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茶马贸易

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

◇“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穿越崎岖险峻的横断山脉，成千上万的背夫一步一拐，经过漫长路途，才能将茶叶送抵雪域高原。

◇紧茶(即沱茶)是藏族人民最喜欢饮用的上等茶，用它做出的酥油茶特别芳香可口。藏族人民把这种质量好、价格合理的紧茶称为“解放茶”。

◇茶，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条精神纽带，一个情感载体，成为雪域高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志。

清晨，当阳光洒向布达拉宫的金顶，“世界屋脊”上已是茶香四溢。正如“宁可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的西藏谚语所言，雪域高原人民的一天是从喝茶开始的。

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西藏百姓来说，茶叶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无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甜茶馆，抑或是迎客必备的酥油茶，无不显示出茶在西藏人民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千百年来，茶如纽带，如桥梁，将西藏和祖国腹地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

茶马古道贯穿千年历史

夜幕降临，藏东昌都市茶马广场灯光璀璨，醉人的藏歌回荡山谷中。作为一个崭新的地标，茶马广场保留着茶马古道原始的文化格调。历史上，四川、云南等地的茶叶翻山越岭，通过茶马古道源源不断进入西藏，昌都正是茶马古道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交会点。

茶叶进入西藏历史悠久。阿里地区噶尔县的故如甲木考古，发现了1800年前来自内地的茶叶等实物。西藏也流传着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以及小鸟衔茶为藏王治病的故事。

西藏大学历史学教授次旦扎西说，身处高寒地带的百姓常食牛羊肉等高蛋白、高热量食品，少果蔬，助消化、解油腻的茶叶逐渐成为必需品。而与西藏相邻的四川、云南等地盛产茶叶。一地产茶，一地需茶，茶马互市遂成为汉藏之间的一件大事。

《西藏商业志》记载，茶叶进入西藏兴于唐朝，盛于宋朝。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赞普赤都松赞(670～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

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田茂旺介绍，我国古代中央政府极为重视茶马贸易。公元711年，唐朝开茶马互市先河。宋朝时期，北方的产马之地辽、金等政权禁止向宋王朝输马，迫使宋朝将获得战马的渠道锁定至吐蕃等地，形成了“茶引法”等比较完备的茶马交易制度。北宋设立茶马司，专管以茶易马。元朝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明朝汉藏茶马贸易极盛，朱元璋专门颁布《茶马法》，将茶叶定为国家战略物资，严禁任何人走私茶叶。

田茂旺说，清朝敞开对藏地茶叶的供应，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民国时期设立的康藏茶叶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前输藏的砖茶年约30万条包。

茶叶入藏并非易事。历史上，茶马古道穿越崎岖险峻的横断山脉，茶叶主要靠人背马驮。成千上万的背夫一步一拐，经过漫长路途，才能抵达雪域高原。藏地民众中有一种说法：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小河镇红星村甘溪坡，是背茶包进藏的必经之路。村旁的石路上，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拐子窝——背夫途中休息时，将丁字拐杵于石上支撑背架，日复一日，木拐在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茶马古道的意义并不止于茶马贸易，它既是历史上中华民族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田茂旺说，清朝时期，英国殖民印度后大规模种植茶叶，企图在西藏倾销。为此，中央政府展开坚决斗争，在四川雅安设立边茶公司，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藏地。

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认为，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古代交通大动脉，更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不仅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建立了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团结关系，更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的生动见证。

浓浓茶香传递中央关怀

轻轻按动开关，伴随着电动酥油茶机的搅拌声，浓浓的茶香扑鼻而来，这是西藏城乡清晨的日常。

“这电动酥油茶机是中央赠送的，很方便，质量也好。”81岁的确朗老人说，过去用传统的木质酥油桶打茶时，需上下抽拉，费时费力。

201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时，中央代表团给每家每户农牧民赠送的全自动酥油茶机以及精美的茶碗，受到热烈欢迎。

