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15年10月，焦家良董事长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英国期间创作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在茶叶种植和出口一直独占鳌头，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了英国的上流社会，茶便逐渐成了英国人最喜欢的饮品，经过300多年的生根发芽，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全民的饮茶文化：它有自己的饮茶方式、茶具和礼仪。但归根溯源，这一切其实也和茶叶的发源地——中国密不可分。
3200年锦秀茶祖
1662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她的陪嫁不光有中国茶，还有来自中国的茶具，而她喝茶的爱好很快引领英国的时尚。
17世纪早期，茶从遥远的中国被运到英国之前，途中至少要经过18-24个月的时间，这使得茶叶非常稀少和珍贵，因此在早年,茶一直是英国贵族的饮品。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英国工商业在这一时期兴旺发达，人们从关注温饱问题开始转向提高生活的质量，大众阶层开始关注并消费中国茶，并使茶叶的销量大增，喝茶已逐渐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成为了国饮。
1986年英国女皇伊莉莎白到云南访问，领导人将凤庆滇红作为礼品赠予女王，被女王视为珍品，并带回英国宫中储存于玻璃器皿中玩赏。
据统计，英国人每天要喝掉将近1.65亿杯茶，举国上下每年喝掉 600 亿杯茶，人均每年有 900 多杯。自18世纪以来英国就成为了世界上人均消费茶最多的国家之一。从中国的茶叶传入英国到现在，三百多年间已然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茶文化，并反过头来影响了中国。
2008年，新华社的一篇文章《中国七万茶企不敌一个立顿》在业内引发热议。当年，中国7万家茶企的总销售额为300亿元人民币，而立顿一家的年收入却达到230亿。立顿出身的英国，并非茶叶生产大国，立顿靠的是从斯里兰卡、印度、中国进口茶叶原料，成了全球仅次于可口和百事的第三大非酒精饮料品牌。
焦家良成为访英中国企业家团唯一茶企代表
英国虽然不产茶，但是打造了一个世界级的茶业品牌——立顿，这正是中国茶业要学习、借鉴和超越的对象。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唯独茶没有品牌。如何让这一叶民族崛起、天下至和的中国茶;一叶安康富足、生态文明的中国茶重新焕发生机，走向世界，是每一个国人的梦想。
赠送“龙润·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与英国国王查尔斯
2009年4月2日，“G20”峰会期间，时任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与国家领导人亲切会晤，经相关部门委托，通过礼宾渠道，将“龙润·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赠送给了时任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焦家良董事长出席中英工商峰会
2015年，10月20日—23日，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龙润集团董事长焦家良博士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一员访英，并出席中英工商峰会，是唯一一位参与此次访英的云南企业家和茶企代表。这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任。焦家良博士作为一个民族茶业企业家代表随团访英，也深感责任重大。
焦家良董事长出席中英工商峰会
焦家良博士指出：“茶是中华民族最应该、最有可能做成世界品牌的产业，历史留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和责任，所以选择将茶这个朝阳产业、健康产业和文化产业进行到底。站在历史的起跑线上，深感国家强盛带给茶产业重新崛起的机遇。在这十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尝试多种传统营销模式，但最终我们选择创新营销模式，我们把重兵压在理想华莱上，以直销的营销模式来引领企业所有的传统营销，因为直销是未来的一种趋势。直销，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集教育、分享、沟通、感恩为核心，感情交流是一种重要的形式，而茶恰恰是感情交流较好的媒介，较好的载体。一个人喝茶，和气;一个家庭喝茶，和睦;一个民族喝茶，和谐;一个世界喝茶，和平。我们正发力打造中国茶产业的世界品牌。”
2022年9月19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英国伦敦的上空竟然出现了双重彩虹，画出了两道美丽的弧线。焦家良董事长表示：再伟大的事情也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发生的，世上所有伟大，皆从平凡而来，理想不在别处，它一直在脚下，相信理想华莱一定会再创中国直销行业、茶行业的奇迹，中国茶从思茅、安化腾飞，让我们携手并进，抒写中国黑茶辉煌灿烂新篇章。
理想华莱云南营销中心
大国崛起，实业兴邦。未来产业必定是大健康产业的时代，而中国黑茶作为大健康产业中标志性的健康饮品,必将会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中国，理想华莱将以中国茶文化为平台，以中国黑茶为载体，助力中国茶叶品牌走向世界，和全世界做朋友、做生意。理想华莱将以敢想、敢干、敢闯的精神，为中国茶文化的复兴而不懈努力奋斗，让中国黑茶，香飘世界。
英国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作者：焦家良
大西洋的风，吹了千年，北海、英吉利海峡、凯尔特海与爱尔兰海的风也没有闲着，从年头到年尾，海风吹过大不列颠的每一个角落，也吹过每一段历史。
唐宁街的绅士需要护住头上的帽子，才能优雅的捧着一束白心红玫瑰，走到白金汉宫。
