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有三山，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留一个“雨”字给了蒙顶山，偏这一“雨”，成就了蒙顶天下茶。
——题记
一
这蒙顶茶何其了得?历代文人骚客争相称颂。“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白居易)视蒙顶茶若老友故交，以饮蒙顶茶为快事
“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唐·施肩吾)点赞蒙顶茶为琼浆玉液。
“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宋·文彦博)誉其如云之脂膏，赛过醍醐。
“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宋·文同)尊其为茶中极品。
“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明·王越)品鉴蒙顶茶为天下之最。
“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味高。”(元曲·李德载)由此脱胎而出的“蒙山顶上茶，扬子江中水”，不知醉倒天下多少茶客，至今仍被奉为茶中双绝。犹如旧时酒肆常以飘扬的酒旗作为醒目的标志一样，各地茶馆相率以此联作为门对，题刻于楹柱，广而告之，招徕茶客。
还有一位写过《游子吟》的苦吟派诗人孟郊,也是个“蒙粉”，竟玩出“呈诗乞茶”的故事来。当他身边“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时，急如星火地向在朝廷当官的朋友呈诗“乞茶”。“锦水有鲜色，蜀山饶芳丛”，“幸为乞寄来，救此病劣躬”。情到深处自然萌，算得上一段茶坛佳话了。有心细者统计，历代赞誉、吟咏蒙顶茶的詩詞歌賦达2000余首，真可谓风光无限，洋洋大观。
在风靡诗坛之前，蒙顶茶已为当地百姓熟知，被视为医治宿疾的神药、“仙茶”。前蜀毛文锡《茶谱》中，就记载了蒙顶茶“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病;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语多夸张，颇富传奇。
二
中国茶的名字，占主流的都是以产地命名。蒙顶茶产自蒙顶山,亦称蒙山，跨名山、雅安两地。西侧是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面则是平畴千里的四川盆地，冷暖气流交互于此，形成了雅安一带雨日多，雨时长，雨量丰沛的气候环境。历来有“蜀犬吠日”、“雅无三日晴”之民谚，是出了名的“雨城”。
对此，雅安人则另有说法。《雅州府志》载：“去州数十里石壁一带，悬石数百，皆五彩，锦川纹，灿烂夺目，唐人谓女娲补天之彩石也。”传说这里是女娲补天终极之地，当她来至蒙顶山上空时，元气耗尽，身融大地，手化五峰，留下一块“漏天”，甘露常沥，从此雅安便成为多雨之地，古称“西蜀漏天”。
雅安广场矗立着一座“西蜀漏天”大型雕塑：女娲手托五彩石，奋力将手臂伸向天空。雅安人喜欢这个美丽的传说。他们说，蒙顶山乃始祖化身之圣山，女娲文化是解密雅安文化的钥匙。女娲补天后，在雅安撒下两片叶子，一片是竹叶，养育了大熊猫(雅安是大熊猫故乡和栖息地);一片是茶叶，滋润了百姓。
蒙顶茶成为茶中至珍，“雨”之功也。“雅安多雨，中心蒙山”，蒙顶山缘“雨雾蒙沫”而得名。这种多云、多雾、多雨的气候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独特的光照条件，再加上是酸性土壤，为蒙顶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当地茶农说，蒙顶山是种茶的好地方，这里产的茶，品质无可替代。
三
在中国古代，极品的标志是贡品。蒙顶茶初种于西汉，唐宋时名扬天下。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颁发圣旨，封蒙顶山茶为皇宫贡茶，且名列贡茶之首。宋孝宗淳熙，改蒙顶山茶园为“皇茶园”。日夜派武士镇守，“民间不可瀹饮，樵牧不可擅入”。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中，介绍了各地的茗茶数十种，以蒙顶茶最为名贵，有“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的记载，可见世人对其垂青与追捧。