在旧社会，确朗是一位差巴(农奴的一种)。在他的记忆里，农奴喝不到酥油茶，只能喝到一些清茶。“即便是清茶也不敢放开喝，砖茶煮完再晒干，重新煮，要反复三四次。”他说。

正如确朗所言，旧西藏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上层贵族、僧人、官员是“主人”，广大农奴遭受奴役，食不果腹，更别说喝茶。大约成书于17世纪的西藏寓言故事《茶酒夸功》写道：“茶叶只是富裕人家才能享用的饮品。”

喝茶不再难，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边销茶的生产和供给。中央把茶叶供给作为重要任务，统筹组织云南、四川等地茶叶供销西藏。据《西藏商业志》记载，当时国家在四川雅安、云南下关等地建立了专门供应西藏边销茶的生产厂家，每年输入西藏的边销茶达10万至14万担，仅1951年至1956年就运进边销茶1亿多公斤。

新华社在1956年6月6日播发的《藏族人民今年将喝到更多更好的紧茶》报道中写道：紧茶(即沱茶)是藏族人民最喜欢饮用的上等茶，用它做出的酥油茶特别芳香可口。藏族人民把这种质量好、价格合理的紧茶称为“解放茶”。云南下关沱茶集团公司总经理褚九云介绍，1950年，国家统筹在云南滇藏公路旁设立下关茶厂，专门为藏族人民生产这种“解放茶”。

四川雅安是藏地茶叶的重要来源地，当年进藏的十八军曾收购了雅安的10万多包库存茶包，辗转运往藏地。在雅安茶厂，一款珍贵的茶叶样品至今仍被精心珍藏着。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中央在雅安茶厂订购40多万份“民族团结”牌的茶砖作为礼品，送给西藏每户农牧民。

即便今天咖啡、可乐等各种饮料花样百出，用藏茶熬制的清茶和酥油茶仍是藏族人家的每日饮品。根据西藏等地区成年人边销茶消费调查数据，西藏成年居民每人每年消费茶叶16.9斤，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李梅说，为了让西藏群众能喝上茶，喝上便宜茶，国家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

1965年，国家对边销茶价格进行调整，与1959年相比，价格降低50%。1988年内地调入西藏的边销茶提价，但西藏仍按平价销售，亏损由财政专项补贴。数据显示，从1990年至1995年，国家每年拨给西藏边销茶专项补贴500万元。

茶树能富集氟，茶叶越老，含氟量越高，而过量摄入氟会导致氟斑牙、氟骨症等。2019年，国家民委等7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广低氟边销茶的通知》。2020年，西藏开始大力推广低氟“健康茶”。

69岁的多吉是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羊达乡羊达村村民，6年前入住堆龙德庆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2020年11月，这里成为低氟“健康茶”的推广试点单位。“每天早饭和午饭时，服务中心给我们提供健康茶所做的酥油茶。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的健康着想。”他说。

雪域茶事映射高原巨变

拉萨市北京路，岗坚茶叶股份有限公司门店内，一些造型独特、包装各异的茶叶产品吸引着顾客。

在与之不远的西藏健康茶展示展销中心，喜马拉雅圣茶、藏地茶、墨脱茶……货架上产自西藏的茶叶琳琅满目、格外显眼。西藏茶文化协会会长辜甲红说，历史上，西藏所需茶叶都由内地或周边国家输入。西藏和平解放后，在国家的帮助下，茶叶作为稀缺品的历史逐步终结，雪域高原不出产茶叶的历史也画上了句号。如今，产自高原的茶叶已经走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易贡，藏语意为“美丽的地方”。沿着曲折的山路进入易贡茶场，潺潺河水声在耳旁回响，绿色茶田、雪山冰峰不时映入眼帘。位于林芝市波密县的易贡茶场，海拔2000多米，是目前西藏最大的茶场。

西藏和平解放后，为保障部队后勤，十八军在易贡建设军垦农场。后来，农场从四川蒙顶茶场引进中小叶群体茶树并试种成功。如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易贡茶场已成为西藏高山茶的一张名片。