海洋包围着她，海浪吹打着她，涌进了泰晤士河的深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静静地矗立，见证着文艺复兴，也见证着文明与战争的交替。
和平的钟声从来没有中断过，伦敦塔闭口不语，而河流依旧静美的保持着与这个世界的距离。
剑桥还是剑桥，就像苏格兰威士忌一样，不同的韵味、不同的人群，也是米字旗下的“黄金时代”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区，总有人找到生活的位置和理想的高度。
风吹雨打后，拨开历史上空的迷雾，东方之珠的紫荆花旗高高飘扬，白鸽成群飞翔，遥远的东西方再次握手。
一杯英式下午茶，一次金融城的邂逅，今天的相拥是两个国度的携手，“黄金时代”最珍贵的是和平。
英国是中国的一面镜子，看到了务实、看到了传统、看到了文化、看到了标准。只有真正认清了自己，才能看到未来。
上下五千年，积攒的不仅是沧桑的时光，还是一个民族的传承，一个民族的信仰，一个民族的自信。勇者无畏，强者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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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我喝的大红袍其实不是真正的大红袍？真正的大红袍比熊猫还稀少？且大红袍不是红茶？红茶名宿金骏眉05年才被开发出来？功夫茶其实真名叫做工夫茶？且工夫红茶和工夫茶根本不是一类……看了这些是不是感觉很新鲜？！有种原来日常喝的茶叶有着这么多美丽的错误，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冷知识，是的，茶文化和历史源远流长，有些真的意想不到，这里“小茶控”就搜罗了尽可能多的有关茶叶的冷知识，不说最全但是很丰富哦（如果你还知道有关茶叶的其他冷知识，欢迎补充哦）！
咖啡，茶和可可是世界三大饮料，而其中，茶和茶制品饮料，是每天喝的人数最多的饮料。据统计，美国有1.58亿人喝茶。英国人民每天约喝掉1.65亿杯茶，换算成年的话就是每年喝掉620亿杯。
世界上最大的茶叶消费国是中国，但若平均到每人头上，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土耳其、爱尔兰和英国是人均茶消费最多的三个国家。但说到底，还是人口基数的问题。
正山小种，又称拉普山小种，属红茶类，与人工小种合称为小种红茶，是世界上最早的红茶，亦称红茶鼻祖，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毛茶，也称毛条，鲜叶经过初制后的产品称为毛茶，其品质特征已基本形成。毛茶是 茶树鲜叶初加工的粗制品。大小不一，形状粗糙。此外，外销红，绿茶的初级制品,也统称为毛茶。毛茶可供人们饮用，但是由于毛茶的产地、采制的季节、鲜叶老嫩、初制技术等的不同，品质差异很大。
大红袍不是红茶，而是乌龙茶。大红袍属于武夷岩茶，武夷岩茶具有绿茶之清香，红茶之甘醇，是中国乌龙茶中的极品，大红袍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凤凰单丛（只有凤凰单丛这一个叫法“枞”是错误的称呼，潮州市政府甚至于2004年8月专门下文进行规范,采用“丛”字为标准字,而明确以“枞”字为错别字。），凤凰水仙不是岩茶，属广东乌龙茶。
不止喝酒会醉哦，喝茶也会醉，被称为“茶醉”～ 之所以会产生“醉'的现象，都是因为茶碱，茶碱进入人体中，会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但若摄取过量会破坏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并抑制胃里面磷酸二酯酶的活性，可能导致利尿、心悸等症状，严重时会有失眠、头痛、恶心、站不稳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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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屎没香味。流传说法是种在叫鸭屎土的黄土壤里老茶农怕被偷从而起名鸭屎香。
因为就那几颗老树上的才能真正叫做大红袍（大红袍生长在武夷山天心岩九龙窠岩壁之上，是武夷岩茶之王、乌龙茶中的极品，已有350余年历史，现仅存6株母树；）。目前定义为纯种大红袍的品种是奇丹，而真正接近大红袍的品种叫做北斗，史料可查大红袍母本无性扦插。优质的商品大红袍全是拼配茶，而且也有拼配上的优劣，茶基一般是水仙肉桂，好的拼配茶很贵的，很多获奖茶都是拼配的，拼配师的工资最贵的。
“东方美人”茶，它可是“以假乱真”的高手。不能简单地从名字下手，而是从口感出发！它发酵重，口感、滋味与红茶匹配度颇高，却是实打实的乌龙茶。东方美人又称为白毫乌龙/五色茶，广义来说，只要是部分发酵的都属乌龙茶。
安吉白茶属绿茶类，是按绿茶加工原理并根据安吉白茶自身的品质特性制作而成，是未经发酵，经杀青、整形、烘干等工艺而制作的饮品，所以安吉白茶不属于白茶而属于绿茶。
君山银针不是白茶、也不属绿茶。君山银针是黄茶，属于轻发酵茶，而绿茶是未发酵茶。黄茶的制作与绿茶有相似之处，不同点是多了一道闷堆工序，绿茶是不发酵的，而黄茶是属于发酵茶类。
历史以来，云南月光白茶就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认为其工艺类似于白茶，有人说其品质特点类 似于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因此有人说云南的月光白茶是一种创意型的白茶，也有人说月光白茶是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 因此有月光白茶之说。其实中国的六大茶类是按照制作工艺来区分的，所以月光白是白茶！
「毛尖茶」也容易让人乱入。毛尖茶是茶叶外形的统称，各地有很多类型的毛尖茶，比如信阳毛尖。喝茶的人常会误以为毛尖茶就是绿茶，其实不然，比如「北港毛尖」、「沩山毛尖」，明明有一种浓浓绿茶味儿，却又是黄茶！
黄茶的产量在全国茶叶产量的占比不到0.5%..中国生产的茶叶约70%是绿茶~
六大茶类，每个品类都有丰富的茶品，究竟哪类茶才是NO.1？答案就是绿茶。《中国名茶志》中，共列出全国名优茶50种，其中绿茶34种，占68%，妥妥的C位。
日本出版社「主妇の友社」的《茶图鉴》一书中，将茶分为六大种类：日本茶、红茶、中国茶、花草茶、健康茶、咖啡。六种茶主要先以冲泡茶叶的茶种类做一分类，并且以地图形式将该国内各县市出产的茶叶做一分类，解说之间的区别，依造此书两项类别：红茶与中国茶，分类做出整理。
