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西南方向百余里，便是雅安。
雅安地处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之称。雅安的蒙顶山，是成都平原向西延展的第一个台地。这里山岭环抱季风，暖湿气流交汇，在喇叭口状的蒙顶山东面升腾翻滚、飘然降落。丰沛的雨水，造就了独特的“天漏”气候，让雅安享有“华西雨屏”之名。
雅安原称雅州，清人杜紫石在《雅州赋》中描述：“数小城之‘三绝’，缠绵银丝兮，谓之雅雨;江中美味兮，谓之雅鱼;二八俏丽兮，谓之雅女。”雅安“三绝”之首，便是“雅雨”，当地人说，一年365天，雅安竟有300天在下雨。天漏一说，贴切无比。
雅安的雨，儒雅舒缓，如细线如花针，柔丝万缕。微风一吹，雨雾飘散粘挂万物，水凝珠晶莹剔透，盈盈欲滴。凉爽温润的空气，飘过山谷河流，拂过万户千家，相遇了雅安漫山遍野的茶树。
茶树从此有了新的生命，雨雾蹁跹，碎步跳跃，衍生了灵妙与轻盈的韵致。陆游写美人的手，用了“红酥手”来形容，雅雨也是这样的“手”，柔若无骨，拂去了茶树的尘埃落灰。雨脚不歇，绵绵密密，织起了重重帘幕，濛濛雾气，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磨砂屏障。
雅雨落不完，雨雾散不尽。高岭低坡，凝神观望，才能见其影影绰绰，映照出了深深浅浅的茶林。
茶圣陆羽称茶树为“嘉木”，雅安却对“嘉木”统称为茶树。这里的茶树与别处不同，它生来便和雨雾相依相伴，呼吸吐纳，无不潮润清新。茶树不受干渴之苦，泥土油黑蓬松，根须生长到哪里，都能快活地饮到水分，不急不躁，郑重对待自己的生长节奏。
雨雾弥漫，茶树是大地一抹绿，雨散雾尽，却是一份从容意。茶树姿态沉稳，向地层探出须根抓握泥土，神色自若地向蓝天伸枝展条，如同山脉一样自然，如同河流一样坦荡。叶繁枝茂，是渲染天地间的一片翠色，一种生动;寒来暑往，是四季流年的一个注脚，一声回响。
雨雾和茶树相缠相绕，枝叶浸染，漫漶一幅墨色相宜的画面。茶树叶片晶莹，水光闪跃，雨水洗涤了一身凡尘，显得轻松而舒阔，带着恬淡的神情，在山顶俯瞰众生。可这又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它的清新自在，只会让人心宽地远。茶树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宠儿，是当之无愧的人间恩物。
谁也说不清是哪一天，哪一个时辰，那些蛰伏在茶树上的小绿点儿，裹缠了雨雾，凝固了春雨，忽然就有了金石乍开的蓬勃力气，抽枝而出，原本蜷缩安睡的叶片摆脱了酣梦，迎风招展，傲立枝头。茶叶饱足地享受天空降下的甘露，恰适的水土，焕然这般生机的茶树，蒙顶山脉，田野河川，皆是它们的故土家园。
蒙顶山高山茶园(郝立艺 摄)
嫩叶御风而生，贴雨而长，一日堪比一日丰美。诗曰“冰绡剪碎先春叶”，积蓄一冬的翠绿嫩芽展露出来，颤颤巍巍，却又自带严寒击不倒，风霜摧不败的韧性。
一山千行绿，从古望到今;纵横阡陌间，唯有山茶在。采茶女在日头升起之前踏入茶园，摘下芽头放入竹篓。她们的粉腮映上笑靥，投向茶树的亲切目光，像是看着自己的儿女，或是兄弟姐妹。茶，除了接受日精月华、晴日细雨的润养，还有采茶女给予的温顺和怜爱。
“采茶溪路好，花影半浮沉。”采茶女身姿曼妙，蓝花布巾裹头，土布带子扎腰，身上斜挂一个竹篓，迎着乳白的晨曦，身影渐渐隐没在茶园的树丛叶间。她们与茶园构成了自然图画的一角，淡淡几笔，疏疏化影，似乎履行一个古老而庄重的大地之约。
采茶女白净细长的手指，灵巧翩飞如蜂似蝶。也只有这样的手，耐性而温柔，才让茶树免去了许多羞怯和顾虑，愿意投奔似母如姐的掌心。嫩芽离枝别树，没有眷恋不舍，充满了顺其天意的柔和，心甘情愿挥别过往，跻身于小小竹篓之中。
摘下的新茶纤弱娇嫩，似二八少女，腰身单薄，容貌青涩，却已懂得了“年华既成，别母离家”的道理，并无撕心裂肺之痛。它虽稚嫩，却已有了柔韧的信念，坚毅的内心，生来为茶，性本淡泊，世间的一切风起云涌，不过尘烟过眼。
辞别生命的枝，这是一种离去，却也是新生的启程。茶叶如药草，只有从采摘的那一刻，它和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微妙而重大的关联，被寄存希望，被赋予意义。采茶女的竹篓倾空，新叶汇聚铺展晾晒，如一面镜湖，似一匹丝绸，绿若春水，宛然沉静。
我国文字记载，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源于雅安的蒙顶山。蒙山茶叶，也就有了一份来处的悠远古韵。
西汉时期，雅安人吴理真的母亲多病，久治不愈。他砍柴时偶遇野生茶树，摘取茶叶，带回家煎服成水，尝味清新可口，其母饮下茶汤，渐自痊愈，从此身康体健。吴理真挖出野茶树，种植于蒙顶五峰莲花座心。一次为母尽孝的找寻，一次野外摘叶的探索，终于演变成一次人工种茶的驯化史。
嫩叶御风而生，贴雨而长，一日堪比一日丰美。诗曰“冰绡剪碎先春叶”，积蓄一冬的翠绿嫩芽展露出来，颤颤巍巍，却又自带严寒击不倒，风霜摧不败的韧性。
一山千行绿，从古望到今;纵横阡陌间，唯有山茶在。采茶女在日头升起之前踏入茶园，摘下芽头放入竹篓。她们的粉腮映上笑靥，投向茶树的亲切目光，像是看着自己的儿女，或是兄弟姐妹。茶，除了接受日精月华、晴日细雨的润养，还有采茶女给予的温顺和怜爱。
“采茶溪路好，花影半浮沉。”采茶女身姿曼妙，蓝花布巾裹头，土布带子扎腰，身上斜挂一个竹篓，迎着乳白的晨曦，身影渐渐隐没在茶园的树丛叶间。她们与茶园构成了自然图画的一角，淡淡几笔，疏疏化影，似乎履行一个古老而庄重的大地之约。
采茶女白净细长的手指，灵巧翩飞如蜂似蝶。也只有这样的手，耐性而温柔，才让茶树免去了许多羞怯和顾虑，愿意投奔似母如姐的掌心。嫩芽离枝别树，没有眷恋不舍，充满了顺其天意的柔和，心甘情愿挥别过往，跻身于小小竹篓之中。
摘下的新茶纤弱娇嫩，似二八少女，腰身单薄，容貌青涩，却已懂得了“年华既成，别母离家”的道理，并无撕心裂肺之痛。它虽稚嫩，却已有了柔韧的信念，坚毅的内心，生来为茶，性本淡泊，世间的一切风起云涌，不过尘烟过眼。
辞别生命的枝，这是一种离去，却也是新生的启程。茶叶如药草，只有从采摘的那一刻，它和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微妙而重大的关联，被寄存希望，被赋予意义。采茶女的竹篓倾空，新叶汇聚铺展晾晒，如一面镜湖，似一匹丝绸，绿若春水，宛然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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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字记载，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源于雅安的蒙顶山。蒙山茶叶，也就有了一份来处的悠远古韵。
西汉时期，雅安人吴理真的母亲多病，久治不愈。他砍柴时偶遇野生茶树，摘取茶叶，带回家煎服成水，尝味清新可口，其母饮下茶汤，渐自痊愈，从此身康体健。吴理真挖出野茶树，种植于蒙顶五峰莲花座心。一次为母尽孝的找寻，一次野外摘叶的探索，终于演变成一次人工种茶的驯化史。
茶之由来，与孝相关，与情相系。它所承载的善与美、真和醇，历经两千多年，从未有过变迁。
吴理真驯化茶树泡制茶品，取名“圣杨花”和“吉祥蕊”。悠悠中华历史，从此有了第一款有名有姓的茶叶，有着虔诚而美好的名字，寄托了吉祥寓意。唐玄宗天宝年间，蒙顶山茶被皇朝确立为朝廷正贡之品，贡茶历史绵绵延续，长达1170年。
千年光阴，无论朝代如何动荡，宫闱多少纷乱，蒙顶山茶一直是皇室权贵手中的一杯香露，在变幻的风云中，守住了沉静和泰然。它竟有这样鲜明的特性：离权贵如此之近，却又与喧嚣无关。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白居易将蒙山茶和古名曲《渌水》并列称颂，足见诗人对蒙顶山茶的喜爱。“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北宋书法家文彦博对于蒙顶山茶的滋味，有着极为形象和传神的描写。宋代诗书画家文同是四川梓州人，对蒙顶山茶同样推崇备至：“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
蒙顶山既是一座山峦，又因种植茶树，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吟咏的题材。是茶成就了蒙顶山，还是蒙顶山成就了茶，已没有人说得清，就在这相互滋养和衬映之间，岁月如水，静静流过日月星辰。
佛教传入蒙顶山是三国时期，永兴寺便兴建于此时，它被誉为“世界禅茶文化的发源地”，历朝历代采茶制茶从未间断。每逢春茶季节，身着杏黄僧衣的僧人，清晨时分穿行在茶树丛中，开始一天的忙碌。南朝吴僧樊川跋山涉水，只为求得仙方之茶，供献双林傅大士，终在蒙顶山的永兴寺完成心愿，奉茶而归。
唐代黎阳王为蒙顶山茶写下诗句：“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诗人眼中，蒙山茶实属“人间第一”，奈何当时蜀道太难，茶圣陆羽未能入蜀，一品蒙山茶的美味。这是陆羽的千古遗憾，也让后人不绝嗟叹。
大唐盛世，佛寺昌盛，蒙顶山上有三十六座寺院。大唐道宗禅师在永兴寺遍植茶树，把茶融进禅的意境，僧众在种茶、采茶、制茶中修行。茶是禅，禅是茶，正如日常是修为，佛心是凡心。
蒙顶山茶在唐玄宗在位时入贡，直到中唐，脱颖而出位列贡茶之首。荣耀的贡茶时期，蒙顶山由千佛寺种茶、净居庵采茶、智炬寺制茶、永兴寺供茶、天盖寺祭茶。五寺合力，营造了当年蒙顶贡茶的繁盛景象。
早在唐文宗时代，蒙山茶传入了日本。对于大和民族，蒙山茶意味着神圣的禅意，诗词的馥郁，高雅的情怀。茶与佛法一起，乘舟出海，在异国他乡，煮一壶水，沏一碗茶，乡愁袅袅，满室生香。这味与色，也是有着“大唐气象”的，端严之中有大慈悲，如同莲花，在黄卷青灯的背景中缄默绽放，触手生馨。
从天竺到神州，北宋不动法师在蒙顶山永兴寺一边喝茶，一边完成了佛愿。他把普度化成《蒙山施食仪》，成为东南亚各国僧人每天傍晚必诵的经文，成就了禅门经典，传扬天下。蒙山清峰产甘露，不动法师又被称为“甘露法师”。一片冰心，大慈大悲，犹如蒙山茶，看似无奇，实则内蕴厚重，润泽心肺，一饮再饮，唇齿留香。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祛疾。”中国的“药食同源”之说，已流传许久，蒙顶山茶的初次登场，不也是因为它治好了吴理真母亲的痼疾吗?饮茶而健体，有着医者古老的证言，历经时易世移而不改，已是当代人普遍认知的真理。可谁也不能将它仅仅视为一味药，它天生有着药草难以企及的迷人滋味，以舒怡的口感，让人很快就接纳了它。茶温和儒雅，同时又身负药效，如同儒生持剑，一派斯文肩挑正义，扶助太平。它不自矜不自夸，迎送着蒙山的日升月落，将沉默典故酿成了恒河流沙，年年生长，岁岁无恙。
前不久，雅安发现了六个千年古茶园群落。古茶园就在蒙顶山余脉的海盘山，它们从清代到宋代，跨越千年光阴，每个古茶园都保持完整状貌。宋代的古茶园有山门、道路、各种茶树，专家调查发现，这个地区百年内没有人类生产的痕迹。考古学家至今仍在考察古茶园群落，挖掘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
年复一年，古茶园岁华增长，与天地同呼共吸，青翠的新叶在风中摇摆，斑驳的砖石刻印着旧时字迹。遥想当年，用钉锤重重錾刻下的文字，已风化模糊，那被人遗忘的茶树，却依然春来抽枝发芽。茶树不是忘记了时光，而是在时光之外，当生死已勘破，得失已无尤时，谁也无法举着一把寿命的尺，残忍而冷酷地给出一个“倒数计时”，规定它的宿命去处，祸福荣枯。
古茶园的千年茶树，不知发生过多少故事。也许有才华满腹的诗人，眼里含着热泪，轻拍它的树干，滚烫而热情的诗句，像是奔涌的潺潺小溪，从山涧峡谷流淌;也许有青春娇丽的采茶女，因为心爱的人去了远方，在树下徘徊又徘徊，等待又等待;也许有唐时的圆月令它心颤，宋时的微风让它愉悦，元时的鸟雀唱过一支断肠的悲歌，明时的雨水又带来一场欢饮。
茶树被人所驯化，又在历史中阴差阳错地与人离散。或许阻隔它与人的，是悬崖峭壁，是刺丛荆棘，是同在一个空间，却难以亲近彼此的因缘。古茶园重见天日的一刻，它早已忘记自己孤单生长了多少个轮回，看过多少四季流转，却有几分熟稔的邂逅。逝去的会重逢，擦肩的会相遇，只要个体的存在，生命就缺少不了活力。
古茶园的茶树放淡了等待与守望，更加放淡了沮丧和失意，将自己融入了蒙山雨雾，融入了这片土地，也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雅安不仅物产丰富，蒙顶山和天全等地还有国宝熊猫。从八百万年前流传下来的古老种族，熊猫历经了严酷的自然环境法则，作为“活化石”走到了今天。雅安的天然生态，为熊猫的繁衍与生活，提供了生存条件。如今，茶叶和熊猫，是雅安两张瞩目的城市名片，看似一动一静，一兽一植，实则归为一理：生态造福了多彩生命，生命谱写了历史华章。
雅安蒙顶山孕育了茶，西汉吴理真驯种了茶，唐代陆羽研究了茶，他们从历史泛黄的书页走来，从平平仄仄的风雨中走来，变成了一阙悦耳动人的古韵，温润了一杯尘世的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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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它最初与“青竹”密切有关。古人在竹简上著书，为了方便书写和防止虫蛀，将青色竹简用火烤干水分，这叫杀青。后来人们种茶制茶，“杀青”便是绿茶加工制作的第一道工序，将摘下的嫩叶加以高温，减少叶中水分，使叶片变软，同时保持固有的绿色。再往后，电影从业者一本正经地说起“杀青”，指的是电影拍摄部分已经完成，将拍好的底片，放在片盒中，准备冲洗。