易贡茶场副场长才程说，刚开始茶场只试种了50亩茶树，生产的都是边销茶;20世纪90年代开始规模化生产边销茶和绿茶;2010年尝试生产红茶;近两年在全国性电商平台开设网店，网络销售已占销售总额的20%以上。

近年来，易贡茶场迎来发展黄金期。广东援藏工作队专门组建了产销一体化团队，援藏技术人员驻点教茶农科学种茶，茶场细茶、边销茶产量分别从2018年的5700斤、6万斤提升到2020年的2.1万斤、15万斤，均实现了大幅增长。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援藏高级农艺师黄华林介绍，如今茶场的茶叶品种有3大类26个，生产的云雾茶还在全国茶博会上荣获金奖。

目前，易贡茶场茶园总面积达5045亩，投产茶园2463亩，生产绿茶、红茶和边销茶等十几种产品，销往广州、四川、北京等地的同时，大部分茶叶提供给西藏本地市场。

随着茶叶在高原多地不断试种成功，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察隅县等地已是茶田纵横，茶香氤氲。茶产业作为西藏新兴的绿色产业，受到国内茶界的重视，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

2019年，在云南种植茶叶近30年的民营企业家张延礼，把目光投向原始森林深处的西藏波密县。他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筛选培育茶树品种，研发高原古树茶种植加工工艺。这一年，张延礼开始从西双版纳移植15万棵大茶树，种植了与西藏本土原生植物共生的茶园2600多亩。

“西藏洁净的环境、独特的气候资源非常适合种植茶叶。我们不仅要让西藏人民喝上更高品质的茶叶，而且要让各族人民喝上雪域高原的优质茶叶。”张延礼说。

西藏茶叶的消费结构也在悄然变化。西藏自治区商务厅的数据显示，过去边销茶占西藏茶叶消费的98%以上;2000年以后，红茶、绿茶、花茶等逐渐流行，已占自治区茶叶销售的15%以上。铁观音、大红袍、西湖龙井、碧螺春、黄山毛峰、云南普洱等名茶不断进入高原市场。

茶，是饮品，又不只是饮品。茶，见证着千百年来西藏和其他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也见证着中央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和西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茶，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条精神纽带，一个情感载体，成为雪域高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志。

来源：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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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春季，一旦冰雪消融，青草长出，大批的马帮即行出发，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由于他们的出现，商业的潮流，从川西的雅安诸县，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开始，经过整个横断山脉，一直流淌漫延到西藏腹地喜马拉雅深处，乃至南亚次大陆。这股潮流所及之地，形成了交流的道路，将商品的产出地与消费地长程联系在一起，不仅直接促成两端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亦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横断山脉区域的气候、环境和文化与青藏高原有所不同，但两个区域本来就有着自然的联系，千百年来人类在此更进行着持久不断的接触交往，形成了十分独特而奇异的交流网络。

　　当这些商旅不辞艰险到达拉萨时，拜谒上层喇嘛和贵族的最好礼物，当然非茶叶莫属。一般的农牧民众，更期待以自己的产出，去换取每日必需而当地却无法生长的茶叶。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在其所著《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里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有各种的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青藏高原虽不纯然属于游牧社会，大部分人群采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但由于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他们同样难以自给自足，他们必须以各种互动方式获得外来资源，如经由茶马古道和茶马互市来获得必需的茶。据藏族作家唯色记述，她那从小生活在拉萨的母亲一直记得，用刀子将马帮千里迢迢运来的包装茶叶的牛皮口袋割开，被久捂着的茶叶的清香之气立即扑鼻而来，里面就是藏族人“嗜此如命”、每天必打酥油茶喝上三四十碗的茶叶。这在产地很普通的东西，在青藏高原则成为贵重之物和每天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不可能仅仅靠祈祷和思想活着。人实际上也是由他吃喝的东西决定的。藏族生活必需的茶，就决定了他们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群。

