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许多涉及东方茶道的诗歌，陈椽教授所著《茶叶通史》一书辑录较全面，例如：
1633年英国诗人瓦利作茶诗向查理二世饮茶王后卡特琳祝寿，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难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的诗句，瓦利认为饮茶不仅能益思、消乏，还给人以美的享受，就是月桂与秋色(诗人们常常讴歌的对象)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博学的牧师勃莱迪1700年出版的著作里有《茶阜诗》，称茶是“惟神奇万能之药，消青年急躁之狂热，激暮年冻凝之血气”。另一首《讽喻诗》里称茶“是乃健康之液，灵魂之饮”。勃莱迪认为茶之功不仅仅药用，还可以让人宁静、催人奋发，他热情讴歌饮茶是“灵魂之饮”，诗人已悟到茶道真谛：茶不仅可润人肠胃，还可荡涤人的灵魂。茶道追求的是精神的升华，而不仅仅是口腹之欲。 1785年，考伯写《课业》一诗，称饮茶是“快乐之杯”，他写道：“茶瓮气蒸成柱，腾沸高鸣唧唧，‘快乐之杯’不醉人，留待人人，欢然迎此和平夕”。考伯饮茶感到愉悦、惬意，并推己及人，希望人人享此乐趣。
英国大诗人雪莱(1792-1822)称茶为“中国之泪水”，写下《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一诗，诗云：“药师医士任狺狺，痛饮狂酣我自吞，饮死举尸归净土，殉茶第一是吾身。”在茶之故乡——华夏神州上下五千年，大概也寻不到象大诗人雪莱这样狂热的饮者，竟不惜以身殉茶，喝个一死方休!
诗人歌尔利治似乎没雪莱狂热，他在饮茶中持“中庸之道”，诗中写道：“中庸之道我常持，适倾绿茶第七杯。”看来哥尔利治对中国古代文化并不陌生，他也懂得“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徐徐清风生”(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他对中国茶道是颇有研究的。
诗人孔尼饮茶追求一种悠雅、闲适的生活情趣，写于1899年的小诗《一杯茶》中说：“我何处幽独，转暮复转凉，且热我小鼎，尝此一杯茶。”诗人以茶为友，在品茗中驱除寂寞。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幽然独处则月下独酌，且歌且舞，以酒浇愁，歌罢舞罢，心绪更为不佳。同是独处，诗人孔尼比李白心态宁静，这得益于茶，这足以说明茶道与酒道大相径庭。
国外墨人骚客、社会名流还赞美中国茶是“神人之甘露”、“一种快乐之叶”、“上帝之赐与”等等，由此不难看出：中国茶和中国茶道已征服西方世界。
(摘自2014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丁文，原文体题为：西方茶诗看中国茶道)
在汉唐，有一条古道，以长安为起点，然后一直伸向西北，漫漫浩浩，伸向遥远的大漠，伸向遥远的怱岭，伸向欧洲腹地。
其间，有黄沙漫漫，有残阳如血。
其间，有武威，有敦煌，有西域三十六国。
其间，有羌笛悠扬，有胡笳声声，有龟兹的歌舞，有楼兰的琵琶。
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一条路，响起一路驼铃，流洒一路汗水。于是，中原的丝绸、瓷器等，也顺着这条路走过漫漫历史，走向遥远。
也因此，西方称中国为丝国。
这条路，联接了东方与西方，沿途，串起一颗颗明珠一样的城市，还有一串串的笑声。
几百年后，当丝绸之路湮没于历史尘埃，消失于竹简木片中时，另一条路诞生了。这条路，又一次连结了欧亚。这条路，比丝路更远更长，比丝路更曲折更婉转。
这条路，就是万里茶道。
二
万里茶道，如果终点以恰克图算，应开始于雍正五年。因为，雍正五年，中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两国出于贸易关系，坐在了谈判桌前。
中方代表，是吏部尚书察毕那。
俄国全权大使，是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
两方谈判地点，是在大清都城北京。双方就两国政治、经济、宗教各方进行谈判，历时六个月，最终达成协议。由于签约地址在恰克图，因此，该条约被称为《恰克图条约》。
《恰克图条约》的签订，让俄国停止了东进的步伐。同时，此条约的签订，换来了两国百年和平。
从此，西北一百多年无硝烟。
从此，一条商道得以产生，它就是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产生于和平，绝对不可能产生于征战，不可能产生于鼙鼓声声中。历来，刀光剑影下诞生的都是累累白骨，都是孤儿寡母，都是鲜血与泪水。只有和平，才会产生微笑产生歌舞，产生诗歌产生经济繁荣。
和平，对弱国是福祉。
和平，对强国又何尝不是福祉?