还有一说根据制作方法和茶叶的不同，日本茶还可以分为八个种类，分别是玉露、抹茶、煎茶、番茶、茎茶、粉茶、焙茶、玄米茶。
碧螺春是传统名茶，属于绿茶类，产于江苏省太湖的东洞庭山及西洞庭山（今苏州吴中区）一带，所以又称“洞庭碧螺春”。【茶越新鲜越好吗？】新茶一般是指摘下不足一月的茶，可以品饮到其最新鲜的色香味。但因茶叶存放时间太短，多酚类、醇类含量较多，对人的胃肠黏膜有较强的刺激作用。所以新茶宜少喝，可稍作品饮，放一段时间再喝。
茶包的发明，是真的完全背离初衷。一位来自纽约的商人Thomas Shalivan开始将茶放进一个小丝袋里分发给他的客户，他本来是想让客户把茶叶倒出来泡着喝，但是他的客户们都理解错了。后来发现带着小袋更方便，茶包就诞生了。
Black Tea被红茶抢走了，黑茶叫什么？当年红茶出现时，欧洲人看红茶叶黑黑的模样（红茶、绿茶是比较早出口到欧洲的，当时的红茶品种外形颜色偏黑。外国人自然而然就因外形特点而称呼它为「Black tea」了），才叫它为“Black Tea”。如今，黑茶的英文是什么呢？——“Dark Tea”（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干茶和茶汤颜色都很暗，所以被称为「Dark tea」。）
看红茶的品质优劣，鉴定红茶的好坏不是看红茶颜色越红就一定越好的。看红茶的好坏质量的鉴定要看其外形，颜色及香气的。顶级红茶金骏眉就是金黄色。
金骏眉是05年才被开发出来，开发者是现在骏德茶厂厂长梁骏德。然而开发的时候梁骏德是正山堂的一名制茶师，所以现在百度百科金骏眉里写的只有江元勋带领团队…
红茶茶汤冷掉后常会变得浑浊。浑浊并不是一个玄妙现象。“冷后浑”现象，是茶多酚及其氧化产物等与咖啡碱形成的络合物，高温时，其呈游离状态，但随着温度降低，凝结在一起，茶汤就由清转浑了。红茶的“冷后浑”现象与茶汤的鲜爽度和浓强度有关。
工夫茶是神奇的潮汕人民自宋代起对于冲泡茶叶和待客之道一种理解和文化传承。而“功夫茶”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美丽的错误习惯。对于“工夫茶”的误传和深度的误解产生的某种冲泡茶叶的艺术手段，给外行人感觉就是对于桌面上琳琅的茶具一顿小操作就叫功夫茶。演变至今无对无错，外行叫“功夫”传承用“工夫”。而工夫红茶则是指以福建的闽红三大工夫(坦洋、政和、白琳)，安徽祁门工夫，云南的滇红工夫等为代表的红茶品种，意为制作精细精制颇费工夫而得名。
六安瓜片属绿茶类，产自安徽省六安市大别山一带，唐称“庐州六安茶”，明始称“六安瓜片”。六安市位于安徽省西部，六安作为一个地名，“六”应读作“陆”。所以六安瓜片的正确读音应该是：lù ān guā piàn。六安”之名源于汉武帝，公元前121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案发，二王自杀，汉武帝取衡山内六县、安风、安丰等县首字，别衡山国为六安国，封刘庆为六安王，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六安”之名由此而来，历代沿用。这里的“六”也是地名，所以应读“lù”。
六安瓜片由从六安茶中的“齐山云雾”演变而来，是绿茶特种茶类。外形似瓜子形的单片，而不是是哪种瓜的片！PS：六安瓜片在茶界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无芽无梗全是叶，绿茶以嫩为好，但是六安瓜片是以壮闻名！
《三国志》记载，吴国君主孙皓（孙权的曾孙）专横残暴，终日沉迷酒色，经常摆酒设并定下酒宴规矩：“每人7升，不管会不会喝，7升酒必须见底”。群臣中有个人叫韦曜，酒量只有二升，其是孙皓父亲的老师，所以孙皓对韦曜还算照顾。韦曜喝不动了，就悄悄换上了茶，让他“以茶代酒”。
不是。茶树油是从茶树的叶子提取的精油，这种“茶树”与我们平时泡茶的茶叶没有半毛钱关系。这种“茶树”又叫做“窄叶茶树”，“snow-in-summer”（夏天的雪），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新茶友一般觉得茶叶有梗必不好。绿茶确实茶梗很少，因绿茶讲究的是鲜嫩，嫩叶自然没有梗。但对于乌龙、普洱、黑茶而言，有梗再正常不过了，且这类好茶是应该有梗的，无论是压制还是口感，都需要茶梗的存在。国际标准对黑茶含梗量有明确规定，要求茯砖茶含梗量在15%到18%之间。
2019年5月27号，在东京中央拍卖香港的春季拍卖会上，百年号级茶1920年紫票福元昌号一筒，最终以26230000港币成交。重量为2236克，换算至人民币约为1041万元/公斤。
茯砖茶中的“金花”其实是一种名为冠突散囊菌的真菌，只不过在显微镜下观看，似黄色的米兰，故而还有“金花菌”的别名。「金花菌」除了能改变茶叶的「发香」特点，还有独特的对人体有益的功效，很受茶友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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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喫茶店就是日式咖啡店，最早起源于一百多年前日本出现的第一家喫茶店“可否茶馆”。
在泡一些好茶时，我们会发现上面会有一层薄薄的白雾。让人不禁觉得赏心悦目。这种白雾被人称之为“茶氲”或“汤氲”，浓度较之水蒸气高，故而与开水的水蒸气不同。
茶类的分别是根据制作工艺的差异而分门别类的，生普是半发酵茶，所以属于青茶，而熟普是后发酵，属于黑茶。
一斤上好的芽茶有6万-8万个芽头，全部由采茶姑娘的双指一下下采出，这就是高大上的茶叶价格昂贵的原因（古树茶，就更贵了，因为百年千年古树是很稀少的，古树茶中的“猫耳朵”更是稀少，由于枝叶很小，一个熟练的采茶姑娘一天大概能采1-2两）。
口粮茶，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常备的、随时都可以品饮的茶品。价格接近人民（我们不能把口粮茶等同于廉价茶，口粮茶应该具有较高的性价比，是老百姓最喜欢的茶。），茶的质量不懒惰，以满足大多数需求。这种茶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尤其是那些大量喝茶，需要一种适合自己的口粮茶。