从古至今，“杀青”的内涵和外延有所改变，但最为本质的一点从未变化，它是前一个过程的结束，后一个过程的开始。如同一座桥，桥面上的人能喘息休憩，却又无法发出“功德圆满”的感叹，接下来还要继续长途跋涉。“杀青”是一个动态的中间旅程，一种“向好而生”的孜孜努力。
名山牛碾坪观光茶园(郝立艺 摄)
“杀”和“青”的组合，有种语言上的生猛、辛辣和凌厉。但雅安制茶的杀青过程，却是茶叶的一次蝶变。
单单看“青”，就像一汪绿色从眼前铺开，是那么纯粹天然，让人视之思之，内心泛起波纹涟漪，仿佛一江春水，微涨轻漾，流光粼粼。取自天然，不一定恰切妥当，制茶的“杀青”步骤，除了让叶片变软，方便制作，也为了散发青臭味，促进良好香气的形成。茶叶经过高温与揉捻工序，艰难的生命历程，承受了来自外界粗暴的力，默默吞咽了苦楚，为的是让自己有所领悟和成长。
世上哪一种成长，不会经过磨砺呢?所有的不完美，其实都蕴含着完美，像是一块粗糙而黯淡的石头，包裹着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可惜石头如枷锁，束缚了它的呼吸，遮挡了它的光芒，让人难以感知它的存在，要将它以玉的姿态呈现于世，少不了砍削和雕琢。蜕变的过程，猛烈而疼痛，枷锁也是护甲，剥落时就是新生的挣扎。
采撷的嫩茶外形挺拔，颜色翠绿，犹如少年未脱的稚气。“杀青”却是让它浴火历练之后，与过往青涩彻底告别。脱去的那一种“青”，是它曾引以为豪的年少璀璨，无忧无虑。
于是，“杀”字重压而来，在新叶拥簇的铁锅，“杀”是蓬勃的烈火，朝着青葱绿叶，削去曾经的孤傲酷烈。“杀”与“青”，从此天长地久地捆绑，成为一枚独特的汉语词汇。茶叶褪掉天真颟顸，剩下的柔软，化成一缕茶香，一杯亮色。
采摘新茶以女性为主，杀青的多为男性。他们支起一口烧得烫热的铁锅，用刚劲的臂力，以手为铲翻炒茶叶，磨出厚茧硬皮，不畏高温猛火。这就像是一场阳刚与柔弱的碰撞，杀伐决断，以强大的气势，给予茶叶新生的力量。
谁在年少时，不曾有过轻狂时刻呢?可惜广袤的世界，不是高扬的枝头，也不会有永远的惠雨和风。当茶叶从枝头下来，一次离别，也许不足以写就生命的转折。“杀”去了实际的青涩，减除冗余，摆脱赘物，告别杂质，新生从此开始。
茶叶的“杀青”不仅是杀伐，也是守护，就如将士锋利的刀剑，才能守住柔弱的民众、故土和疆域。杀青也能“锁住香气”，让茶之香，与茶之形久久相随，血肉相融。杀青的过程，是较量是相融，是勇猛是精微，是百炼钢与绕指柔，是铁血强毅与温香软玉。当茶叶在高温与翻炒中微微躬身，它的蜷曲不是无能，不是妥协，而是另一种强大的生命之力，在火焰与热力中再次生长。
杀青后的茶叶有了沧桑的阅历，沉淀了入世的睿智，静幽品茗，滋味无穷。
茶叶的舍和得，看似相悖而行，其实相辅相成。没有剔骨削肉的“舍”，不会有大彻大悟的“得”，腊梅不经岁月霜寒，不会有扑鼻奇香，璞玉不经切割雕琢，不会成就美玉佳品。“舍”是一种向死而生，看似抛入苦地，挣扎沉浮，忍疼受痛，却能“柳暗花明又一村”，豁然开朗。
杀青经了“舍”，有了“得”，茶叶的下一段历程，才能蜿蜒展开;坚强而柔韧的魂灵，才能冷眼看红尘，静心度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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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茶采自谷雨后，人们制成绿茶，也选择合适的茶材制成藏茶。藏茶属于发酵茶，制作工艺特殊，经煮耐熬，汤色黄红明亮，饮之令人神清气爽，是佛家禅宗修行的上乘之物。它不仅在汉地受到欢迎，藏地人民也视之为生活必需品，很快就成为专门为少数民族同胞制作的茶类。
在西藏有段这样的歌谣：汉家商品像百花/开在雪域高原上/藏家儿女有心开采出更多的宝藏/只要是汉藏姐妹同甘共苦/天上的日月便会格外明亮/遍野都将飘散藏茶的芳香。
藏茶与藏族人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与藏地文化不可分割。有史记载，当年文成公主进藏带去的茶叶，正是出自雅安。
雅安自古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川藏路的交汇之所，是川西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茶马古道”之川藏路的第一站，称为通往藏地的民族走廊。以雅安为代表的汉地藏茶，一年又一年地运往藏地，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行为，也代表了当时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志。茶，千百年来一直是藏汉经济和文化紧密联系的纽带，茶马互市，既解决了藏族同胞对茶的需求，也满足了朝廷因征战而对马匹的需要。
旧时的雅安是茶马贸易的中心，朝廷在这里首次发布了“茶马互市”的政策法令。以茶换马，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雅安境内的名山区，至今仍有保留完整的茶马司，这是自宋朝以来，历朝历代管理茶马交易的专门机构。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雅州碉门茶马司规定，西藏的上等马给茶40斤，中等马给茶30斤，下等马给茶20斤。”
高原气候干燥，氧气稀薄，藏族同胞日常所食，主要是牛羊肉、酥肉、糌粑等，需要饮茶来消食、止渴、解腻。明《严茶议》载：“茶之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信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茶汤色褐红明亮，滋味醇和绵长，经历三十多道制作工序而成。在藏地至今沿有“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性。
藏茶地位崇高，曾经一度作为硬通货币，比金子还要贵重。这是因为藏地在历史上货币杂乱，以物易物是交易主流，藏茶按条比值论价交易，公平公正，又因为藏茶贮存越久，价值越高，藏族同胞便把条茶囤积起来，成为储蓄的主要方式。在物质匮乏、经济萧条年代，藏地常将条茶当作货币使用。
一条川藏茶马古道，因藏茶而起，因藏茶而兴。从精神层面讲，它也是一条民族团结与融合之道，只是道路漫漫、崎岖难行，途中艰辛无数，让人望而生畏。
川藏线上的茶马古道，绵延五千里，始于雅安，二郎山、大相岭，隔开了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峰岭陡立，峡谷深陷，茶马古道迂回其间，如绳弯弯缠绕。
回溯昔时光阴，翻阅往日旧忆，背夫排成长队，从雅安城门逶迤而出。他们身负沉沉茶包，压弯了腰身，低头行路，歌声却从这一步一埋首中，渐渐变得激越昂扬：背不完的雅州城/填不满的打箭炉/茶盐布匹百样货/大路小路都难行。
从雅安到打箭炉，虽然只有几百里山路，海拔却从六百米，陡然攀升至三千米。沿途高山峡谷，道路险峻，骡马难行，货物多靠人力背运。背夫负重两百余斤，往返几十天，所用工具却是简陋的草鞋、背架子、打杵子，驮运起了他们生活的希望。
清康熙年间，《雅州府志》记载，雅州所辖诸县“山多田少，民不足耕”，是以荥经“小民则惟背运茶包”，天全则靠“男子背运，女子耘樵”，汉源也以“背驮营生”。为了养家糊口，生存繁衍，千千万万的背夫弯腰躬身，走上这条危险重重的茶马古道。
背夫到了歇脚处，打杵子往背后一靠，支起了身上的货物，释放了重压，擦一把额头热汗。他们眼前高山巍巍，山路折折弯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小路，一拐再拐，仿佛伸进了云端。山里气候，暴戾不定，刚刚还阳光晴好万里无云，忽然就会狂风骤雨，甚至飞雪漫天。在热与冷、干和湿之间，茶马古道成了一段包罗万象的长路。
千年以来，倒在茶马古道的一些背夫，变成了路上长久的遗憾。他们留下的茶叶，那是一份不舍的眺望，故土难归的辛酸。
岁月洗净晨昏千华，藏茶翻越山岭河谷，从雅安来到藏区。在藏族同胞心中，茶叶途经的路途越远，质量也就越好，醇香滋味更加悠长。他们觉得，若非一种执拗坚持，激荡着骨子里的无上信念，不能跨越苍茫大地。藏茶的长途跋涉，赋予了它坚强果敢的文化意义，它不仅能满足人们的身体需要，还能带来心灵享受。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说：“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于是，无论僧侣或平民，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都尽情享受这一缕来自汉地的悠远茶味。一壶水，一碗茶，结晶为藏地文化，成为世世代代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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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夫的茶留下余韵，远行的路却已走完。从历史到现在，沿着一条悠悠古道，无数脚步叩响了青石板，回应的皆是岁月流声，如金石相击，如沸水翻滚。
雅安的绿茶还是藏茶，投身杯中，注定波澜不惊。
茶水清润，千人百态，让饮它的人各有所感，有人喝出了欣悦，有人喝出了寂寞，有人喝出了诗意，有人喝出了人生。
唐元和六年，诗人卢仝收到好友寄来的茶叶，素有“茶仙”之称的他得此馈赠，欣喜若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茶若无好友分享，滋味也减了一半，于是赶紧邀请韩愈、贾岛等好友，至太行山下的桃花泉煮饮新茶。水沸茶浓，香雾袅袅，著名的“七碗茶歌”亦就此诞生。仿佛是卢仝持一支茶香四溢的笔，妙句天成，写下了品茶带给人们的美妙情境：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一杯清茶，竟能让人润了涩喉，除了烦忧，泼墨狂书，羽化登仙。可见，茶绝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饮品，还能带给人广阔辽远的精神世界，让情绪在茶中轻盈起舞，让思想在茶中沉浮跌宕。
明代文人徐渭因为一杯茶，竟然看到了十六种美与雅致的生活：“茶宜精舍，宜云林，宜瓷瓶，宜竹灶，宜幽人雅士，宜衲子仙朋，宜永昼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石，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
茶之雅，味之韵，除了解渴或养生，茶更是给予了中国人精神的滋养，“一生清福，只在碗茗炉烟中。”与其说茶给予人以“福”，不如说它让人学会了平静。茶字，可拆解为“人在草木之中”。肉体凡胎，自然造化，只是人们往往自恃聪明，却离自然之道渐行渐远。饮茶，是一次回归和寻找，从草木的呼吸中，朔源初心，回归自己。
茶心禅味，本是同根之花，枝叶相缠，盘根错节。人生若无一盏茶水相伴，犹如缺失一位善解人意的知己，少却了一份生活的滋味。
清静山林，远离尘寰，最适合茶树生长，禅赋予茶树沉静的灵性，茶为禅增添无法言尽的深意。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片茶叶，也能承载无穷的自然之道。
蒙顶山茶携一段经天纬地的缘分而来，山川江河，雨雾缭绕，孕育了神奇的“东方茶叶”。品茶之人，唯有持一颗恬淡从容之心，才能与茶有一场最好的“相遇”，来赴这段心念已久的“君子之约”，获悉宇内真理，悟得慈悲佛性。
从古至今，雅安茶叶赫赫有名，从皇家显贵才能品尝的贡茶，如今成了平常百姓的杯中之物。雅安的茶类繁多，品尝了甘露有石花，饮下了黄芽有陪茶。如果还想换一种生津茶水，一杯藏茶的亮色，再次让你口舌葆香。
蒙顶常有月光照射夜空。山月如钩，溪流潺潺，冲泡一杯“蒙顶甘露”，清茗幽香，滋味鲜爽，浓郁回甜。这一刻，就会联通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抹去了人世的繁华纷乱。
茶让人变得宁静平和，茶叶在水中舒展，内心也被熨帖，打开了褶皱，袒露出悲喜，仿佛又能见到茶的一生，成长采摘、发酵萎凋、静置杀青，历历在目。茶叶沉浮，彼此纠缠又彼此相融，来来去去，奇妙轮回，化成一杯清香。
蒙顶山静默如昨，多少诗词和传奇，多少过往和未来，让一片熟悉的叶子，搭一座穿梭时空的桥。人生得失，尽在杯中，苦涩甘甜，终难幸免。谁能斩断悲欢离合，谁又能放下爱恨恩怨。饮茶之人，倘有慧根天成，在杯中便能体味乾坤运转，百态炎凉，再热烈的滋味尝过之后，最终还是归于淡然。茶的心，禅的心，都是淡的，即便入口灼烫，一口抑或一杯，还是逃不开一个“淡”字，谁能悟透它，才是和它的一场真正相逢。
时间也许会带走悲欢和离散，岁月终将淘洗庸常或辉煌。所有的相聚别离，都会消散于乡关日暮，幸好还有一杯茶，温暖了五脏六腑，抚慰了山高水长。