(图注：赤壁羊楼洞)
三
《恰克图条约》的诞生，预示着大清国西北边疆再无鼙鼓声声，再无杀伐之声，“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这儿的人，再也无须刀枪对峙，无须铁血相向，可以走出堡垒，握手言欢了。
这儿，丝竹管弦声响起。
这儿，歌舞之声响起。
和平，诞生了商机。
有人敏锐地发现，如果将大清的稀有物品，尤其是中国的茶叶，一路鞍马驼铃，运往俄国，让俄国人也拿着中国瓷器，喝着青绿的茶汤，一定会受到欢迎的。这，是一个天才的构想：大北方的俄国人，食肉，喝奶，以茶除腻除腥，是最好不过的。
于是，一条古道，迢迢万里诞生了：从大清遥远的南方，片帆只影，水运而来。水的尽头，又卸货驾马，风尘仆仆，走上陆路。
他们的目标——恰克图。
他们最远的起始点，茶叶故地武夷山。
当初，这些茶商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由于他们的一个天才设想，一条古道诞生了，同时，沿途诞生了集镇，诞生了饭铺，诞生了会馆，诞生了幸福和歌声。
百姓，从不需要战争。
刀和矛只会带来戾气，带来痛苦。他们需要的是和谐，是友好。“和则生财”，是他们嘴边的谚语，千年如斯，颠扑不破。
万里茶道，证明着这句话。
(图注：万里茶道第一村——武夷山市下梅村)
四
最先看到商机的，仍是晋商。
晋商，是中国极其开拓性与前瞻性的一群人，这一群人中，产生了一群著名人物，如大名鼎鼎的乔致庸，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以他们天才独到的眼光，洞穿时空，预测到一条道路，将穿透岁月，向他们延伸过来。
他们一旦看准，毫不犹豫地挂着褡裢，挥别黄土地，开始上路。
第一个走向南方走向茶叶的，是一个姓常的。
他的目地的，即崇安，购买这儿的武夷茶。茶叶购置好，经梅溪水运，进入崇安古城。然后，雇请挑夫，沿着闽赣古道，一路喊着号子，一路山路跌宕，过了分水关，到达江西的河口镇。在此，常氏住下，打发挑夫后，将茶打包装船，顺着信江一帆而下，过鄱阳湖，出九江口，进入长江后溯游而上，到武昌，入汉水，至襄樊，然后登陆，又走山西，出张家口，抵归化城。最后，组成驼队，越大青山，沿张库大道前行到库伦，再到恰克图。
这是一条横贯中国腹地的路线。
这，也是一条充满传奇的线路。
当他们行进其间时，一路上，湖光山色，鸟语花香，固不待言。同时，沙漠风暴，盗匪马贼，也一定不少见。但是，他们咬着牙走了下去，一直走向自己的目的地——恰克图。
恰克图，也成为茶叶另一集散地。茶商至此，长吁一口气，弹去身上的灰尘，找到俄国茶商，交接完毕，抱臂一笑，两人进入茶馆或酒楼，一杯茶，或一壶酒，谈着一路的劳顿，一路的见闻。得意时，双方哈哈大笑;失意时，双方扼腕长叹。
此时，两人已忘记了国别。
他们只记得，两人是休戚相关的两个人。
这样的关系，真的很好!