　　一、汉藏茶饮与茶马互市

　　中国是毋庸置疑的茶的故乡。正如丝绸、瓷器，茶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中华汉地的植茶、制茶和饮茶之风源远流长。在唐朝开元以后，中原内地的人们已经“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而且“自邹、鲁、沧、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更显著的是，茶叶和饮茶之风已“始自中地，流于塞外”。此时，陆羽所著的《茶经》已经面世，对逐渐形成的茶文化进行了精彩总结，并建立了体系，陆羽也因此被后世奉为茶圣，至今仍在产茶和销茶的地方享受供奉。

　　而且，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后来合为一体，成为蒙古人至爱的奶茶、藏族人民至爱的酥油茶。这是名副其实的茶乳交融。

　　从纪元起至7世纪，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逐渐兴起，向北发展到青海、甘肃，向东发展的一支，沿雅鲁藏布江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横断山脉区域的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有的甚至达到了缅甸北部，已很接近产茶的地区，这样他们自然就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发生联系，云南和蜀川乃至中土汉地的茶叶因此而进入青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藏族已经全面与汉族等来往密切，他们接触到汉地的茶叶已不是什么难事。有人甚至认为文成公主进藏的嫁妆什物，其中就有茶叶，但不见记载。

　　最早有藏史记载的是：吐蕃初无茶，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芒波杰赞普（704—754）久病不愈，闻茶叶可以治病，遂遣人赴内地寻取。后一忠心大臣在一座浓密的汉地森林中找到茶叶，此人自背一部分茶叶，又让鹿驮了一驮茶，返回吐蕃献给赞普，赞普饮罢茶水，随即病愈，于是吐蕃乃有饮茶之俗。另据李肇的《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锦州者，此顾潴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常鲁公使西蕃是在公元781年。可见，唐时许多内地名茶，包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和江浙等地的茶，已经传入西藏，只不过藏人养成喝茶的习惯稍晚于中国内地，而且先从上层王公贵族开始接受。

　　当时唐朝的茶业如何呢？大史家许倬云先生说：“唐代种茶与制茶都成专业技术，剑南、江南遍处有名茶为特产，制茶作坊已成专业，脱离了农舍做茶。茶的种类繁多，也有集中的茶市，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提到浔阳的茶商，离家前往浮梁买茶，数月不得归来：‘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茶作为有价值的商品，销行数量也大，唐代政府竟可在出茶州县及运茶要路口，收取茶税，每十税一。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贞元九年开征茶税，一年可得税钱四十万缗，可知当年茶的销售量，有至少四百万缗的价值。”而且唐代的贸易交通，已形成相当完备的网络：“在这一庞大网络上，人货移动，转输各地，为市场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配合交通网络，驿站及民间的旅邸客舍设施完备，甚至有出租的赁驴。……人客远程旅行，非常方便，货物流转，自然可以畅通。”著名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也指出：“特别是茶成为唐代的一种新商品，是最好的贩运对象，故足迹遍天下的商贾，十之八九都是茶商。”傅先生在此所言的“天下”，当包括青藏高原的吐蕃在内，占到唐朝商贾绝大多数的茶商，势必已将茶叶贩入藏地。2006年，世居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兴隆镇沈村，明、清沈边土司后人余启仁先生，公布了一张立于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为解决争夺边茶商贸中心的合约，人称《万历合约》。这份以沈边土司余景冬为首，有25人参与，盖有五枚印章的合约，一开始就写道：“立约新官余景冬交冷、沈耆宿一十三枝。切缘西域易茶始自唐时，蛮客（藏商）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异……”明代的官民耆宿已认定与藏人易茶始自唐时，而且藏人落脚交易地点历来就在大渡河畔的冷碛和沈村。由此可见，与大唐以战争、通婚和亲，以及贸易等各种方式交往了两三百年的吐蕃，得到中华各地所产茶叶，实为情势中事。在藏文史籍《藏汉史集》之《甘露子海》篇中，又曾以大量篇幅，对产于内地的16种茶叶的特点和优劣，以及食用方法和医疗功效，作了详尽的描述和介绍。这一方面可看出茶叶对藏族的重要，他们已很熟知茶叶的特点和功效；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汉藏间的交流已达到很深层的地步。