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栖身茶树之下，悠然青绿之巅，举杯邀月，似醉似幻。如能与茶香为伴，迎来晨风暮雨，仰望满天星斗，惯看悲喜忧欢，就是苍茫岁月的茶心禅悟。
来源：《四川日报》(2021年8月10日第10版)
作者：杜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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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台记》：唐制，御史有三院：一曰台院，其僚为侍御史；二曰殿院，其僚为殿中侍御史；三曰察院，其僚为监察御史。察院厅居南，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厅，谓之松厅，以其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魇厅，以寝于此者多梦魇也。兵察厅主掌院中茶，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辄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
《资暇集》：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工匠以漆代蜡环，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当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贞元初，青郓油缯为荷叶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升平崔家，讯则知矣。
《大观茶论》：茶器：罗碾。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槽欲深而峻，轮欲锐而薄。罗欲细而面紧，碾必力而速。惟再罗，则入汤轻泛，粥面光凝，尽茶之色。
盏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惟盏热，则茶立发耐久。
筅以筋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脊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
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有馀不足，倾勺烦数，茶必冰矣。
蔡襄《茶录·茶器》：茶焙，编竹为之，裹以箬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
茶笼，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箬笼盛之，置高处，切勿近湿气。
砧椎，盖以碎茶。砧，以木为之，椎则或金或铁，取于便用。
茶钤，屈金铁为之，用以炙茶。
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柔，铜及石皆能生，不入用。
茶罗，以绝细为佳。罗底用蜀东川鹅溪绢之密者，投汤中揉洗以罩之。
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不宜用。
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太轻，建茶不取。
茶瓶要小者，易于候汤，且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若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若瓶大啜存，停久味过，则不佳矣。
孙穆《鸡林类事》：高丽方言，茶匙曰茶戍。《清波杂志》：长沙匠者，造茶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
凡茶宜锡，窃意以锡为合，适用而不侈。贴以纸，则茶易损。
张芸叟云：吕申公家有茶罗子，一金饰，一棕栏。方接客，索银罗子，常客也；金罗子，禁近也；棕栏，则公辅必矣。家人常挨排于屏间以候之。
《黄庭坚集·同公择咏茶碾》诗：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陶谷《清异录》：富贵汤，当以银铫煮之，佳甚。铜铫煮水，锡壶注茶，次之。
《苏东坡集·扬州石塔试茶》诗：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
《秦少游集·茶臼》诗：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控。
《文与可集·谢许判官惠茶器图》诗：成图画茶器，满幅写茶诗。会说工全妙，深谙句特奇。
谢宗可《咏物诗·茶筅》：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里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芽。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因不负玉川家。
《乾淳岁时记》：禁中大庆会，用大镀金。以五色果簇龙凤，谓之绣茶。
《演繁露》：《东坡后集二·从驾景灵宫》诗云：“病贪赐茗浮铜叶。”按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用大汤，色正白，但其制样似铜叶汤耳。铜叶，色黄褐色也。
周密《癸辛杂志》：宋时，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缨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尚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
杨基《眉庵集·咏木茶炉》诗：绀绿仙人炼玉肤，花神为曝紫霞腴。九天清泪沾明月，一点芳心托鹧鸪。肌骨已为香魄死，梦魂犹在露团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与酪奴。
张源《茶录》：茶铫，金乃水母，银备刚柔，味不咸涩，作铫最良。制必穿心，令火气易透。
茶瓯，以白瓷为上，蓝者次之。
闻龙《茶笺》：茶，山林隐逸，水铫用银尚不易得，何况乎？若用之恒，归于铁也。
罗廪《茶解》：茶炉，或瓦或竹皆可，而大小须与汤铫称。凡贮茶之器，始终贮茶，不得移为他用。
李如一《水南翰记》：韵书无字，今人呼盛茶酒器曰。
《檀几丛书》：品茶用瓯，白瓷为良，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也。制宜口邃肠，色浮浮而香不散。
《茶说》：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今时姑苏之锡注，时大彬之沙壶，汴梁之锡铫，湘妃竹之茶灶，宣、成窑之茶盏，高人词客，贤士大夫，莫不为之珍重。即唐宋以来，茶具之精，未必有如斯之雅致。
《闻雁斋笔谈》：茶既就筐，其性必发于日，而遇知己于水。然非煮之茶灶、茶炉，则亦不佳。故曰饮茶，富贵之事也。
《雪庵清史》：泉冽性驶，非扃以金银器，味必破器而走矣。有馈中泠泉于欧阳文忠者，公讶曰：“君故贫士，何为致此奇贶？”徐视馈器，乃曰：“水味尽矣。”噫！如公言，饮茶乃富贵事耶。尝考宋之大小龙团，始于丁谓，成于蔡襄。公闻而叹曰：“君漠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东坡诗曰：“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此则二公又为茶败坏多矣。故余于茶瓶而有感。
茶鼎，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涤烦消渴，功诚不在芝术下。然不有似泛乳花、浮云脚，则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何以勺之野语清。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故日休有“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禹锡有“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居仁有“浮花原属三昧手，竹斋自试鱼眼汤”，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景纶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虽然，吾犹有取卢仝“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杨万里“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如二君者，差可不负此鼎耳。
冯时可《茶录》：芘莉，一名，茶笼也。牺，木勺也，瓢也。
《宜兴志》：茗壶，陶穴环于蜀山，原名独山，东坡居阳羡时，以其似蜀中风景，改名蜀山。今山椒建东坡祠以祀之，陶烟飞染，祠宇尽黑。
冒巢民云：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斟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迟。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恰有一时。太早或未足，稍缓或已过，个中之妙，清心自饮，化而裁之，存乎其人。
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此又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倾金注玉惊人眼”，高流务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感矣。考其创始，自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又提学颐山吴公读书金沙寺中，有青衣供春者，仿老僧法为之。栗色暗暗，敦庞周正，指螺纹隐隐可按，允称第一，世作龚春，误也。
万历间，有四大家：董翰、赵梁、玄锡、时朋。朋即大彬父也。大彬号少山，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遂于陶人擅空群之目矣。
此外，则有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又大彬徒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四人；陈用卿、陈信卿、闵鲁生、陈光甫；又婺源人陈仲美，重锼叠刻，细极鬼工；沈君用、邵盖、周后溪、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辈，各有所长。徐友泉所自制之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名。大彬镌款，用竹刀画之，书法闲雅。
茶洗，式如扁壶，中加一盎，鬲而细窍其底，便于过水漉沙。茶藏，以闭洗过之茶者。陈仲美、沈君用各有奇制。水杓、汤铫，亦有制之尽美者，要以椰瓢、锡缶为用之恒。
名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方为佳也。
壶若有宿杂气，须满贮沸汤涤之，乘热倾去，即没于冷水中，亦急出水泻之，元气复矣。
许次纾《茶疏》：茶盒，以贮日用零茶，用锡为之，从大坛中分出，若用尽时再取。
茶壶，往时尚龚春，近日时大彬所制，极为人所重。盖是粗砂制成，正取砂无土气耳。
仙云：茶瓯者，予尝以瓦为之，不用磁。以笋壳为盖，以槲叶攒覆于上，如箬笠状，以蔽其尘。用竹架盛之，极清无比。茶匙，以竹编成，细如笊篱，样与尘世所用者大不凡矣，乃林下出尘之物也。煎茶用铜瓶，不免汤，用砂铫，亦嫌土气，惟纯锡为五金之母，制铫能益水德。
谢肇《五杂俎》：宋初闽茶，北苑为最。当时上供者，非两府禁近不得赐，而人家亦珍重爱惜。如王东城有茶囊，惟杨大年至，则取以具茶，他客莫敢望也。
《支廷训集》有《汤蕴之传》，乃茶壶也。
文震亨《长物志》：壶以砂者为上，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锡壶有赵良璧者亦佳。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价皆最高。
《遵生八笺》：茶铫、茶瓶，瓷砂为上，铜锡次之。瓷壶注茶，砂铫煮水为上。茶盏，惟宣窑坛为最，质厚白莹，样式古雅，有等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次则嘉窑，心内有茶字小盏为美。欲试茶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注酒亦然，惟纯白色器皿为最上乘，馀品皆不取。