看完之后，是不是很涨知识？看过之后可以给同事普及及纠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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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人们每天要喝掉20多亿杯茶。然而，茶是如何获得饮料中“超级大国”的地位的?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故事。相反，它是一个具有复杂系列的故事情节，涉及众多“演员”，持久性的长期变化和戏剧性的转折。文章调查了茶叶是如何成为澳大利亚首要饮料的，研究了茶的社会历史，探讨了此饮料是如何塑造澳大利亚人工作、休息和娱乐生活的，揭示了茶叶如何在塑造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中发挥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叶的地位是如何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以及一个以“美式和平”形式的新帝国的崛起而下降。茶在澳大利亚的故事只是更加复杂的全球茶之故事的一章，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见解：那就是茶是如何纳入殖民国家建设中来的，以及作为一个受欢迎的饮料，它在21世纪未来将会如何上演。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日常生活结构中提醒我们：“日常生活是由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几乎注意不到的小事组成……每天发生的事情是重复的，重复的次数越多，它就越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结构。它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其特点是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得以延续……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们的饮食、衣着或住宿方式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1]。茶———这种“人们几乎不会注意到的小东西”———已经传播到了五湖四海，沿着古老的海陆贸易路线从中国向外延伸[2-4]。由于茶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它发展出了不同的地方特色。
01
问茶与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建立
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也是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显著的地方发生了变化。通过考察茶在澳大利亚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可以了解茶是如何影响社会习俗、性别角色、饮食行为和工作习惯的。
1788 年，“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 (罪犯)流放地而建立，当时，这片大陆在西方被称为“新荷兰”。直到1824年，“澳大利亚”一词才正式使用。1787年，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船队从英国航行到“新荷兰”，船队载有778名囚犯 (586名男性和192名女性)，被一支大约有1500人的特遣队护送。大部分船员和乘客是英国人，但也有少数来自法国和美国的罪犯。船队行程长达24000公里，耗时250天才完成。当时，它被认为是人类移民史上组织时间最长的事件之一。
在1787年以前，英国人则将罪犯送往北美的13个殖民地。然而，美国人对英国统治的反抗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在一场关于“税收和代表权”的争端中，反抗英国当局的主要行动之一就是将一批茶叶倾倒进波士顿港———著名的“波士顿茶党也称波士顿倾茶事件”。当然，这些茶来自中国。英国政府需要一块新的领土来安置罪犯，而“新荷兰”则被认为是最佳的选择。
18 世纪末，茶作为一种饮料，在不列颠群岛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但它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尽管更多的普通劳动者已经习惯了茶的味道和刺激效果。茶正成为朱莉·弗洛默所描述的“必要的奢侈品”[5]。事实上，其中一名叫瑞秋·厄尔利的乘客 (女罪犯) 因盗窃了一盎司茶叶、烟草和糖而被定罪，并被判处搭乘第一舰队发配澳大利亚。据记载，第一任总督亚瑟·菲利普曾与当地原住民领袖贝尼隆分享食物和茶，茶很快在原住民中成为一种受欢迎的饮料。这一点在历史上来看，通常与糖一起食用的浓郁中国红茶在英国的茶文化中是最受欢迎的———虽然绿茶仍然占有市场份额。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茶叶是第一舰队高度珍视的非官方货物的一部分。
官方第一次正式记载了中国来访者来到澳大利亚的记录是在1818年麦世英的到来。然而，1788年的第一舰队与中国有着重要而直接的联系。这些船只，包括佩恩夫人号、斯卡伯勒号和夏洛特号，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特许进入广州收集货物茶 (该船的高级船员被允许购买大黄、肉桂、扇子、水银和瓷器作为贸易物品带回英国，但茶叶在1833年之前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品) [6]。从1788年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往返中国的途中，经常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停留。因此，随着英国殖民地在澳大利亚的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这条新路段，创造了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贸易、移民和文化的新联系。
02
“甜茶”的发现：一种来自澳大利亚本土的茶叶替代品