　　在传说故事里，茶出现在西藏就更早。有这样一个著名故事——与藏王松赞干布同时代的吞弥桑布扎，胸怀创制藏文的雄心大志，到文明古邦印度整整游学7年，返藏后殚精竭虑、潜心钻研，终于先拼出了30个辅音字母，因为有一些藏语发音不能由梵语现成照搬，其中有六个字母就得益于与一位路人的实际对话：“你从哪里来？”“我从象雄来。”“你去哪里？”“去萨霍尔。”“因何而去？”“去买茶。”“何时返回？”“不一定。”就是这段问答令吞弥桑布扎顿悟，因为路人回答的每一个关键词里，都有他需要的语音元素，由此便在转借而来的符号中有了6个新添的字母。那人是为了买茶才上路的，松赞干布时的“萨霍尔”，应该已有茶市。

　　到唐末宋初，高原上的藏族已普遍饮茶，形成饮茶习俗。必须指出的是，藏文里的“茶”就直接借自于汉文的“槚”，至今藏语“茶”的发音仍同于唐代汉人所称茶的“槚”（jia），而且，藏语里把汉人称为“甲米”（jia-mi），把汉地称为“甲拉”（jiala）。米就是人，拉就是地，也就是说，对藏人而言，汉人就是茶人，汉地就是产茶地。

　　藏族用茶风采独特，对茶的需求量世所难匹。酥油茶可以说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族的一大发明，是藏族人一天都离不开的主要饮食。不管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喜爱喝茶，也不管他们如何喝茶，都远远不及藏族人对茶叶的渴求。

　　跟汉地饮茶不同。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将来自内地的紧茶（如砖茶、沱茶类）弄下一块放入锅中，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汁倒进木制的酥油茶筒，再加入酥油、盐及其他香料，用一带叶片的“搅棒”在茶筒中上下抽动，使其水乳交融，然后用一竹篱子滤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如果是在野外放牧或行走于路途，打酥油茶就没有如此讲究，一般是将水在一便携的铜壶里烧开，放入茶叶和酥油，用小木棍搅动，再倒入茶碗即可饮用。寺院则用大铜锅煮水，以哈达等包裹茶叶煮熬酥油茶。过去每座寺院都备有巨大的熬茶铜锅，以供应僧众饮用。饮用酥油茶能产生大量的热量，并能提供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甚至能避免嘴唇干裂。因为藏族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和乳制品，以及燥热的青稞炒面——糌粑，没有茶不行，于是酥油茶成为其主要饮食，从早至晚，几乎茶碗不离手，每天一人总要饮上十多碗酥油茶，才觉得浑身舒坦有劲，要吃主食糌粑，也必得酥油茶相拌。即使上山放牧和远途旅行，也是怀揣茶碗，随时随地打酥油茶饮用。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构成了高原藏族的一大文化特色。

　　茶叶一经传入藏地，因它富含高原人们需求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迅速使它成为以肉食乳饮为主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从接触到内地的茶起，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藏民族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争相竞求。到唐末宋初，藏民族已普遍饮茶，形成了对茶叶的强烈依赖，藏族民众历来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这也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言：“吐蕃崩溃后，部落数千家，小者百余户，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内受佛教僧伽之化导，人心宁谧；外因邻接诸国之衰乱，不相侵扰。边境安靖，阅400年。惟其时中夏需马，蕃人嗜茶，互通有无，商业勃兴。茶马市易，成为西陲第一要政。”

　　在茶马古道一线，最大宗最好卖的货物就是茶叶。藏地的寺院一打酥油茶就是一大锅一大锅的，一天从早喝到晚，茶的消耗量特别大。有些寺院动辄几千人，一天不知要喝掉多少茶。据说茶叶所具有的醒脑安神功能，有助于僧侣们念经修行。2012年，拉萨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整修，将昔日的煮茶大铜锅抬置大殿外，我意外在其中一口大锅的内侧，发现了一段藏文铭文，经曾在西藏社科院工作过的索朗顿珠活佛翻译，大意为：非凡享受之聚集，渊源无尽之宝藏。可见在藏传佛教僧侣和藏族心目中，茶叶有多么珍贵！在藏地，茶叶最大的买主就是寺院。这亦为茶马古道贸易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遍布茶马古道沿途各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藏地最大的“商贸公司”，寺院派出得力僧人去做生意；它还起到“银行”的作用，因而寺院也是茶叶的集散中心和最大的消费点，大量终日念经修行的僧侣是一大消费群体。再加上数百万嗜茶成性的藏族民众，对茶叶的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