试茶以涤器为第一要。茶瓶、茶盏、茶匙生，致损茶味，必须先时洗洁则美。
曹昭《格古要论》：古人吃茶汤用，取其易于不留滞。
陈继儒《试茶》诗，有“竹炉幽讨”、“松火怒飞”之句。[竹茶炉，出惠山者最佳。]《渊鉴类函·茗碗》：韩诗“茗碗纤纤捧”。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琉球茶瓯，色黄，描青绿花草，云出土噶喇。其质少粗无花，但作水纹者，出大岛。瓯上造一小木盖，朱黑漆之，下作空心托子，制作颇工。亦有茶托、茶帚。其茶具、火炉与中国小异。
葛万里《清异论录》：时大彬茶壶，有名钓雪，似带笠而钓者。然无牵合意。
《随见录》：洋铜茶铫，来自海外。红铜荡锡，薄而轻，精而雅，烹茶最宜。
【译文】
唐代韩琬（字茂贞，邓州南阳人）《御史台记》记载：唐朝制度，御史有三院：第一个叫做台院，其官员叫做侍御史；第二个叫做殿院，其官员叫做殿中侍御史；第三个叫做察院，其官员叫做监察御史。察院的办公场所察院厅居南，唐武宗会昌（841-846）初年监察御史郑路所修葺。其中的礼察厅，称作松厅，因为其南有一棵古松；刑察厅，称作魇厅，因为在这里就寝的人多梦魇；兵察厅，主管察院的茶饮。其茶叶一定要购买蜀茶中的佳品，贮存在陶器中，以防备暑天发潮变质。御史往往亲自封存或者开启，所以兵察厅又称为茶瓶厅。
唐代李匡《资暇集》记载：茶托子，创始于唐德宗建中（780-783）年间蜀相崔宁之女，因为茶杯没有衬垫，害怕烫手，于是就取碟子托起来。品饮之后，杯子又倾倒了，于是就用蜡环绕在碟子中央，茶杯就固定下来，随即派工匠用漆代替蜡环，进奉给蜀相。蜀相很惊奇，就为之命名并告诉亲朋好友，人们都认为很方便，当时就流行开来。此后，传承者再环其底部，更新其规制，从而使茶托子发展到上百种形状。
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青州郓城用缯布加油漆制成荷叶形状，用来衬垫茶碗，形成另外一种碟子。今人大多说茶托子就是起源于此，其实不然。蜀相即如今的升平崔家，一问便知究竟。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谈论茶器说：罗碾，茶碾以银质的为最好，熟铁制成者次之。槽要做得又深又陡，轮要做得又锐又薄。罗网要细密，罗面要拉紧，碾茶时一定要用力，并且速度要快。（罗茶时则要动作轻缓，罗面掌握水平，不怕反复多次，这样茶的细末几乎不会有什么损耗。）只有经过两次过罗的茶末，入水之后会轻轻漂起，在茶汤的表面有光泽凝聚，从而充分显现出好茶所应有的色泽。
茶盏，必须度量茶叶的多少，从而决定所用茶盏的大小。如果茶盏高而茶叶较少，就会遮盖住茶的色泽；如果茶叶较多而茶盏较小，就会使水量不足以充分溶解茶末，尽显茶之真味。茶盏只有在加热的情况下，才会使茶叶充分发挥其色香味，而且持续时间较长。
茶筅，是击拂专用的工具，以竹节细密的老竹加工而成。筅身即筅把要厚重，筅头即前端的竹帚则要稀疏有力，根部要粗壮而末梢要纤细，应当像剑脊般的形状。这是因为筅身厚重，就能在操作时有力，便于运用；筅头稀疏有力，根粗末细如剑脊的形状，就会使得在击拂时即便用力过猛也不会产生浮沫。
茶瓶，适合用金银，其大小规格，只有按照具体需要来决定。注汤（即将煎好的水注入茶盏）这个环节的关键，只是取决于茶瓶口嘴的大小和形状罢了。茶瓶的口，要稍微大一些，而且曲度要小一些，这样注汤时力量就比较集中，水流不会分散；茶瓶嘴的末端，要圆小而且尖削，那么在注汤时就会有所节制，水流不会形成滴沥。这是因为注汤时力量集中，那么茶叶的色香味就能迅速发挥出来；注汤时有所节制而不形成滴沥，那么茶盏表层的粥面就不会被破坏。
茶勺，是添续茶水的工具，其规格大小，应当以可以盛下一盏茶水为适量标准。如果盛水超过一盏，就要把多馀的水倒回去；如果不足一盏，又要再舀一次加以补充。这样倾倒数次，就会使盏中的茶水凉了。
北宋蔡襄《茶录》下篇论茶器：茶焙，用竹篾编制而成，外面包裹箬叶。上面盖起来，以便收拢火气；中间隔成两层，以便扩大容量。把茶饼放在上层，下层放置炭火，与茶饼保持一尺左右距离，使其中保持温暖的状态，就是为了保养茶的色香味。
茶笼，没有放入茶焙烘烤的茶饼，应当用箬叶紧密封裹，放在茶笼中盛起来，置于高处，切不要接近潮湿之气。
砧椎，砧和椎是用来捶碎茶饼的工具。砧板以木头做成，椎以金或者铁制成，取其方便实用。
茶钤，用金或铁屈曲而制成，用来夹住茶饼进行烘焙。
茶碾，用银或铁制成。黄金本性柔软，而铜和黄铜都容易生锈，不能选用。
茶罗，以罗网极细的为最好。罗底要用四川东川鹅溪绢中特别细密的，放到开水中揉洗干净后罩在罗圈之上。
茶盏，茶色浅白，适宜黑色的茶盏。建安所制造的茶盏黑里透红，纹理犹如兔毫，其坯稍厚，经过烘烤后久热难冷，最适宜饮茶之用。其他地方出产的茶盏，有的坯太薄，有的颜色发紫，都比不上建盏。那些青白色的茶盏，斗茶品茗的行家自然不会使用。茶匙，茶匙要有一定重量，这样用来击拂才会有力。以黄金制作的茶匙为最好，民间多用银、铁制成。用竹子制成的茶匙太轻，建茶一般不用。
茶瓶，用于烧水的汤瓶要小一点，以便于观察开水变化的情形，而且点茶注水的时候能够把握好分寸。汤瓶以黄金制作的为最好，民间多用银、铁或者瓷制作。如果茶瓶过大，品饮时有所剩余，停久茶味过熟，就不好了。
宋代孙穆《鸡林类事》记载：高丽方言，茶匙叫做茶戍。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记载：长沙的工匠，制造茶具极其精致，其工价之高几乎与所使用的白银的价格相等，士大夫之家多有收藏，放置到几案之间，只知道相互夸耀珍贵奢侈，并不经常使用。一般说来茶叶适宜锡器，我认为锡器比较合适，而且实用而不奢侈。如果器具上贴上纸，则容易损坏茶的味道。
张舜民（字芸叟）说：吕公著（字晦叔，封申国公，世称吕申公）家有茶罗子，一个以黄金装饰，一个以棕毛为栏。正接待宾客的时候，招呼要银罗子，就是接待平常的客人；索要金罗子，就是接待皇帝身边的人；索要棕栏罗子，就一定是公辅大臣。家人经常要排着队在屏风间等候召唤。
《黄庭坚集》中有《同公择咏茶碾》诗写道：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北宋陶谷《清异录》中说：富贵汤，应当用白银制作的茶铫煎煮，非常好。用铜制的茶铫煮水，用锡制的茶壶注茶，次之。
《苏东坡集》中有《扬州石塔试茶》诗写道：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
《秦少游集》中有《茶臼》诗写道：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祝。
《文与可集》中有《谢许判官惠茶器图》诗写道：成图画茶器，满幅写茶诗。会说工全妙，深谙句特奇。
元代谢宗可《咏物诗》中有《茶筅》诗写道：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里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芽。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因不负玉川家。
南宋周密《乾淳岁时记》记载：宫中大的庆典活动，用镀金的大（陶制的扁形口大而撇的器皿）摆设五色水果，中间放龙凤团茶，称作绣茶。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中说：《东坡后集二》中有《从驾景灵宫》诗写道：病贪赐茗浮铜叶。按今天御前赐茶都不用建盏，而用大汤，色泽正白，只是其制作的形制类似薄铜片所做的铜叶汤罢了。这种称为铜叶的茶盏呈黄褐色。
南宋周密《癸辛杂志》记载：宋代，长沙茶具制造精妙，甲于天下。每副茶具用白银三百星或五百星（金银一钱为一星），凡是有关茶的器具都应有尽有。外面用一个饰有穗带的银盒子盛起来贮存。赵葵（字南仲）丞相做潭州（治今长沙）知府的时候，用黄金千两制造茶具，进贡给朝廷。理宗皇帝（葬穆陵）大喜，因为这是宫中的工匠所不能制作的。
元末杨基《眉庵集》中有《咏木茶炉》诗写道：绀绿仙人炼玉肤，花神为曝紫霞腴。九天清泪沾明月，一点芳心托鹏鸪。肌骨已为香魄死，梦魂犹在露团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与酪奴。
明代张源《茶录》中说：茶铫，金是水之母，银则刚柔兼备，味道不咸不涩，是用来做茶铫的最好材料。茶铫的中间一定要穿透，以便能透过火气。（以上不见于张源《茶录》，而近于许次纾《茶疏》）茶瓯，以白瓷为最好，蓝白色的次之。
明代闻龙《茶笺》中说：茶，山林隐逸之人，所用茶铫以白银制成也不可能，何况用黄金制作茶呢？如果就使用长久而言，还是用铁制作的为好。
明代罗廪《茶解》中说：茶炉，用陶器或者竹子制成，其大小要与茶壶的大小相称。凡是贮藏茶叶的器具，一定要始终贮藏茶叶，不能改作他用。
明代李如一（名鹗，以字行，又字贯之，江阴人）《水南翰记》中说：韵书没有字，今人称盛茶、酒的器具叫做。
《檀几丛书》中说：品茶所用的茶瓯，以白瓷为佳，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其形制适宜小口而中间部分较深，这样能使茶色漂浮而香味不散。
明代黄龙德《茶说》中说：饮茶器具精致洁净，茶就会因此而增添光彩。至于当今苏州的锡壶、宜兴出产的时大彬紫砂壶、开封出产的锡铫、湘妃竹所制成的茶灶以及宣德窑、成化窑所出产的茶盏，无论高人隐士、诗人词客，还是贤明的士大夫，没有不倍加珍重和宝爱的。就是说自唐宋以来茶具的精致，也未必有当今如此雅致的。
明代张大复《闻雁斋笔谈》中说：茶叶采摘之后，其自然之性一定要借阳光散发开来，并且遇到作为知己的水。但是，不经过茶灶、茶炉烹煮，也达不到最佳效果。所以说，饮茶是一种富贵之事。
明代乐纯《雪庵清史》中说：甘测的泉水容易变形，如果不是用金银器盛起来，那么其味道必定冲破茶具的局限而散发出来。宋代有人赠送中泠泉给欧阳修的，欧阳修惊讶地说道：“先生您本来是贫寒的士人，为什么还要奉送如此厚重的礼物呢？”然后徐徐观察所馈赠的茶具，于是说道：“水味穷尽啦！”唉！诚如欧阳修先生所说，饮茶乃是富贵的事情。曾经考察宋朝的大小龙团茶，创始于丁谓，成于蔡襄。欧阳修听说后感慨道：“君谟作为一个士人，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苏东坡有诗写道：“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由此可见，丁、蔡二人对于茶的声誉又败坏很多啊！因此，我面对茶瓶而有所感触。
茶鼎，是炼丹和煮水的地方，那些在明月之涧和白云之龛所出产的茶品，经过茶鼎的烹煎，可以涤烦消渴，其功用确实不在灵芝、白术等养生妙品之下。然而，如果没有泛乳花（烹茶时茶盏上所泛的浮沫）、浮云脚（盏面所浮的蒸汽），那么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用什么伴随野语清言？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太大了！因此，唐代皮日休有“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的诗句，刘禹锡有“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的诗句，宋代吕居仁有“浮花原属三昧手，竹斋自试鱼眼汤”的诗句，范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的诗句，罗大经（字景纶）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的诗句。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是太大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叹赏卢仝的“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杨万里的“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像这两位先生，差不多可以无负此鼎了。
明代冯时可《茶录》记载：芘莉，也叫做，就是茶笼。牺，就是木勺，也就是茶瓢。
《宜兴志》记载茗壶说：陶窑分布于蜀山的周围。蜀山又叫做独山，苏东坡居住阳羡的时候，认为这里很像蜀中的风景，改名叫做蜀山。如今山顶还建有东坡祠进行祭祀，因为制陶的烟雾飘来熏染，东坡祠的建筑尽呈黑色。
冒襄（字巢民）《茶汇钞》中说：茶壶，以小巧为最佳，每一个客人一个茶壶，任其独自斟茶品饮，这样才能得到茶中真味。为什么呢？茶壶小巧就不会使香气消散，味道也不会改变。况且茶中的香味，不早不晚，恰在一时之间，太早或者未足，稍缓或者已过，其中的奥妙，清心悦神，品饮自知，通晓其中的变化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完全在于其人的自我体味。