(图注：万里茶道第一镇——江西铅山河口镇)
五
万里茶道的另一端，则是崇安的武夷山，也是俄国茶商以及中国茶商最为注目的地方。这儿的茶，不仅能让他们生活富足，而且，能以此为媒介，交结朋友，远涉四方，更让他们品尝了人生的别样价值。
他们奔走在这一条路上，乐此不彼。
武夷山，没有辜负他们。
这儿，是绿色的海，是茶叶的海，是香气缭绕的海，尤其武夷山岩茶，成为海内一绝。三月一过，清明一到，满山绿海中，采茶女子裙裾飞扬，如点点花朵，以至于《茶考》中道：“环九曲之内，从业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弼连绵不绝。”
茶叶采摘，杀青。
这时，茶商们也来了，他们从遥远的老家来，带着满心希望，满身疲劳而来。他们来时，是在春雨刚过河水刚绿时，一条条船到河口停下，岸上，就有好客的“行东”们迎住，双方相互一揖，握手一笑，请进酒店。
这儿的行东是好客的。
酒足饭饱，一杯茶罢，茶商们拿了订单，交给行东，又按货单将款项交清，自己一挥手，驾一叶小船，去观赏武夷山风景去了。
至于茶叶选择、装运，“咨所为不问“，十分信任这儿的茶人。一切完毕，茶商一笑登船，挥手而去。
这样的情景，见于史书，从无欺瞒、短斤少两和以次充好的现象发生。
武夷山的茶人，受青山绿水的滋润，得淡雅茶香的熏陶，心底清明如月。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还有品性，获得了茶商的极度信任。
武夷山的茶人，和武夷山的茶一样，是一轮人世的明月。
(图注：万里茶道第一门——张家口大境门)
六
万里茶道出现后，武夷山输出茶叶数量是惊人的，“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这儿的茶，通过竹筏，从青山绿水间运出，一直运往远处，运往恰克图。在恰克图，茶叶又一路行进，横跨西伯利亚，通往中亚。
一路上，车轮辚辚驼铃叮当。一路上，一个个集镇诞生。
这些集镇，随着岁月远去，随着万里茶道湮没，已繁华散去，风韵不再。可是，这儿留下的一些房屋，一些楼台亭阁，仍显现着旧日风光，仍显露着旧有容颜。
万里茶道的另一处起点，即赤壁市的羊楼洞街道，此地，为青砖茶原产地。这儿，街道为砖或石子铺就，如同从岁月深处一路延伸而来。街道两边，砖墙对立，木板铺门，默默地叙说着岁月沧桑和小镇的繁华往事。一个小小的集镇，当年常住人口四万，茶庄竟达二百多家。那时，这儿的街道上，一定茶香浮荡，南来北往的茶商，一定是络绎不绝吧。
时间爬满情态，可小镇仍在，犹如一白发宫女，“闲坐说玄宗”，咀嚼着茶道往事。
呼和浩特市，那时也不过一个集镇，可是，其时的大盛魁茶庄，已是一派大气，一派昌盛。今天，时光远去，可走进其中，青砖瓦房，青砖地面，仍在夕阳下展示着自己前尘往事。
一条道，繁荣了一路人。
一条签约，诞生了几百年的传奇与和平。
万里茶道，在驼铃声中一步步远去，但是，它牵系的那条丝带不会断绝，因为，它已经牵系在人心中。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余显斌(陕西商洛)】
(《吃茶去》杂志)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浅茶满酒”，主人待客时茶要浅倒、酒要满杯，客人饮茶要细品慢咽。这样的平常生活场景中就包含了中国茶道的一个基本精神取向：在闲中返隐并取乐。中国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缓慢生长出来的，茶文化更是在从容、闲散的生活处境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中国茶道在品茗论茶时延长了个人独处或者与友人相处的时间，同时也放大了狭小场所(茶室)的空间意义，强调细细品味杯中茶汤，同时把玩手中器皿、与周遭环境共处同安，在场者的内心交流无需言语，仅仅因为共处一室、共饮一壶茶而得以完成。传统中国茶道提出的四境说对此有较好的揭示，本文将进一步对此作出现代诠释。
一、 中国文化传统孕育下的中国茶道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及其特征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就不会停止。本文的重点不是阐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或者其中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是“一体两用”，即以儒释道一体为骨架，中医和茶道构成其两翼，这两翼是儒释道之体的巧妙运用和成功渗透。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中医医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价值追求都体现在儒释道一体的学统上。早在魏晋之时三教合流的倾向就已经出现，隋唐产生了众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风格、学术教义、生活样式等，中国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产物。
饮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何时出现的呢?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提到，“考茗饮之法始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然其饮法未闻，或曰为饼咀食之，逮东汉末蜀吴之人始造茗饮。”这是有关中国人将“茶事”作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较早记载。此时，茶事已经脱离初期的药用、食用阶段，进入到饮用的阶段。即便进入到饮用阶段，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隋唐时的煎茶(煮茶时要添加一些佐料，如盐、香料等)到宋代的点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热汤时还要不断击搅)，明代时放弃饼茶、团茶改用散茶，出现了泡茶这样的饮法，这种饮用方式能够完好地再现茶的本味、茶汤的本色，大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还留有食用式饮茶法，宋代的抹茶和点茶法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则因泡茶法的一统天下而被遗忘。
“茶”原本有多个同义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统一定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国文化传统所设定的天地人关系的构想。“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陆羽《茶经》)其义为“人在草木间”。苍天之下，人为万物之灵长，敬天尽地利以利人。茶本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发现、采用、加工，茶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的宠爱;同时，人因茶而获益、满足，茶所集纳的日月精华、水汽凝结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极大开发，人成为茶的受益者。