早期的澳大利亚殖民地茶叶仍然是一种稀缺品，直到1792年茶才开始被出售，茶叶的数量是有限的，并且价格昂贵。因为从茶树中获得的茶叶有限，新来的人开始寻找一种当地的茶叶替代品。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替代植物，即甜叶菝葜———一种澳大利亚本土的撒尔沙植物[7]。这种植物以藤蔓的形式生长于潮湿的温带沿海森林的地面上。这种植物长期以来被澳大利亚原住民用作传统药物。布拉德利中尉这样描述它的品质：“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植物，生长在岩石周围和林下灌丛之间，它的叶子被煮后变成了一种令人愉快的饮料，并被我们全体船员当作茶来使用。”
1790 年，水手约翰·尼科尔乘坐朱利安夫人号路过悉尼，他对甜茶和它的特性如此着迷，以至于在返回英国时带走了大量的甜茶。他记录道：“殖民地有一种药草叫甜茶，它被浸泡和饮用就像中国的茶。我很喜欢它。它不需要糖，味道既苦又甜。”
为了收集茶叶，尼科尔的船在去英国的中途停留中国，把大部分剩余的甜茶卖给了中国商人，这些商人已经认识到了此种外来植物的药用价值。这可能是澳大利亚在殖民时期向外国出口的第一件商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本土食物和采集兴趣的恢复，甜叶菝葜得以东山再起。现在甜茶正在与不同品种的茶树产的茶叶相混合，并由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澳大利亚药剂师和茶叶零售商出售。这是澳大利亚茶文化创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03
茶与社会生活：澳大利亚茶文化的发展
随着19世纪上半叶几十年的发展，英国继续发展并扩建悉尼的流放地。他们还在诺福克岛(1788年)、范迪门岛 (塔斯马尼亚) (1804年)、摩顿湾 (布里斯班) (1824年)、天鹅河 (珀斯)(1828年)、菲利普港 (墨尔本) (1835年) 和阿德莱德 (1838年) 建立了新的殖民地。除了囚犯，越来越多的自由移民也来到了澳大利亚。在1828年，罪犯占到总人口的46%。但是到了1841年的时候，罪犯就只占20%左右了。因此，在19世纪中，随着罪犯时代退居过去，现代澳大利亚人口的轮廓形成了：现代由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组成的城市化人口出现了。正是这种社会阶层的结合，形成了19世纪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澳大利亚茶文化的基础。澳大利亚在继续与英国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同时，于1901年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并开始形成独立的民族认同。这是一个茶 (话) 会的时代，从最不起眼的工人聚会，到有抱负的中产阶级“只有受邀请才能参加”的花俏活动。在那个时代，男人和女人被固定在特定的性别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茶为男女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也为女性提供了管理家庭空间的机会。
1822 年，英国法官约翰·托马斯·比格向英国下议院提交了一份报告，题为 《新南威尔士州殖民地状况报告》。我们从报告中得知，到1822年，最初的茶叶短缺情况已经不再出现。茶、糖和烟草是标准的配给品。即便如此，配给的数量并不是那么慷慨。停止配给茶 (和糖) 也是一种对罪犯的惩罚方式。因此，比格报告说，茶和糖仍然被认为是奢侈品。然而，这种奢侈品却成为了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报道引用了 《悉尼公报》 (1816年12月7日)：“茶和糖是罪犯膳食中经常伴随的食物，并且是下层阶级移民餐桌上的常客;但是牛奶和蔬菜却只给上层阶级供应。”[8]
此时，在英国及其全球的殖民地中，茶和糖的结合已成为各行各业人们饮食中稳定的一部分[9]。1840 年至1860年，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增长了一倍;1860 年到1880年增长了68%，澳大利亚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茶叶市场。从19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福州对澳大利亚的茶叶出口翻了一番多，从370万英镑增加到970万英镑[10]。事实上，澳大利亚曾一度是世界上饮茶最多的国家。彼得·格里格斯估计，19世纪30年代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人均茶叶消费量接近4.5公斤，19世纪40年代上升到5.0公斤[11]。
随着茶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大英帝国人民的首选饮料，它已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文化习俗之中。茶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愉快而舒适的饮料，还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全球贸易经济的一部分。饮茶还成为了一种社会区别的标志。不同阶层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消费茶，他们眼中茶的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他们通过用一种隆重的方式提供并享受茶，以展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大量工人阶级所享用的茶被视为从日常劳作中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添加了糖和牛奶的茶成为英国工人阶级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茶和咖啡等饮料中添加糖是很正常的。相反，考虑到英国人喜欢所有甜的东西，茶里不放糖就太奇怪了。恩格斯在1844年的著作中描述了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状况，并写道，除了肉类 (在可获得且负担得起的情况下) 和蔬菜 (尤其是土豆) 的基本饮食之外，“作为佐餐，人们通常都喝淡茶，也许是茶加一点糖，牛奶，或一些烈酒。茶之于英国乃至爱尔兰，正如同咖啡之于德国一样不可或缺。一个地方越不喝茶，那么那里就越贫困”[12]。