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说：饮茶风尚发展到明代，不再碾成细末、加入香药、制成团饼，这也是远远超过古人的地方。近百年以来，茶壶淘汰了银壶、锡壶以及福建、河南的瓷壶，而崇尚宜兴紫砂陶壶，这又是近人远远超过前人的地方。宜兴陶壶的可取之处何在？就在于它用当地山中的含砂陶土，能够充分发挥天然真茶的色香味，如杜甫《少年行》诗中所吟咏的“倾金注玉惊人眼”，其形制高流也是着意于免俗。至于名家所制作的茶壶，一个茶壶的重量不过数两，其价格往往高达一二十两银子，从而能使泥土与黄金争价。世风日趋浮华，也足以令人感慨了。考察宜兴陶壶的创始，可以追溯到金沙寺的和尚，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另一种说法，是提学副使吴仕（字克学，又字颐山，宜兴人）曾在金沙寺中读书，其青衣小童名叫供春，他模仿老和尚的方法制作陶壶。如今传世的供春壶，色泽如栗子黯然沉着，坚实刚硬，犹如古代的金银铁器；敦厚笃实，形制周正，壶上手指的螺纹隐隐泛起，清晰可辨，可以称得上天下第一了。世人称它为龚春，是不对的。
万历（1573-1620）年间，有四大制壶名家：董翰（号后溪）、赵梁（一作赵良）、玄锡、时朋。时朋即时大彬的父亲。时大彬号少山，他在艺术风格上不追求艳丽妩媚，而以古朴、雅致、坚实、栗色作为特征，工艺奇妙，巧夺天工。于是就在陶艺领域标举大雅遗风，独擅空群之名目。（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此外，还有李茂林（名养心）、李仲芳（茂林子）、徐友泉（名士衡）；又有时大彬的徒弟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名时英）四人；陈用卿（俗名陈三呆子）、陈信卿、闵鲁生（名贤）、陈光甫；还有婺源人陈仲美，所制文玩器具反复镂刻，重叠雕饰，极其细腻，堪称鬼斧神工；沈君用（名士良）、邵盖、周后溪、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字共之）等，也都各有所长。徐友泉所自制的茶壶，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名目。在茶壶上镌刻题款也是从时大彬开始的，运用竹刀刻画，书法娴雅。
茶洗，又叫做漉尘，式样像扁壶，中间加有一个弧形的鬲，底部有细孔，以便于冲洗掉茶叶中的沙尘。茶藏，是用来留住洗过的茶叶的工具。这两种茶具，陈仲美、沈君用都有非常奇异的制作工艺。至于水勺、汤铫之类的茶具，世间也有制作得尽善尽美的，但日常还是以椰壳、葫芦器、锡器最为实用和常见。
茶壶的制作，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适宜弧形拱起而不适宜平面，这样可以使得汤力集中，香气氤氲，才称得上达到了最佳效果。
茶壶如果出现有陈杂气味，就要先用沸水倒满洗涤，并且乘热倒掉，随即浸入冷水之中，也要马上拿出来将水倒掉，这样其元气就可以恢复了。
明代许次纾《茶疏》中说：茶盒，用来贮藏日常所用的零星茶叶，以锡制成，其作用是从大坛中分取茶叶，一盒用完之后再从大坛中取用。（此则不见于《茶疏》，而与张源《茶录·分茶盒》略似）茶壶，往时崇尚龚（供）春所制的紫砂壶，近日则是时大彬所制的茶壶，非常受人珍重和宝爱。因为紫砂壶都是用粗砂烧制而成，正是取其砂不含土气的优点。
仙说：茶瓯，我曾经以陶制成，而不用瓷。用笋壳作为盖子，再用槲叶覆盖在上面，如同箬叶斗笠的形状，以此来遮蔽尘埃。然后以竹架盛起来，无比清幽。茶匙，用竹篾编成，细如笊篱一样，形状与尘世所使用的大不相同，乃是山林隐逸生活中的物件。煎茶使用铜制的茶瓶，不免会有铜锈之味，用砂陶所制的茶铫也嫌有土腥气，只有纯锡乃是五金之母，制成茶铫能够增益茶水的质量。
明代谢肇《五杂俎》记载：宋初福建所出产的茶叶，以北苑为最好。当时上贡给朝廷的茶叶，如果不是中书省和枢密院以及皇帝身边的人都得不到赏赐，而民间也都极其珍重爱惜。例如王东城有一个茶囊，只有杨大年来，才会取出来烹茶待客，其他客人没有敢于奢望的。
明代支廷训《支廷训集》中有一篇《汤蕴之传》，也就是给茶壶所做的传记。
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说：茶壶以砂陶所做的为最好，既不会侵夺茶的香味，而且也没有熟汤气。锡壶有赵良壁所制的也很好。吴中的归锡、嘉禾的黄锡，价格都是最高的。
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说：茶铫和茶瓶，以瓷器、陶器为最好，铜器、锡器次之。以瓷壶注茶、砂铫煮水这样的配置为最好。茶盏，只有宣德窑所出的坛盏为最好，质地厚重，色白莹润，样式古雅。有一种宣德窑的印花白色茶瓯，式样得中，莹然如玉。其次是嘉靖官窑，以茶盏底部中心有茶字的小盏为美。要烹试茶叶，以色泽黄白为好，怎么能容忍青花瓷器变乱其色泽？注酒也是一样，只有纯白色的器皿最为上乘，其馀的品种都不足取。
烹试茶叶，以洗涤器具作为第一要务。茶瓶、茶盏、茶匙等茶具一旦出现铁锈味，就会损坏茶的色香味，所以必须预先清洗洁净才好。
明代曹昭（字明仲，松江人）《格古要论》中说：古人饮茶用，取其容易喝干而不会留滞的优点。
明代陈继儒《试茶》中有“竹炉幽讨”、“松火怒飞”的诗句。[原注：竹茶炉以出产于无锡惠山的为佳。]清代《渊鉴类函·茗碗》记载：韩愈诗中有“茗碗纤纤捧”的句子。
清代徐葆光（字亮直，长洲人）《中山传信录》记载：琉球群岛的茶瓯，表面呈黄色，上面描画着青绿花草，据说出产于土噶喇。其质地略显粗糙而没有花纹，但有作水纹的，出产于大岛。茶瓯之上造有一个小木盖，用朱黑色漆好，下面有一个空心托子，制作颇为精致；另外，还有茶托、茶帚等。只有茶具、火炉与我国大陆稍微有些差异。
清代葛万里《清异论录》中说：时大彬所制的茶壶，有一种名叫钓雪，形状好像一个人带着斗笠在垂钓，但是形制意态自然，没有一点牵强之意。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记载：洋铜茶铫，来自海外。红铜表面烫上锡，器形很薄，重量很轻，精致而且高雅，用来烹茶最为合适。
文/网络综合
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 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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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南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
北宋的亡国皇帝宋徽宗（1100-1126在位）曾多次主动与日本官方联系，催促建立国交。但均由于日本政府的不称臣政策而被搁置。致使北宋期间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终未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北宋末期，日本政府对中国商船采取限额政策，致使许多中国商船避开官营港口，直接驶入由私家庄园管制的港口，直接与庄园领主进行私贸易。所以111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商船在日本史料上几乎绝迹。而南宋初期，中国朝野不安，中国方面也没能继续进行与日本的外交活动。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南宋才与金达成和议，双方休战，南宋政权始得稍安。其后，南宋渐次展开与周围各国的交往。
其间，日本新兴的武士势力--平氏集团崛起于政坛。而平氏集团的起家与成功与日宋贸易有密切的关联。其代表人物平清盛（1118-1181）的父亲平忠盛（1069-1153）曾任现佐贺、冈山、兵库地区的知事，1129年和1135年又两次担任濑户及四国地区海域的清剿海盗的总指挥。所谓海盗是指有水军活动能力的沿海豪族。他们首先要劫持的就是从中国来的商船或唐物。身为清剿海盗总指明挥的平忠盛终于没能抵挡住唐物的诱惑，于1133年在他担任肥前国神崎庄园的总代管时染指了私贸易。肥前国即现在的佐贺县，神崎庄园位于临海，面对着宋船出没的对马海峡，是鸟羽上皇（1103-1156）的私有庄园。平忠盛与皇族关系甚密才获此要职。据记载，1133年平忠盛假传圣旨，将南宋商船的唐物攫为己有。平忠盛的儿子平清盛继承了父亲在西日本的种种要职，曾担任现熊本、广岛、兵库地区的知事，并在1156年的保元之战和1159年的平治之战中大胜源氏，赢得了皇族的信赖。1160年被破格提升为宰相助理，1167年又被任命为宰相，统揽了国政大权。
平氏一族早就尝到了进行日宋贸易的甜头，平清盛上任后便迫不急待地把私贸易变成了公贸易。在平清盛上任宰相的三年前，即1164年，恰巧南宋一方也与金议和，政局转入安稳期，正谋求与周边国的交往。于是一拍即和，一场规模浩大，以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侣大量来华为主要方式的中日交流高潮便拉开了序幕。
平清盛为了使宋商船停泊在离京都最近的海域，以减少唐物运输中的损耗，特地修建了大轮田泊港（即现在的神户港的前身）。为了疏通宋商船通过的濑户海道，平清盛还特别开凿整治了音户水道。平清盛在神户港附近修建了福原离宫，专门用于监理日宋贸易。1170年，在平清盛的安排下，后白河法皇（1127-1192）亲临福原离宫接见了南宋商人。平清盛以此大造舆论，扩大对宋贸易交往之声势。
1172年，南宋明州（现宁波）地方政府派人给日本政府送去牒状和礼品，牒文中有“赐日本国王” 提法。对此，日本朝野多有议论。有人提出应立即返却牒状，辞退礼品。而平清盛却出于扩大日宋贸易，以此来支撑虚空的国库的考虑。于1173年3月毅然给中方发了复牒，并以后白河法皇（注1）和他本人的名义分别还礼。其礼品有：砂金、剑、泥金工艺盒等。《宋史·日本传》中记载道：“乾道九年（1173）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平清盛以屈尊的代价换取了日宋贸易的莫大利润。平清盛的嗣子平重盛（1138-1179）曾任四国地区的伊予国（现爱媛县）的知事及清剿海贼的军事指挥。子继父业，平重盛也是一位热衷于日宋贸易的武将。1177-1179年间，平重盛派部下妙典7次入宋进行贸易。所获利润不可计数。
就这样，新兴的武士集团--平氏通过日宋贸易稳定了国库的支出，攫取了积山的财富。《平家物语》在描写平氏家族的财产情况时说：“日本全土共有66国，而平氏一族就占了30多个，其外另有无数的田庄。他家里绮罗充室、花锦酒堂、轩骑群集，门前若市。家中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有缺漏。”其中所云扬州、荆州、吴郡、蜀江等地名无疑都指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其金、珠、绫、锦等宝物也无疑是来自中国的物产。
平清盛不仅自己热衷于日宋贸易，还废除了二百年来的国人不许私自下海的政令，引得豪族、平民、僧侣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南宋。一时间，入宋的日本船只“轴舻相衔”。这从南宋期间120人的来华日僧及南宋15人的东渡僧均是利用来往商船这一史实中可得知其频度。但其中有不少设备不佳的商船遇难海原，漂泊至中国东南沿海。《宋史·日本传》中就记载：“（淳熙）三年（1176），风泊日本船至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据《宋史》载，1183年、1193年、1200年、1202年均有类似事件发生。至1254年，日本政府畏惧西日本地方豪族的经济实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强，便下令其后每年驶宋日船限为五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宋末期日船来华的频度。
1271年元朝建都北京，版图空前。忽必烈在六次遣使通谕日本臣服而遭拒绝的情况之下，于1273年、1281年两次征伐日本。但由于蒙古族军人不习水战，雇佣来的南宋降兵和高丽降兵无心作战，及日本全国上下的奋起抵抗等原因，两次征伐均遭惨败。由此，整个元代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间没有正式来往。但民间商船的往来却频繁异常。据统计：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中有42队日本商船入元进行贸易，元朝商船也有一队到达日本。几乎两年便有一队商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其中1279年入元的四艘日本商船上竟载有2000余日本人。来往的僧侣的人数也创下了中日交流史上最高记录，自1296年至1368年这70余年中，名留史册的入元僧就达220人，另有13位东渡的中国僧人在录。
虽说日本与元朝没能建立官方关系，但日本政府却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日元贸易。除了借嫡系商人之名参与民间贸易之外，还设立了一种以筹集某项政府工程资金为名而派送的半官方性质的商贸船。1325年，日本政府为筹建整修建长寺的费用而派出了“建长寺船”、1332年以同样的名义派出了“住吉神社船”、1341年又派出出“天龙寺船”。自天龙寺船以后，这种半官方性质的贸易船被统称为天龙寺船而每年来往于中日之间，成为了日本国家财政的补充渠道。这种船出海时有禁卫军护航，装载优质的金砂、泥金漆器、刀剑等日本高档商品。自然，换回的唐物也是最上等的，可卖出高价的。这些贸易船名义上属于民间商人，回来后必须向日本政府缴纳3000-5000贯的铜钱及一定的财物。勿庸说，利润是极其丰厚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南宋至元末的这一段时期里会形成如上所述的大量的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国的历史现象呢？笔者认为：