应当承认，至今仍然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茶道”的提法，认为中国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礼、茶艺等事业)、茶产业(包括茶叶生产、制作、贸易等活动)，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严谨的“茶道”。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论，也无明确的茶道流派传承，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茶道有其特殊性。决定是否有茶道的关键是有无对茶事活动所内含的精神性价值(与人相关)和思想性价值(与知识相关)做出有意识的总结或概括。有无总结是一回事，总结的深浅、广窄是另一回事。通过饮茶获得身心安宁、精神愉悦并对此做出思想升华，这显然不再是生理活动，它已经进入到自我实现的境地，肯定这一内容就可以视为茶道，关于这方面认识的总结就是茶道研究。将茶的生命比拟人生，将饮茶体悟引向对自然万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将之理解为天道、真理的具体化，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茶的总体性把握。许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对此都留下了富有启迪的独特见解、深刻体悟，如陆羽、苏轼、朱熹、周作人、林语堂等。茶道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画作之中，并对中国陶瓷工艺、美学设计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笔者之所以主张中国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物的深切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从字义上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所展开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构建了诸多包含信仰、文学、哲学、艺术之内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体现在乐生、天命、义理等重要命题上，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二、 茶道四境说的提出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精神也脱离不开对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都是非哲学的，只有后两种境界与哲学有关，并且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冯先生还指出，只有借助哲学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说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归结，其实是接受了西学影响、采纳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尝试，例如，冯先生所讲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义，同样，他明确地划分出可以成为哲学对象和不可以成为哲学对象两种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世间道”的做法。中国茶道无法划入冯先生的哲学对象之中，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构建，没有正面回答知识论问题，它只与日用生活相关，只在民间风俗和日用生活中寻找意义，却力图将日常事件变为情趣、乐事，从而获得恒久性。
然而，传统中国茶道也讲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说，分别是：物境、艺境、人境、心境，并认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状态。明代的书画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最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替代关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连带关系。物境和艺境提供了实体性基础，人境提供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条件，心境则受到前三者的引导，反过来又纯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饮茶“三点”——饮茶环境、水质和茶具、品饮者的修养三个方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说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茶道四境在匮乏经济时代显得有些铺张或矫情，对俗世凡众来说它显得过于高格调和雅致，通常会被不谙茶道的人视为“茶疵”、“饮癖”，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茶情有独钟、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为风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或主宾饮者们共处的空间性存在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中国茶分产地、产区;但各地的饮茶方式也有地区差别，茶室、茶馆的陈设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滤去了时间的向量。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乎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西方人则非常不同，他们用时间来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钟表一样提示人正处于作业或行为的某个阶段，所凸显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为人所用，仅此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茶道四境虽然关涉空间，但只是十分狭小的范围，往往只是设茶席、茶会的那块空间，或者仅仅关联案桌、茶几的空间。饮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内(如茶室、茶馆)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国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体验，却没有成功扩展、延伸开来，成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头动力。蔡元培在写于1916年的《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道：“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推己及人、由此及彼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倡导的“类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发扬。中国茶道创造的洁净世界只局限于当事人的精神领域，却可能无涉于周遭环境，更未激发出行动的意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坐而论道”、缺乏行动力的劣根性也大抵与此相关。
中国茶道具体内容——闲隐乐——正是通过“四境”得到充分体现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间却又脱俗清新，这就是闲和隐;茶道的艺境强调合于时令，契合仪规，烘托出寂静、清和的空间，这就是闲和乐;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会，以情相交，以茶传情，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乐;茶道的心境关注当事人反躬自省，向内心观照，以茶喻人生、事业，涤除内心的不满、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张，这就是“大隐隐于市”的真谛。可以说，茶道四境说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深化了中国茶道。