　　四川甘孜州藏族作家亮炯·朗萨就录有一首流传久远的康藏南路的民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茶叶产地和汉藏间茶马互市的情景：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最先出在东边汉地。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雪白铜锅烘出来的茶，商人洛布桑批买来的茶。骏马和皮毛药材换来的茶，驮夫翁塔桑穆驮来的茶。渡过大江小河的茶，翻过高山峻岭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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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茶成为藏族民众的必需品，藏地的马也已成为汉地需求的战略物资。关于文成公主进藏，《新唐书·吐蕃传》里就有“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马”的记载。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中原内地很少饲养牛羊，更不要说马。珍贵紧缺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哪有空阔的地盘来养马？况且南方气候湿热，也不宜养马。所以汉地长期处于打仗缺马的窘境。一地产茶，一地需茶，一地有马，一地要马，于是联系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这正如丝绸之于丝绸之路。某一“物”的发现与需求，往往致使人们组成商队，翻越万水千山，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各地，形成道路。由于往来人众，这些交通道路逐渐就成为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唐代，中原内地还主要靠卖丝买马，而到宋时，茶马互市已经成为汉藏间的一件大事。分崩离析后的吐蕃对中原内地已不构成任何威胁，相反还成了中原的大后方，他们不仅在西北一带成为宋与西夏间的屏障，而且还负责向宋廷输送好马，因为宋朝在北方的死对头辽和金，都严禁向宋朝输出马匹。到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朝与之开战，互市贸易断绝，输出西北的“西路茶”受阻，于是宋朝的战马来源就只能寄托于西南的吐蕃故地和大理国。陆游就有诗曰：“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宋遂开黎、雅和广西邑州横山等市，并建茶马司，以茶易马成为宋的国策。明人谈修在《滴露漫录》中就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之大经。”因内敛孱弱的宋朝版图比较狭小，远离产马的游牧地区，特别是南渡偏安之后，国防上急切需要马匹，产马地区又多非自己所辖，只有在西北跟藏族，后来是在西南地区，跟藏族等少数民族换马。以茶易马由此形成制度。如果没有茶马互市，没有茶马古道，宋王朝根本不可能维系那么久长，尤其偏安江南后，还能苟延残喘150年，实与藏族等少数民族对其支援分不开。也难怪蒙古人灭宋，非经由川西、云南包抄不可，这样切断了南宋的供给生命线，才彻底端了赵宋王朝。

　　宋王朝对茶实行统购统销的官卖制度，甚至由官方自种自焙，在内地是卖给老百姓，在边疆则用以换马，这就是所谓的“榷茶制度”。“榷”，原意是指只通行一人的独木桥，在这里就指官方专卖。“川陕民茶，尽卖入官，更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各地茶马司的职权已在诸司之上，而且诸道茶场渐增，到元丰八年（1085），蜀道卖茶场就有41处，京西路金州（今陕西安康县）有茶场6处，陕西的卖茶场有332处。“榷茶”出现种种弊端问题后，宋王朝就大更茶法，改为茶引制度，发放茶引给茶商，一引可市茶100斤，茶马互市由官方的统购统销转换为官方控制民间贸易，进一步促进了茶马互市，从而促使茶叶产量大幅度增长，仅川茶的年产量，最高时有3000余万斤之巨，占到当时全国茶叶产量的一多半。宋人黄庭坚诗曰：“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说的就是作为茶马互市交通道路的茶马古道日益繁忙的景象。据王辅仁、索文清先生所著《藏族史要》记载，当时宋王朝每年以茶叶交换的战马达两万余匹，仅官府因此向藏地输送的茶叶有百余万斤。