饮茶的发展对两性关系也有着特殊的影响。和传统的中国一样，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男女也经常被隔离。男女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两种角色之间界线鲜明。事实上，在我们这里讨论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的地位是低于男性的。参与公共饮酒领域是与女性的“良好声誉”不相符的。因此，茶成为了连接女性们社交纽带的重要饮料。在茶 (话) 会上，人们在喝茶时会吃蛋糕、三明治和其他美味佳肴，这已成为男女在适当认可的环境中进行互动的常见方式。
这些茶 (话) 会发展成了“茶餐”和“下午茶”的传统。各种各样的规则和礼仪都是围绕着这些社交喝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茶餐和下午茶最早出现在英国，并迅速传播到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茶餐和下午茶有什么区别?茶餐中的“茶”更多地与用“茶”的意义有关，意思是“晚餐”，而不是饮用茶的集体活动。茶餐是19世纪工人阶级的一种习惯。下午茶可以是一项盛大的活动，主人发出邀请，拿出最好的茶具，并为这一场合盛装打扮。然而，在加班时，下午茶也变得不那么正式了，可以简单地指下午喝茶的休息时间。茶餐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更多地与优雅的中产阶级社交聚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工人阶级晚上的一顿饭。茶的习俗，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澳大利亚的饮茶也与大英帝国的观念紧密相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茶是一种民族饮料却来自中国———这一直是英国政治家、商人、作家等人的痛处。正如朱莉·弗罗默所写：“然而，将茶视为一种英国国内商品引发了人们对将国内生活和国家认同的理想建立在来自中国的外国产品上的担忧———尽管英国试图渗透打入这个国家，但令人沮丧的是，中国对英国人来说仍然是未知……同时英国人将中国视为‘他者’。使用亚洲的茶来培养英国的国家认同感，这可能会瓦解国家认同感赖以形成的差异。”[5]
为了打破中国对茶叶生产的垄断，也为了打破“中国”和“茶叶”之间的认同联系，英国东印度公司热衷于在英国殖民地内建立茶叶种植和生产产业。为此，苏格兰园艺学家和冒险家罗伯特·福琼在19世纪50年代被派往中国“获取” (即“窃取”) 茶树、种子和技术[13]。印度和锡兰 (斯里兰卡) 的茶园通过现代工业规模化经营，大幅降低了茶叶的价格[14-15]。据估计，在1897年，整个大英帝国共消费了8000万杯茶。19世纪初，英国和澳大利亚消费的大部分茶叶来自中国，而到了19 世纪末，茶叶则来自英国殖民地内部。这就标志着茶叶与中国的联系被显著地切断了。当然，当时澳大利亚也有中国人，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也从中国带来了自己的茶，其中一些还卖给了当地的白人殖民定居者。
04
流浪者和比利茶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茶文化最具标志性的东西之一就是“比利”，由此衍生出“比利茶”。“比利茶”无疑是澳大利亚对世界茶文化最独特的贡献之一。澳大利亚比利是一种金属容器。这种金属容器最初被用于在开往澳大利亚的船只上运输咸牛肉。到了19世纪晚期，它成了澳大利亚乡村生活的代名词，在那里，它被用作在篝火上的烧水和泡茶的器皿[15]。
在19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放牧，对剪羊毛和其他农业活动的季节性劳动力的需求稳步增长。剪羊毛的工人从一个绵羊站走到另一个绵羊站，从一个剪羊毛棚到另一个剪羊毛棚通常需要步行走好几天。这些流动工人被称为“流浪者” (Swagmen)。其中的“swag”指的是铺盖卷———里面还包含了他们的个人物品。毫无疑问，其中最珍贵的是上文提到的茶叶、烟草和糖这3样东西。这里面还有面粉———是制作“丹波面包”的关键，这是一种简单的“澳大利亚土著面包”，是用篝火的热炭烤制而成的。澳大利亚的农村是人们常常饮用比利茶的地方———意味着这是一项非常男性化的活动。而在家庭环境中，女性支配着茶———特别是通过早上和下午的茶 (话) 会。而男性支配着“丛林”中的茶，尤其是在流浪者的生活或其他形式的乡村劳动中。
在中国，备茶通常是在茶壶或其他类似的设备放入茶叶，然后把热水倒入其中冲泡茶叶。流浪者就无法享受这种“奢侈”了。
《丛林流浪》 这首歌最早由帕特森于1895年创作，它的首节中有这样一句歌词：“他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老比利在沸腾。”这首歌非常流行，到1903 年，它已经被用来销售一种特殊的茶品牌———果不其然是：比利茶。《丛林流浪》 是一首深受澳大利亚人喜爱的歌曲，它经常被认为是“非官方的国歌”。事实上，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更有可能知道 《丛林流浪》 的歌词，而不是澳大利亚的官方国歌 《前进的澳大利亚》。
05
茶与酒：禁酒运动
在唐朝，茶不仅是一种饮料，而且在文学、宗教和文化生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4]。在唐代茶兴起之前，酒在重要的社会仪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中国古代乃至当代，酒和社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茶的兴起与禅宗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茶被看作是酒的替代品。茶也能“醉人”，但即使一个人大量喝茶，也不会出现酒那样的负面作用。