其一，由于平清盛解除了海禁。在此之前，日本人前往中国之事全由日本政府包办，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文物的热望只能从某些人咀嚼过的东西中得到一点慰籍。这种望梅止渴的煎熬早以难以忍受。所以当平清盛允许私人渡海以后，大批日商、日僧便争先恐后地登陆中国。并且经一些亲眼领略过大陆风情的人的宣传，来华的日本人就更多了。这是元时期的平均年来华日本人的数量几乎是南宋时期的四倍的主要原因。
其二，由于中国禅学进入烂熟昌盛时期。禅学主张“不立文字、立即成佛”，重视坐禅、作务等实践性的修行，这对于有汉学障碍的日本人来说较易接受。又加之，这一时期包括了由新兴武士阶层--源氏家族掌权的镰仓时代（1185-1333）的整个时期。源氏政权为在文化上独树一帜，积极地引进中国禅学，其实力派首领北条时赖（1227-1263）、北条时宗（1251、1284）等都归依禅门，并把禅学做为武士阶层的思想支柱和必修课。这就引得日本各地禅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僧人们纷纷涌进中国禅寺。为求得中国制造的禅院用品（经书、香炉、木鱼、文房四宝等等）各路商船指向中国。
其三，由于武士阶层的兴起扩大了唐物的需求。在这个时期以前，日本的高层次文化只集中在皇宫及皇宫所在的京都，唐物的追慕及享用者是有限的。而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政中心在镰仓，许多没落贵族也从京都逃离，散在地方，又加之出身于农民的武士们的身份的提高，高层次文化的享用人群成倍增长，这就使中国的文化用品在日本一路畅销。一些日本人通过唐物认识了中国，又通过亲自去中国而更加喜爱唐物，就这样，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续了200多年的中国热，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唐物市场。而中国的商人们坐在家里便可行商，不必漂洋过海，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中方的商船几乎没有东渡的史实。
由于大量的日本人能亲自来华，日常性、实践性极强的中国饮茶文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较深入的理解。许多来华日商、日僧从中国带回了茶具、茶、茶书，并积极传播饮茶方法和饮茶情趣，由此，这一时期，饮茶在日本获得了大范围的普及。
第二节：南宋·元时期的中国制茶及饮茶法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接触到的是怎样一些茶？怎样一些饮茶法呢？为叙述方便，笔者必须再解释一下上一章已涉及到的北宋时期的两种固形茶：
（1）北宋时期的宫廷用精制龙凤团茶。它在制茶技术上虽处于尖端地位，但产量是极少的，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粉、将少量茶粉放入茶碗、点入少量热水、用茶筅（竹制茶刷）搅拌出沫后品饮。
（2）北宋时期的民用粗制饼茶。它在制作技术上承袭唐代的做法，是主流产品。这类茶易于运输、保管，适于大众饮用。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细颗粒状、投入煮沸的茶釜、煎煮出茶花后饮用。
把茶的鲜叶捣碎做成固体形状，本是因为茶最初被起用于药，并列入各类药饼所致。后又因运输（特别是由产茶的江南运至西藏、塞外）、保管之便，一直有固形茶的存在。但在茶的主要作用转向饮用并被大量栽培以后，特别是在自产自销的茶产地，固形茶的延续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进入南宋以后，散茶的生产日渐繁盛，且极品叠出。其极品散茶的采摘、制造、收藏的方法是这样的：
（1）采来嫩叶。叶梦得《避暑录话》（1135）中谈到：“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难得也。”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中亦强调：“茶至于一寸长，则其芽蘖大矣，非佳品也。”
（2）蒸熟焙干。朱翌《猗觉寮杂记》（12世纪中期）中说：“得芽即蒸熟焙干。”即茶摘来之后，马上就上锅用热气杀死活性酵素，尔后焙干。
（3）装坛封藏。装茶时，先将一般茶叶装至坛的七、八分，然后将盛有极品茶叶的4个小袋子插到坛中，再用一般茶叶将坛填满，最后，用木盖塞紧，周口边贴上三层纸以防暑湿之气。陈鹄《耆旧续闻》（13世纪初）中说：“自景佑（1034--）以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中所言“囊红纱”的做法在日本茶道里尤存。）（图1、2）
图1 日本现今用茶坛
图2 茶坛中的特级茶
关于用红纱囊裹茶陆游也曾屡次提到。如在他的〈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二首〉中有：‘雪芽近于峨嵋得，不减红囊顾渚春’之句。意思是说，峨嵋雪芽茶非常好喝，比得上用红囊包装的顾渚春茶。
看来，只供民间饮用的散茶经过唐、北宋、南宋的提炼，质量提高了，档次也拉开了。那么，这种蒸青散茶的饮用法又是如何呢？概括起来为三种方法：
（1）点饮法。（用极品散茶）
（2）煎饮法。（用一般散茶）
（3）泡饮法。（用上等散茶）
关于‘点饮法’，即将极品散茶磨成茶粉，放入碗中，点入热水，用茶筅搅拌出沫，趁热饮之。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卷八《茶诗》中说：“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茶之极品，其色白。……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可多得，……茶之佳品，皆点啜之。”这里清楚地叙述了南宋初年的极品散茶的利用情况。陆游（1125-1210）〈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中也有“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硙破旗枪”之句。其中的“小硙”指小石磨，“旗枪”便指茶芽。毫无疑问，陆游是在把茶芽直接磨成茶粉，以备点啜。
关于‘煎饮法’，即将一般级别的散茶直接放进开水里煎煮，趁热饮之。杨万里（1127-1206）是与陆游同时代的人。他在〈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一诗中就记述了煎饮散茶的情景。其中写到：“鹰爪新芽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即：嫩细的茶芽在茶釜中翻滚，茶釜发出松风般的鸣声，茶汤面上呈现雪一样的饽沫。在当时，人们根据茶的粗细程度，时而点、时而煎，有时还二者同时进行。（注2）但点茶的情况要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点茶比煎茶方便。《山家清供》（13世纪）就提出，“以汤点之损脾胃，煎服则去滞化食，有利健康。”的观点，但人们“多怠于煎服。”作者林洪只得叹息：“有害也。”（注3）但其实，无论是点饮还是煎饮，都是受到了传统饮茶法的束缚。在茶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饮茶日常化的进程中，人们必然去寻找更简便的饮茶方法，于是，泡茶法就普及开了。
关于‘泡茶法’，即将上等的好茶放进茶瓯里，冲入热水，趁热饮之。罗大经《鹤林玉露》（13世纪）中写到：“然近世瀹茶（泡茶），鲜以鼎镬（锅釜），用瓶煮水。……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今汤就茶瓯瀹之。……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瓶去火，稍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这里明确指出了陆羽古法煎茶是将茶末投入茶釜的沸水中，而罗大经所生活的13世纪的新法泡茶是将热水直接冲入装有散茶的茶瓯中。
以上，叙述了南宋，元时期散茶的生产及利用获得大大发展的情况。但是，由北宋延续下来的龙风团茶的生产也并没有停止。直至元末，龙风团茶一直在小规模地生产并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人们每得龙团必赋诗称颂，因此，有关诗篇亦随手可拾。陆游有〈喜得建茶〉一诗，诗中曰：“玉食何由到草来，重奁初喜坼封开。”陆游又有〈饭罢碾茶戏书〉一诗，诗中曰：“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分别写出了他偶获龙团的喜悦。但从整体的情况来看，龙团已不象北宋时期那样受到人们的醉心的青睐，人们开始认识到散茶不仅节省人力，而且味道清香纯正。
南宋、元时期是中国茶生产的转折期。各种茶的产品形式都有表现，茶产品的多样化带来了饮茶法的多样化。元末的王祯在《农书》（1313年）〈茶〉中对其做了总结。其中曰：
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
凡茗，煎者择嫩芽，洗以汤泡，去薰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比。
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者甚少。
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箩，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和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翼，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
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
王祯的这一段记述可归纳为：
（1）散茶：泡饮，煎饮，流行于南方。
（2）散茶：磨成粉，点饮，流传于北方。
（3）龙风团茶：磨成粉，点饮，惟充贡。
王祯告诉我们：茶叶的盛产地--两浙地区帅先放弃了复杂的点茶法，而采用了散茶的直接泡饮法、煎饮法。这需要有大量新鲜的散茶供给，以致使饮茶者不用为丢掉大量的茶渣而感到可惜。相反，处于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因龙风团茶的保证供给和由远离产地所造成的昂贵的茶价，仍励行着末茶点饮法。，这从宣化元墓及赤峰元墓壁画中的点茶场景中可见史迹，（图4-3）而在元末时期的南方，已找不到点饮的史料。
第三节：荣西的《吃茶养生法》及对南宋新茶法的传播
在众多的南宋、元时期的日本来华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便是荣西。他将南宋的禅和南宋的茶传至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荣西生于1141年。他11岁出家，14岁到京都的比睿山登坛受戒、修持密教，后又到大山寺学习天台宗。1168年4月，荣西第一次来华，参拜了天台山和阿育王山，并在此地区活动了5个月之后，携带天台宗新章疏30部60多卷回国。本为求天台宗教义而来华的荣西，在逗留中国期间又接触到了南宋时期蓬勃兴盛的南禅宗。回日本后他仍潜心钻研禅宗的奥秘。为明察禅理，追本溯源，他决心第二次来华学习。1187年，46岁的荣西再次来到天台山，从师天台山万年寺临济宗黄龙派八世法孙虚庵怀敞，在万年寺修禅两年五个月。后又随虚庵怀敞到宁波天童寺服侍老师两年多，于1191年7月回国。
回国后的荣西成为了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日本的茶祖。
他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他曾被宋孝宗封为“千光法师”，从黄龙慧南八世孙--虚庵怀敞处获得印可及法系嗣承权，被后鸟羽天皇赐与“叶上大师”号。他曾接受了源赖朝将军（1147-1149）的妻子--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其施与，在幕府所在地—镰仓、朝廷所在地—京都各获一地，修建了寿福寺和建仁寺。他于1241年最终定稿著述《吃茶养生记》，成为了日本的茶祖。其《吃茶养生记》亦被称作“日本的《茶经》”。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对茶的功效、南宋制茶法、饮茶法做了较详细的叙述。
