个艺术品，好贵的。因为它把日本料理做成一个艺术品！
茶道也是一样的，也是一个生活化的形式。所以在日本讲所谓茶汤是一个形式，日本不说茶水，只讲“茶汤”。我们中国人讲汤里面有肉和菜才是汤，但是也有道理，水里面掺了其他的东西才叫做汤，这样说也有道理，掺了茶叶也可以叫做汤，日本人叫做茶汤，中国人很少讲汤，也许也与东瀛的抹茶传统有关，毕竟抹茶比较细嘛。“茶汤之形式悉为禅也，口传、密传皆由师口传弟子，而无书物也。”在日本也是，茶道也是口耳相传的。“茶汤者因出自禅宗，故专事僧之行。”非常有趣，刚才我讲这个原则——和、敬、清、寂，日本的茶道原则，其实在日本这样的茶道原则最初叫做什么？叫做“谨、敬、清、寂”，后来被谁改了？就是千利休和尚。自从他把“谨”字改成——“和”字以后，日本的茶道就有了“和”味。他把我们中国的东西叫做“唐风”，日本的东西叫做“和风”，日本的风格，就像“谨”字本来是特别拘谨的，但是讲“和”就比较放得开、更为广大。
大家看，这张画像就是千利休，这是千利休在日本庙里的一个佛像。千利休被封为茶道的宗师，他认为茶之道即佛之本义。这方面受中国禅宗的影响，但日本做出了一个积极的拓展。讲茶道就是修禅之道，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暖、插画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所以日本茶道有一系列程式的东西，日本人做事特别程式化，与国人比较而言，其实这是向“仪式化美学”的归依。这样好也不好，好就是非常规范的抹茶的传统，都给你表演，很规范的，不好就在于它失去了自由，其实各有利弊吧。
注：本文根据哲学家茶座第十五讲讲座录音整理，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敬请读者诸君自行判断。
我所所长与同济大学德籍教师、茶道哲学研究者何心鹏先生座谈
文/图：刘雪萌
11月2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邀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德籍教师何心鹏先生在人文楼办公室进行了座谈。
双方首先就各自开展茶道哲学研究和推广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交换了意见。何先生介绍，他在同济大学主持举办了4场主题茶会，学术讨论和品鉴茶艺相结合，为了保证学术讨论的深度，邀请的与会学者大多8-10人，进行茶艺表演的多为同济大学在校生，他们自发组织了茶文化协会。但在今年5月举办的研讨会上，他邀请了日本茶道里千家的传人做主题发言，讲述了茶道中声音的重要性的问题。李萍教授回应道：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成立至今两年半来推出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活动，包括哲学家茶座、全国茶道哲学高峰论坛、暑期地方茶俗茶文化考察等。李萍教授盛情邀请何先生参加明年的相关活动，共同合作推进茶道哲学研究获得更大发展。
作为一名地道的德国人，何先生与茶道的因缘令人十分感慨。他在本科阶段所学专业是汉学和哲学，所以，有机会到了山东大学留学，虽然喝过茶，但完全没有接触到茶道。在图宾根大学读硕士期间，他到了位于日本京都的同志社大学留学，开始了解到日本茶道，并拜了里千家流派的宗师学习了半年。在博士期间，他又到日本大阪大学交换学习两年，他从德国哲学的现象学来看待日本茶道美学和中国道家思想，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之后他到浙江大学从事博士后专题研究，广泛接触了江浙一带的多位知名茶人，即便现在同济大学就职，他每年还要到浙江大学为汉学专业的国际留学生开设“中国哲学与茶道美学”等课程。李萍教授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茶道哲学研究正需要何先生这样有深厚哲学背景、对中国和日本传统文化有充分了解的人，中国茶道中断了数百年，需要我们用理论的语言、深邃的思想来构建中国茶道哲学。
李萍教授和何先生还就日本茶道与中国茶道的区别、日本茶道和中国茶道在当代德国的发展等话题进行了讨论。李萍教授认为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不同：第一个是茶的作用，第二个是茶道的表现形式，第三个是茶道流派的传承。何先生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中国茶道多样性源于中国的地区性强，同时与中国传统曾出现断层尔有关。他补充到，日本茶道并非一成不变，19世纪前茶道学徒在茶道知识和技艺的传承上比较自由，之后家长制兴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茶道的发展。有关日本茶道和中国茶道在当代德国的发展问题，何先生指出，日本茶道在德国的普遍接受度不高，日本茶道虽然继承较好，但也存在创新不够的问题，难以融入普通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就茶叶的消费而言，在德国，印度阿萨姆茶占据很大比例，但中国茶的比例在近十几年间也在逐渐上升，而且上等的、高品质的中国茶也开始赢得了德国民众，一些中国茶企生产出来的质量高、配有详细说明、包装独特的产品，越来越让德国民众感受到中国茶的魅力。
最后，双方就茶道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度讨论。何先生谈到自己计划出一本有关跨文化视角下茶道哲学的书；希望发行一年一期的茶道哲学期刊；他正在研究18世纪末19世纪欧洲初沙龙茶文化；他还考虑从茶道入手尼采以来西方生命哲学、生活方式变革所具有的哲学意义。李萍教授非常看好何先生的上述研究及其成果，李萍教授介绍，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目前正在组织撰写两本茶道哲学方面的通俗读物，一本是茶道与商道类比式研究，另一本探讨儒学在中国茶道的融贯。李萍教授特别指出茶道哲学方面的书还需要时间沉淀，作为新的学科，茶道哲学的发展还处于草创阶段，但现代社会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它将为跨文化交流和现代哲学生活化提供有力的根基。
座谈结束后，李萍教授与何心鹏先生合影留念，双方表示此次对话非常必要，期待未来彼此有更深一步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