公元8世纪末和9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篇描述“茶酒争功”的文章[16]。在这场辩论中，“酒先生”和“茶先生”给出了他们的理由———为什么自己作为饮料最好而另一种不好。“茶先生”将自己与一类新兴的佛教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茶是圣人、皇帝和前贤首选的灵丹妙药，茶可以消除困顿和疲劳，而且没有有害的或尴尬的副作用。与之相比，“茶先生”认为“酒能够拆散家庭，破坏家园，通常会导致淫荡和堕落的行为……而你，酒先生，会让人喝醉和糊涂”。人一喝酒，话就多了。对于大街上的普通人来说，至少70%的饮酒者是被朋友背回家的。最终，“水先生”的出现提供了第三条出路———“茶先生”和“酒先生”都不是辩论的赢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唐代佛教的兴起，一种提倡节制和避免饮酒的新话语正在形成。茶被认为是酒精饮料的最佳替代品。禁酒运动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它首先提倡适度节制饮酒，到19世纪后期就转变为完全禁止饮酒了。与美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从未采纳过全面禁酒令。即便如此，关于酒对个人、家庭和社会负面影响的辩论还是使人们注意到了酒在澳大利亚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无论是好是坏。
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继承了英国的饮酒习俗并形成了浓厚的饮酒文化。人们饮用各种酒精饮料，如杜松子酒和啤酒，而朗姆酒在殖民时期则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朗姆酒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在硬币短缺的时候成为了一种货币形式。事实上，据报道，澳大利亚发生的唯一一场军事政变就是由朗姆酒短缺引发的。因此，它通常被称为1808年的朗姆酒叛乱。
然而，对于茶是一种健康的饮料这一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特别是在大量饮用的情况下。杰西卡·奈特在她的研究中叙述了以下内容：“1893年，一名在悉尼工作的医生与悉尼科技学院的一名烹饪讲师合著了一本书，名为 《澳大利亚的生活艺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菲利普·穆斯基特博士写道：‘肉店里的肉和茶的消费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需求，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他进一步评论了茶的过度消费，表达了他对女性‘在这方面超出了所有节制的界限’的担忧。按照他的专业观点，由于饮食中过量的茶，女性变得‘苍白无力’，肌肉变得‘柔软松弛’，神经系统‘受损’。”[17]
19 世纪中期，禁酒运动对于除了酒吧之外的非饮酒场所的建立起到了推广的作用。19世纪末的时候，这些场所变成了茶室。这一趋势在澳大利亚得到了广泛的复制，到20世纪初，茶室已成为城市景观中的普遍特色。茶室最初是由教会或禁酒组织提供给公众使用的非商业场所。到了后来，它成为了一种商业企业，类似于咖啡馆或咖啡厅。
对于女性来说，茶室是一个安全而合适的空间，可以在家庭范围之外进行会面与社交。茶室象征着现代、时尚，昭示着帝国与茶之间的联系。有些茶室非常大，大到足以容纳多达300多人。里面有着当时的新发明———如电梯和热水水龙头。最好的茶室位于城市的黄金地段，在这里可以看到引人入胜的景色，还有新潮时尚的装饰。被女性所管理的茶室并不罕见，考虑到这一时期女性在家庭之外有限的劳动机会———所以说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成果。
在澳大利亚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反对饮酒的争论。无论是完全禁酒，还是只在特定场合，茶通常都是酒的首选替代品。然而，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茶作为头号非酒精饮料的地位正在受到其长期竞争对手———咖啡的威胁。
06
兴衰：当代澳大利亚的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茶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在澳大利亚城市的工厂和办公室中雇佣着在早上和下午茶的时候推茶车的茶女。茶和饼干通常由公司免费提供，但有时会从工人的周薪中扣除一小笔茶费。同样，在以男性为主的工地，如建筑工地、铁路调车场和剪羊毛站，比利小子用比利为工人煮茶。他们通常在上午11点准备茶点，因此这种茶点就被称为“午前茶”。20世纪60年代，随着更为正式的培训贸易工人学徒制度的实施，比利小子逐渐被淘汰。无论如何，当今在澳大利亚,他人不太可能为你提供“一杯茶”喝。你也找不到茶女和比利小子。这么多老的茶文化已经处于消失或过渡状态。
现代茶包最早开发和销售于20世纪初。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茶包才开始流行起来。一旦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茶叶公司开始推广茶包，它就很快地取代了散装茶叶，成为人们泡茶的首选方式。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国家，茶包是人们喝茶最普遍的方式。
为什么茶包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二战后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独自饮茶的生活方式更容易被接受。毫无疑问，人们总是视自己的便利而选择饮茶时机为自己备茶。然而，正如我们从上文中对澳大利亚茶的讨论中所看到的，茶的消费一直与社会互动紧密相连。这就是我所说的“茶交际”。然而，二战后经济向消费资本主义的转变更加强调“个人”的选择。也就是说，二战后的社会一直强烈关注于创造和满足个人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满足个人消费者的欲望。在这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快速变化的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现代消费时代更加崇尚便利。例如，在现代工作环境中，以前一起喝“下午茶”的做法已经几乎像恐龙一样灭绝了[18]。相反，在紧张的工作压力下，办公室职员会用茶包冲泡他们“自己的”茶，并迅速带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家庭内部的茶，邀请家人和朋友参加更正式的“下午茶”的做法也基本上消失了。