《吃茶养生记》从五味养五脏，苦味养心脏的观点出发，导论出日本人‘恒生病、皮肉色恶’的原因是不喝茶的缘。，文中道：“但大国独吃茶，故心脏无病亦长命也，我国多有疲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文中还写到南宋人十分珍重茶：“贵重于茶如眼，（用于）赐忠臣，施高僧”。荣西还在文中批驳了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对茶的认识不足，道：“抑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是则不知茶德之所致也。”文中除了以上荣西阐明自己的观点的部分之外，荣西还从《太平御览》第867卷〈茗〉一项中援引了26条中国茶史资料，解释了茶的名称、外形、功效、采摘、制作。（注4）
《吃茶养生记》中有两处记述了南宋的制茶工序。一处是有关腊面茶的制法，其文如下：
天子上苑中有茶园，元三之间多集下人令入其中，言语高声徘徊往来，则次日茶芽萌一分二分，乃以银镊子采之，而后做蜡茶，一匙之值至千贯矣。
荣西所记述的是武夷山御茶园在每年惊蛰后一两日进山采茶时的一个仪典活动。这在南宋胡仔编纂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多有记载。为让茶芽早发，以便早制茶、早献天子，当地茶农往往在惊蛰时节的夜里举火把上茶山，口喊 ：“早发茶、茶早发！”之类的口号，一边喊还一边击鼓。从目前的科学视角来看，这样做恐怕有利于新发的茶芽免遭冷冻的危害。但在宋代，难以涉足武夷的两浙文人把这个茶俗当做奇闻传播，并赋予了诗的色彩。欧阳修（1007-1072）在〈尝茶诗〉中就诵道：“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晗呀，万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如此采摘制做出来的茶价格昂贵（注5），荣西称“一匙之值至千贯”。但“千贯”之说只是一个概数，荣西并没有亲自到过武夷山的御茶园，（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腊面茶，所以，荣西对腊面茶的记述只不过是对道听途说的整理。然而，荣西对蒸青散茶的记述就不同了。其有关原文如下：
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从上文的“见”字中，可知是荣西在南宋亲眼所见之记述。其对制茶过程叙述详细的程度也非前者所能比拟的。其记录也佐证了我国南宋时期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蒸青散的制做过程。其后，经荣西鼓吹而重兴的日本制茶业，也均采用后者的方法。
《吃茶养生记》还介绍了南宋的吃茶法。文中曰：
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用极热汤服之，但汤少为好，其亦随意，殊以浓为美。
荣西所描述的吃茶法与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些茶史资料上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是当时最时尚的饮茶法。总之，荣西通过《吃茶养生记》把南宋的最新制茶法和饮茶法传达给了日本人。
在荣西传播南宋新茶法以前，（从遣留下来的饮茶记录推测）日本的制茶法与饮茶法和唐陆羽时代的情况大体相同。即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焙干收藏、费时费工。饮用时再烤软、碾碎、煎煮，味道苦涩。又加之茶树品种的老化和制做工艺的简陋，致使其饮茶活动难以普及。而荣西所传播的南宋新茶法讲究旋摘旋制、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简便省时，相对保持了茶的鲜度，迎合了日本人偏爱生鲜食品的嗜好，又加之末茶点服，不留茶滓，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茶青等，致使南宋新茶法一经荣西传播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
荣西作为一代宗教界领袖，在写下了不少禅释理论著作之余还能撰写出《吃茶养生记》一文是与他的恢宏睿智分不开的，但更得力于他在天台山万年寺所获得的宝贵的制茶、饮茶体验。虽然难免有冗长之嫌，但笔者还是想叙述一下哺育了《吃茶养生记》的天台山茶史并描述一下荣西在万年寺的生活景象。
天台山植茶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葛玄（164-244）入天台山修炼时，便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开辟了“葛仙茶圃”，后又有智者佛师（538-597）在天台山创天台宗时，积极植茶，使得天台山茶园遍布四周，形成了华顶、万年、石梁三大产茶区。而荣西驻锡过的万年寺，就在万年茶区。
万年山离天台县25公里，由明月、婆罗、香炉、大舍、铜鱼、藏象、烟霞、应泽八峰组成。万年寺的地理位置为八峰回抱，双涧合流，寺前有一宽阔平坦之坪，称之平田，因而万年寺也称平田寺。寺的周围有小鳌坑、天灯盏、高墙头、大竹湖等历史名茶产地。南宋时期的万年茶区以开始生产蒸青散茶。茶的品质细腻，嫩绿清纯。有的被制成圆，称‘麦颗’，有的被制成细条型，称‘紧手’。荣西两次来华均挂锡在万年寺，他就是寓居在这样一个为绿色茶园环抱的山坪之中的。荣西在万年寺一边随虚庵怀敞禅师参禅习佛，一边在此处考察植茶，制茶技术，为撰写《吃茶养生记》奠定了基础。《吃茶养生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荣西从佛典和《太平御览》上抄录整理而成的，而唯独在谈到制茶法和饮茶法时露出了生动的笔致。《吃茶养生记》是荣西回国20年之后，也是在他临终前74岁那一年写成的。年越古稀的荣西仍可清晰地回忆起他在万年寺时参与采茶、制茶、饮茶的情景，这恐怕是由于万年寺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寓居万年寺时期的荣西已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来华僧。尤其是他47岁再次来华时，他已写下了《出家大纲》等多部著作，到日本各地讲经，并创建了清和寺、誓愿寺，还受到后鸟羽天皇的重托，在神泉苑祈雨成功而获‘叶上大师’号，甚至得到了平清盛的异母弟平赖盛所赐的紫衣。对于这样一位资深的日本来华僧，南宋朝廷给与了特别的关照。
荣西所寓居的天台年万年寺兴于东晋，建于中唐，南宋时极盛。曾一度被列入五山十刹，成为饮誉海内外的禅宗道场。荣西挂锡万年寺时，正值万年寺的最盛期。其伽蓝规模宏伟、殿宇宏敞。寺院建筑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房舍数千间，其规模列天台山各大寺院之首。尤其是大雄宝殿内巨柱林立，需二人合抱。古人将‘万年柱’与‘国清松’、‘塔头风’、‘华顶雾’、‘高明钟’并列称之为天台五绝。
万年寺曾得到历代皇帝的丰厚赏赐，宋仁宗、宋真宗多次赏赐朱衣、宝盖、御袍以及各种珍玩。宋仁宗赐衣予寺僧时，上制有“如朕亲到”之语，寺内特建有“亲到堂”来供奉。据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宋孝宗（1162-1189在位）曾问学士宋子瑞：“天下名刹何处最佳？宋子瑞答曰：“以万年国清”（即万年寺、国清寺为最）。晚于荣西72年来华的日僧彻通义介于1259年绘下了《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图3）》佐证了万年寺在南宋时的盛况。
图3 《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
荣西能在万年寺挂锡修禅，是南宋朝廷对这位资深日僧的特别安排。据载，当地政府还特地请他祈雨，成功之后报请宋孝宗特赐‘千光佛师’称号。荣西也没有辜负周围人的重望，他在万年寺期间，出资修建了放生池，人们称之为‘荣西莲池’。他还出资为万年寺修建了山门的两庑。当他随虚庵怀敞禅师挂锡宁波天童寺时，为重修千佛阁与老师约定回国后即送优质木材与天童寺，果然，在荣西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192年，荣西即将一批木材发运至宁波，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荣西因撰写《吃茶养生记》而被推崇为日本茶祖，《吃茶养生记》被公认为日本的第一部茶书。荣西之举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除以上所述理由之外，还因为《吃茶养生记》一诞生就受到了日本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注目。据《吾妻镜》记载：1214年2月4日，赖实朝将军因昨夜饮酒过量感到周身不适，众人奔走操劳但无济于事。这天，正值荣西和尚因做法事来到将军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从寿福寺取来茶，为将军点了一碗，将军服后感到酒意驱散、精神爽快。将军问荣西：此为何物，荣西便答曰：茶，还献上了刚定稿的《吃荣养生记》。就这样，经将军的推举，荣西在书中传播的南宋新茶法在日本迅速普及开来。
荣西不仅著有茶书，尽力传播南宋新茶法，而且还躬身实践，播种植茶。据记载：1911年，荣西乘船归抵日本九州西北部的平户港后，便将茶籽播种在了平户富春院（禅寺）的后山上，至今在那里仍留有一小块茶园，并立有写着〈荣西禅师遗迹之茶园〉的石碑。同年，荣西又在离平户不远的东背振山的灵仙寺播种植茶，至今在其废址旁仍留有茶园和写有〈日本最初之茶树栽培地〉的石碑（图4）。
图4荣西植茶遗迹
1195年，荣西在九州的博多（即现福冈）创建圣福寺并在寺院植茶，至今，寺内仍留有茶园。1199年荣西受镰仓幕府的邀请而转赴镰仓。在那里，荣西受到将军源赖家及其母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地在镰仓开创万寿禅寺。从此由荣西所承传的中国南禅宗成为新兴的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热源点。1204年，荣西被准在京都创立建仁寺，此后荣西便来往于镰仓与京都之间，其宗教活动受到了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的双重认可，并向将军荐茶。又据传：在1207年前后，荣西在京都邂逅名僧明惠上人（1173-1232）。两位高僧相见恨晚，阔谈宗义。其间荣西向明惠推荐茶饮，明惠欣然接受并在其主持的京都母尾山的高山寺开辟茶园。就此《母尾明惠上人传》中有一段记载：(译文)
荣西劝明惠饮茶，明惠就此请教医师，医师云：茶叶可遣困、消食、健心。当时茶在日本尚不普及，明惠再三奔走才找来两三株茶树植下。饮后果然有驱困之验，于是明惠令众僧服茶并大量植茶。或有人曰：荣西自南宋携回茶籽并赠送给明惠，由明惠植在母尾山中。
于今，在京都母尾山高山寺旁确有一片茶园，（图5）其高山寺内还珍藏有一个黑釉小陶罐，传说为荣西送与明惠之物，当时罐中有五粒荣西从天台山带回的茶籽。（图6）当然，关于播种天台山茶籽之事有明显的传说成分。因为此时的荣西已从南宋回国近20年，茶籽的发育能力是不可能如此持久的。但若假设其茶籽是从以天台山茶籽为母的茶树上采集而来还是有可能的。总之，荣西向明惠荐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明惠十分热衰于茶的推广并成为荣西之后的日本茶界的领导人。
图5日本‘本茶’产地母尾
图6装过天台山茶籽的黑釉小茶罐
母尾山上有一条植被茂密的山谷，山谷的底部流淌着涓涓山泉，山泉蒸腾而形成浓雾，滋养着山涧两侧的母尾茶园，形成了最合适优质茶生长的小气候。由此母尾山的茶很快就名扬天下，成为其后的日本斗茶活动中的‘本茶’，即标本茶，并被移植到日本的各地。1217年，明惠和尚就将母尾茶苗赠与位于京都东南部郊区的宇治地区的人们，使宇治成为茶的名产地。尔后，人们又从宇治索取茶苗而使茶在静冈等地急速地普及开来。
自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推广南宋新茶法，一度衰退了日本饮茶走上了复兴之路。
第四节：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及饮茶的普及
荣西之后，随着南宋新茶法在日本的上层社会中普及开来，日本茶叶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荣西之后日本所植茶树均为荣西从天台山所携回的茶籽繁衍而成。事实上，在荣西之前，日本已存在一定规模的茶叶种植，而荣西的功绩主要在于介绍推广了新的制茶法和新的饮茶法。当然，他从天台山携回的茶种很有可能是新的优良茶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很有必要综述一下荣西以前的日本植茶情况。