　　及至忽必烈由川西奔袭大理国，进而包抄灭了南宋，建立了庞大的元帝国和更加完善的驿道系统，进一步打通并完善了西南、西北各地间的道路，不仅正式将藏族地区归入中央行政体系，而且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忽必烈曾匠心独运地在中央政府内特地成立了一个跟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完全平级的机关——释教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以藏族帝师领院事，直接管辖吐蕃军民事务，推行政令于吐蕃势力所到达的所有地域，军政、民政、财政尽在掌握之中。这一行政体系虽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特点，但已将吐蕃完全纳入了中央直接管理之下的全国行政制度内，奠定了后来明清两朝在藏族地区的政治格局。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的王朝，它并不缺马，在其不足百年的统治时期里，就少有茶马互市的记载，但由于政治和宗教的密切关系，以及交通驿运的建立，两地间的物资交流应更为畅达。

　　明代，封闭内敛的明王朝像宋王朝一样战马稀缺，于是西部地区的茶马互市又有空前发展。佟柱臣先生就指出，明朝吐蕃与内地在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明王朝更从雅州到乌斯藏修筑了驿路，使内地到乌斯藏直接有了交通往来。”明人王庭相进一步发挥了宋人对茶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作用之认识：“蜀中有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之者，茶是也。五谷饔飨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则不以为急；布帛帷帐非不丽也，御穹庐毡裘者则不以为重。茶之为物，西戎、吐蕃自古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国君子故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明代四川巡抚严清就清楚地认识到：“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番人之命。’”马政都御史杨一清说得更露骨：“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胜于数万甲兵。”

　　还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特别关注“西番”（指自陕西及四川、云南西徼外各民族）驯养的马匹，因为他“起江右，所急惟马，因设茶马司，与吐蕃互市”，马是帝国军事力量的重要资源：“以西番产马，与之互市，马至渐多”，但西番“其所用之货与中国异，自更钞法后，马至者少”，朱元璋“患之”，于是“八年五月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马稍集，率厚其值以偿。成又宣谕德意，番人感悦，相率诣阙谢恩。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市”。“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另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茶马互市，“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千万余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河州在今甘肃临夏，碉门在今四川天全。其实有明一朝，自明初洪武年间至明后期万历年间，官府设的茶马司有增无减，从最初设于洮州（甘肃临潭）、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到西宁、甘州、岷州、庄浪，加上四川的雅州（雅安）、碉门（天全），近有屈指之数，跟宋代的市舶司有得一比，尽管其行政级别要低一些。

　　安多、康区的地理环境适宜产马，而且与内地汉族地区地域相连，自古便是汉藏茶马贸易之走廊地带，在整个明代的汉藏贸易中，这一区域的茶马贸易就占据重要地位和优势。

　　明末，云南进行了17年的抗清斗争，因战乱，对藏族的茶叶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入滇，藏族立刻要求恢复茶马贸易。于是，在平西王吴三桂的主持下，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就此展开。据刘健《庭闻录》记载：“（顺治十七年）三月朔，北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及西番蒙古译文四通入贺。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可见藏族对茶叶的需要是多么迫切，更可见经济的市场交换网络不能长期断裂，资源的转输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清史稿》也记载：“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北胜州即今云南丽江永胜。

　　自清代乾隆后及民国年间，茶马互市逐渐名存实亡，因为清王朝已完全控制西北的主要产马区，并在东北建了大规模养马场，而且随着近现代火器的使用和现代运输工具的出现，冷兵器时代马匹的重要性日益减少。但没有丝毫改变的是，藏族对茶叶的需求，以及迅速增长的人口对各种药材和土杂等的需求。茶叶入藏仍在进行，而且随着清政府对藏地控制的加强而增强。无论在川在滇，还有川西北经陕西、甘肃到青海藏地，茶马古道在继续运行，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

　　选自：李旭《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第二章，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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