澳大利亚的茶消费不得不与咖啡和咖啡厅文化的兴起相抗衡。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简称ABS) 的数据，在20世纪60年代末，澳大利亚每年人均咖啡消费量超过1千克。相比之下，茶叶仍以人均2公斤的价格领先 (在20世纪的高峰时期，1928 年人均茶叶消费量为3.6公斤) [19]。到了20世纪10 年代，澳大利亚统计局在其“2011/2012年澳大利亚健康调查”中报告称，“最受欢迎的饮料是水 (87%的人消费)、咖啡(46%)、茶(38%)、软饮料和调味矿泉水(29%)以及酒精饮料(25%)”。咖啡和茶消费的这种戏剧性转变需要一些解释。
19 世纪，咖啡首次出现在澳大利亚。它与禁酒运动，并且和以图与提供酒精饮料的酒店竞争而建立的“咖啡宫”密切相关[20]。然而，考虑到咖啡在没有合适的设备的情况下更难煮，茶并不会因此而丧失民族饮料的殊荣。事实上，一直到20 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消费国之一。然而，随着1929～1933 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茶的消费量开始稳步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茶在澳大利亚的兴衰反映了大英帝国的兴衰，正如咖啡的日益流行反映了美国消费现代性的吸引力和美式和平的兴起。从人均每年300克的低起点开始，咖啡消费量在二战期间增长了3倍[21]。
这种增长部分与二战期间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有关。1942年至1945年间，100万美国军人来到澳大利亚，而当时澳大利亚的人口只有700万。美国人带来了咖啡文化[22]。战后，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咖啡的兴趣，1948年跨国饮料公司雀巢公司推出了速溶咖啡———此种名为雀巢的产品获得了巨大成功。速溶咖啡反映了澳大利亚充满活力的消费经济由此兴起———这种经济是以个人选择和便利为中心的。这也反映了美国现代性的吸引力日益增长，以及澳大利亚与大英帝国联系的减弱。苏茜·哈米斯认为速溶咖啡的流行“与澳大利亚生活方式选择的变化有关”，喝茶的习惯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遥远殖民前哨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每天都提醒着我们，很多人仍然把伦敦视为国家的文化首都;速溶咖啡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反映了一种更广泛、更微妙的文化品味”[23]。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人仍然消费了很多茶。近年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一直是最坚定的饮茶倡导者之一。作为澳大利亚历史上唯一会说普通话的总理，陆克文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2011 年8月23日，陆克文被宣告为川宁澳大利亚下午茶挑战赛的冠军。这是英国著名茶叶公司川宁的营销活动。川宁邀请了150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知名人士，共同设计出一种独特的混合茶，以体现澳大利亚人的性格和口味。混合茶的原料由川宁提供，并由澳大利亚民众投票选出他们最喜欢的一款。陆克文被宣布为最后的赢家，他的川宁混合茶在2012年全年都可以买到，其中混合了川宁爱尔兰式早餐茶、俄罗斯商队茶和柑桔香红茶。比赛以选择慈善机构的权利替代奖金，即每一笔茶的购买就会向这个慈善机构捐赠10澳元。陆克文选择了一家致力于动物保护和福利的知名慈善机构。
07
结论与讨论
从这件轶事可以明显看出，即使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饮茶者，每天也没有多少机会接触来自中国的茶。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茶在构建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和日常生活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澳大利亚，人们对某些中国茶也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绿茶。近年来绿茶由于其药用特性和对健康的益处而得到推广。与此同时，“珍珠奶茶”在澳大利亚经历了戏剧性的增长，尽管这种饮料并不被认为是非常“健康”的 (因为有过量的糖和其他化学添加剂)。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人们已经迈出了远离工业化食品和商业化食品消费的步伐，比如“慢食运动”和“手工食品运动”。这两场运动都试图让人们注意到食品的来源和生产方式。他们试图重新引入食品社交的形式，重建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并试图在我们的饮食方式和内容上重新建立一个社会消费和真实性的场所。
我相信同样的哲学也适用于茶的消费。我们还应该鼓励茶的消费者，使其更加了解他们所饮用的茶之来源。你的茶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做的?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将引发一系列关于可持续性、社会公正和公平贸易的伦理关怀。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也坚信，中国的手工茶和传统茶生产商之间可以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饮茶者建立直接的联系。茶有着丰富的历史和跨文化交流传统，可以成为开启中澳对话的完美媒介。(作者：Gary SIGLEY (加里·席格伦) 安倬霖)
原文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第43卷总第249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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