在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地区就存在有少量的茶叶种植。这可以从东大寺的造佛所、抄经司的日常费用支出记录上得到佐证。例如，抄经司曾于740年的8月11日购入七把‘荼’，支出五文钱，造佛所曾于734年购入3736束‘荼’，支出1贯1百12文钱，专门抄写《一切经》的抄经组也曾于771年的5月、9月、12月购入了‘荼’。虽然‘荼’字比‘茶’多一划，其量词又是‘束’、‘把’，但笔者赞同此处的‘荼’便是‘茶’的见解。因为日本茶均属人工栽培的小叶种，加之日本奈良地区雨量丰沛、阳光充足，茶芽生长快、茶枝较软。采茶时不须用指甲掐，而用镰刀割下20-50公分的茶枝一并加工便可。（这种制茶法在1844年大藏永常撰写的《广益国产考》中仍有记载（图7））。将茶用‘束’、‘把’来数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在当时的奈良地区已有了一定规模的茶园。
图7 日本制茶法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日本茶不是由中唐以后的谴唐僧空海、最澄携回茶籽所繁衍的吗？（如同本著第二章所述）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物种的传播需要许多的传播者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获得成功。在空海、最澄来华（804年）以前已有15批遣隋、遣唐使回到日本，加之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交流，可以说，在空海与最澄之前，中国茶在日本的登陆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在陆羽撰写《茶经》（780年）之后回国的空海和最澄对中国饮茶之文化做了鼓吹并留下了传播饮茶文化之足迹罢了。
至9世纪以后，日本关西一带便有了茶园。据《日本后记》记载：嵯峨天皇于815年4月出游至梵释寺，留学唐朝32年刚刚回国的永忠和尚为之煎茶，嵯峨天皇大为感动。也许是从永忠处得知大唐有贡茶之事，嵯峨天皇于当年的6月下令在现在的京都、大阪、滋贺、兵库等地植茶，每年上贡之。可惜日本的皇权不及中国的强大，其命令没有完全奏效。但在皇宫的东北角却一直存在有一块茶园。（图4-9）这茶园属典药寮管辖，由造茶所具体负责采摘制做成茶饼，专贡国家的庆典仪式之用。那时，皇宫要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祈祷国泰民安的百僧诵经会。会后都要请百僧喝茶。除皇宫内的茶园之外，在关西还有一些地零散的私人或寺院属的茶园。比如在10世纪末的日本汉学家、诗人岛田忠臣（823-891）的诗文里就有“见我铫中失鱼眼，闻君园里成茗芽”之句此诗是写给一位叫滋十三的朋友，全诗的大意是求滋十三在其家的茶园里摘些茶送来，可见在当时的平安京（即现在的京都），一些爱好饮茶的贵族们在自家院子里植少量的茶以自给自足恐怕是一种时尚。又比如，在庆滋保胤（？--1002）的一篇游记〈药王寺访问记〉中记载道：
参河州碧海郡有一道场曰药王寺。为行基菩萨昔日建立之所。圣迹虽旧，风物惟新。前有碧琉璃之水，后有黄綊缬之林，有草堂、有茅屋、有藏经、有钟楼、有茶园、有药圃。
文中提到的行基（668-749）是一位热心于公众事业的僧人。他曾在各地建堂舍49处，并在其堂舍的周围植茶，只为挽救苦海里的众生。如果有关行基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当庆滋保胤造访药王寺时，其茶园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了。
到11世纪，日本的茶叶种植就扩大到了关西以外的地区。写于1069年至1074年之间的《总国风土记》中这样说：“后三条天皇（1068-1072在位）时，全国著名的茶产地有甲斐国（现山梨县）的八代郡、参河国（现爱知县）的八名郡、但马国（现兵库县）。”（注6）其中的山梨县和爱知县属日本的中部地区，说明日本的茶产地是以京都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的。至于各地茶园的规模及其产量，由于史料的匮乏而无法整理。但在荣西以前在日本确实有一定范围、一定规模的茶叶栽培之事是毫无疑问的。
难怪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也说：“我朝日本昔嗜爱之，不可不摘。”这就说明现成的茶树是有的，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荣西还说：“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这里所言的采茶法恐怕是荣西所提倡的蒸青散茶制法。另外，荣西将茶是作为养生之仙药来推广的，所以荣西对当时的日本医生不以茶为药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的地点是在镰仓，镰仓地处日本的关东地区，在荣西之前尚未发现有茶叶的栽培。加之《吃茶养生记》是为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而撰，（至少在形式上是献给实朝的）作为关东人的源实朝很有可能不知茶是怎么回事。所以《吃茶养生记》对茶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这很容易给后人类带来误会。
当然，在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发表之后，关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几乎就在那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镰仓附近就有了许多茶园。并且，镰仓是继京都之后的又一个茶园集中地区，这一方面说明了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之政治中心的转移，亦说明日本茶的消费层在古代只限于贵族及上级武士阶层的史实。
在谈及荣西之后的日本关东地区的茶叶生产情况时，有必要以一位人物为中心来整理有关的茶史资料，那就是金泽贞显（1278-1333）。金泽贞显的祖上是镰仓幕府的执权（摄政王），金泽贞显也曾任此职。金泽贞显的祖父北条实时（1224-1276）是个大学者，他爱好儒学，崇仰佛学并归依于日本当时的律宗名僧--睿尊。北条实时有一处庄园位于现横滨市金泽区，古亦称金泽，由此，其后代便改姓为金泽。北条实时在金泽庄园里修建了称名寺和金泽文库，其盛况至金泽贞显时达到顶点。金泽庄园仅离镰仓10公里左右，并且是镰仓的通海口。在金泽庄园内就控制着一个贸易港口--六浦津。如前所述，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对日宋贸易持放任政策，双方贸易频繁，1230年幕府甚至下令，其后以上缴宋钱为各地庄园的纳贡形式。1254年，镰仓幕府担心西南地区的势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长，决定每年驶宋日船为五艘。1264年竟命令大宰府（幕府设置在福冈的地方行政机关）停止派遣“御用贸易船。”在此形势下，作为金泽直系管理的六浦津进口了多少中国物品是可以想像的。金泽文库所收集到的大量的汉籍及中国文物无不与此有关。同时金泽庄园内的称名寺的茶园及爱茶至极的金泽贞显的出现亦绝非是偶然的。
在金泽文库所存的文献里有不少金泽贞显的书信，其中曾涉及到了饮茶及茶园之事。比如，在镰仓任职的金泽贞显写信给称名寺的住持剑阿。其中写道：（译文）“刑部人大近日要回京都，明日，我将举宴为之饯行，此刻，茶最为要事。但先日所送之茶早已用完。请将寺中最上等的茶速送一点来，明日恐怕有一些爱吃茶者到会，勿必千方百计。……我平日所用的京都产的茶全靠小儿显助（京都某寺院僧人）邮送，不巧显助近来回镰仓小住，因之，京都茶亦无法弄到。切求助于诸位，请多关照。”（注7）
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1）称名寺里有茶园，其茶提供给庄园主--金泽贞显用。（2）在镰仓有一些爱吃茶的人。（3）在京都寺院修行的儿子常给金泽贞显捎茶来。（4）在一些较正规的宴会上必须备茶。
金泽贞显身为执权（摄政王）如此地珍爱饮茶，这对于当时的武士阶层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至镰仓末年，关东地区的茶园已遍布四处。到了采茶的季节，新茶呈现出频繁流动的场面。金泽贞显在给镰仓极乐寺僧人顺忍的信中说“收到了贵寺捎来的新茶。近日正值采茶季节，处处有新茶流动，但贵寺的茶味道极佳，勘称为最。”（注8）可见当时的日本茶叶生产的规模与分布有很大的发展。据孙容成的研究：至14世纪末，在日本的各地区有从文献上可查找的33处茶园。其中当然以京都最多，镰仓居其次。这些茶园早期时集中于寺院，但后来随着饮茶的普及，在贵族的庄园里亦开始出现。（注9）1262年，当奈良西大寺的睿尊和尚受到北条实时之邀去镰仓传法时，在共23天的旅途中曾有过7次的“贮茶”的记录。（注10））“贮茶”一词可理解为众人施茶，也可理解为个人饮茶，其所用之茶也可能是由当地提供的，也可能是睿尊自己携带的。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了饮茶活动在日本的展开情况。更何况睿尊“贮茶”路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后来的茶叶盛产地，可见睿尊贮茶之事与各地的产茶情况是有联系的。更有，在睿尊主持的奈良西大寺，自1239年起就于每年的春季举行大型茶会。大茶会上用的茶碗极大，（图8）口径约30公分。所点的末茶可供15人共饮。（此茶会延续至今）试想用这么大的茶碗来款待众僧、施主的话，没有足够的茶叶生产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西大寺就有茶园的。据《西大寺文书》所记，1317年西大寺的茶园遭到歹徒的抢劫，数百棵茶树被砍。可见西大寺的茶园是有一定规模的。
图8日本西大寺巨瓯点茶
据孙容成考证，至15世纪下半，即1467年以前，有史料可查的日本各地茶园已有61处。除京都、镰仓两个茶叶集中产区之外，静冈的茶园也上升至显著的地位。这与晚于荣西50年的来华日僧圣一国师（1202-1280）的贡献有关。圣一国师曾于1235-1241年参禅于径山寺无准师范手下，他回国后将携回的径山茶籽播种于家乡静冈县，致使静冈逐渐成为日本的名茶产地。南宋、元时期，有数百名日僧来华学习考察，象荣西、圣一国师这样携中国茶籽回国者恐怕为数不少。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一个通过多种渠道，多方面交流、移植而形成的过程，这样说恐怕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谈及日本茶园的扩大问题之时，有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即茶园面积和茶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孙容成的研究。据其考证：当时的茶园面积都是很小的。据《临川寺重书案文》的记载，1354年时的临川寺的茶园面积为“东西6丈、南北11丈”，此例还算是大的。许多茶园只有“丈许”，每年的产茶量在十斤左右。如《金泽文库古文书》之〈随自意抄〉的第七纸背上就记载着一例：“制春茶4斤，后又采制2斤，又采制1斤，另有茶末子1斤多。”总共还不足10斤。当然也有个别产茶多的记录，比如位于奈良地区的兴福寺的茶园于1254年产茶100。，但总的来说，当时日本茶的产量是极少的。饮茶者的范围也只限于僧侣、贵族。为说明这一点，可举出一则史料如下。
写于1279-1283年的佛教启蒙书《沙石集》里收集了这样一段关于饮茶的趣闻：一个人放牛的路过寺院，看到和尚们在喝看什么好喝的东西，便问：“你喝的是什么？”和尚得意地回答说：“是茶。茶有三个功德。一是喝了茶不发困。”放牛的说：“我白天干活累得要死，只有晚上睡觉是我的享受。睡不着觉的话太痛苦，我不喝茶。”和尚又说：“二是喝茶可以助消化。”放牛人说：“我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很少，再增进食欲的话怎么得了。”和尚又说：“第三个功德是令人远房事。”放牛人说：“娶媳妇是我美好的愿望，看来这茶是与我无缘了。”可见荣西之后的日本植茶、饮茶之事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其规模和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
资料提供：杭州市余杭区茶文化研究会 作者：北京大学 滕军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