换句话说，中国茶道虽然也强调由茶及道、茶中见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话，中国茶道的本质是道茶一体。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国茶道引儒入道，强调的是“闲”、“隐”、“乐”。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佛门、道观、儒家的祠堂、学堂、孔庙等都依据各自有关天、人、物的理念预设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茶礼、茶艺乃至各自有别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极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中国茶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本着及物、依人、乐生的原则将茶道落脚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说的现代诠释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传播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诸多具体形式都做出了彻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对民众一般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间茶道研究、茶文化样式几乎停滞，仅仅保留了单纯物质性内容的茶叶种植、加工、买卖，因为茶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然而，饮茶、品茶的过程而产生的悠闲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态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无情扫除，茶文化不再传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给中国茶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茶叶贸易，鼓励围绕茶叶而进行的各类文化事业，各地纷纷成立了茶协会，茶馆也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茶事活动频繁，并且参考和吸收台湾经验，开发出各种茶艺表演，茶事相关的茶产业，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乐器、国画等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赋予茶各种积极、正面的价值。饮茶者(无论是在自家独斟自饮还是与人同泡茶馆)都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的人，相反，经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风雅之士。
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例如奢靡之风盛行，茶的包装过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环境负担;茶具和茶器过于昂贵，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茶艺表演出现了许多不雅或庸俗内容，冲淡了饮茶本身的乐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茶生产商、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使用过多的化肥和杀虫剂，加工过程中添加了过多干扰茶性的有害物质，这些行为导致许多种类茶叶品质的退化，这种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传统茶人应有的职业操守，也与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茶道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匮乏经济时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买茶只是备着待客之用，平时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间雅致生活的追求。虽然只有占总人口极少数的人饮茶，但他们大多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思想的创造者，他们不仅维持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道的传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叶的种类层出不穷，饮茶的方式不断翻新，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即任何一个“涂之人”，此时，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阶层、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呢?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所主张的闲隐乐三种精神不仅仍然具有意义，而且在今日获得实现变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度闲和求乐变得唾手可得。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紧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就必须强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归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顺物理尽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饮茶之益来自于茶性的最佳发挥，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对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须依此茶性自然主义原则加以展开。艺境虽是人所造环境，也应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为原则，将艺境融于物境之中，饮茶者无论身处何处其心境和人境都应返璞归真。质言之，虽然心境重在个人独处的内心观照，人境强调以敬待人求得声气相投，但人境的出发点是心境，有独立人格和自处自律的人才会与人平和相处，茶道四境其实就可以化约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举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营造的环境皆由心性外发，洞察物之本性以尽物力，对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谦和的态度。二境皆出于一心：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俗世生活中返本归真，在庸常世界中寻找优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说是饮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获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过程中。物镜、艺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选择，随遇而安，因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当代，拜市场经济和技术革新之所赐，茶相关的器具极大丰富、陈设越加奢华，茶室随处可见，茶叶唾手可得，然而，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外壳，真正有意义的是饮茶者求放心，将心安置于事关大问题的事物上，用宏大叙事去除生活中的繁杂，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的关切，饮茶让人安静下来，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无谓的冲动，一句话，品茶就是赴一场心灵之约，从这个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董鹏(陕西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