蒙顶茶是可以摆一摆老资格的。“今杭州之龙井茶，苏州洞庭之碧螺春，皆名闻天下，而在唐时，则皆下品也。”(清.俞樾《茶香室丛钞》)有蒙顶茶在，彼等不自得而退之。
蒙顶茶是天子祭祀天地祖宗的专用品。每到春天茶树抽芽之时，当地县令选择吉日，沐斋更衣，于蒙顶上清峰焚香跪拜。礼仪毕，由十二名僧人采摘茶叶，每芽只取一叶，共采三百六十叶。众寺僧盘坐颂经，由制茶僧精心炒制。制成茶后，盛入两只银瓶内，入贡京城，供皇帝祀祖之用。另外，又在菱角峰下采摘被称为“凡种”的茶叶精制成茶，贮于18只锡瓶，陪贡入京，称之为“陪茶”，供帝王宫内饮用。
这种贡茶礼仪，自唐代中期开始，一直沿袭至清末。在各种贡茶中，惟有蒙顶茶连享五朝贡茶之殊荣。赫赫然，独步天下。
如今，蒙顶茶已脱去“贡茶”之华衮，重归市井巷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此，何不亲手泡壶蒙顶茶，且饮且品，好茶自己会说话。
四
我周边的茶友中，知蒙顶茶者众，知吴理真者寡。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没有吴理真则没有蒙顶茶。同许多有大贡献于人类的高人一样，吴理真已邈邈然遁迹于历史的深处。
倒是有位皇帝还记得他，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孝宗封吴理真为“甘露普惠妙济大师”。不是嘉其禅修道法，而是因为喜欢喝他的蒙顶茶。
《华阳国志·巴志》(晋·常琚撰)中，有巴王给周天子的一份“贡单”，内含“园有芳萌香茗”。说明西周时我国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比吴理真早了大几百年。只是当时的种茶人并无具名，是集体创造的伟大“作品”。而有明确文字记载种植驯化茶叶的第一人是吴理真。他推动了中国茶叶生产由野生植物转向人工栽培，为茶叶种植和茶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打开了历史的新纪元。后人尊其“种茶始祖”，可谓名至实归。
有研究者持论葛玄为最早的植茶人，引证之一是南宋诗人胡融的《葛仙茗园》。这首诗是赞美葛玄仙茶的：“草秀仙翁园，春风坼幽茗。野僧四五人，脑绀瞳子炯。携壶汲飞瀑，呼我烹石鼎。”末句笔锋一转，“濯足卧禅扃，幽梦堕蒙顶。”独臥禅房，遐想悠思，神驰于蒙顶山。这恰恰佐证了蒙顶茶先于葛玄茶，且清香致远。葛玄茶乃步其后，欲结援蒙顶茶。若依时序论，西汉吴理真较东汉、三国之葛玄早了近三百年，自然该有个先来后到。
《四川通志》曰：“汉时名山县西十五里蒙山甘露寺祖师吴理真，修活民之行，种茶蒙顶。”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孙渐《智炬寺留题》、明代《杨慎记》等典籍中，均有此类记载。讲述了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前50年)，吴理真“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即在自己家乡蒙顶山，开始栽培种植蒙山茶。这些记载，秉笔直书，言之凿凿，确可信据，只是笔墨太简括了。
五
莫若求之于野。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民间，继续去寻觅先驱者的身影。历史一旦接上了地气，气象顿时生动活泼。吴理真蒙山种茶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有三种版本。一是亲情版。吴理真祖居名山县(今属雅安市)城西蒙山村。在他十多岁时，父亲(药农)在罗绳岗采药不慎坠崖殒命。吴理真遂辍学，每日采药拾柴，换米糊口，为母亲治病。某日顺手揪了一把“万年青”(野生茶树)叶子，放在口里慢慢咀嚼，顿觉精神倍增。于是，他摘了些带回家中煎煮，其母连服月余，宿疾竟神奇般地康复了。为了满足乡亲们治病的需要，吴理真跑遍了蒙顶山三十八峰，采到茶树种籽。选择适宜茶树生长的上清峰、菱角峰，结庐造屋，掘井汲水，苦身疾作，培植茶树(也有说是采掘移植茶苗的)。后来，他出家为僧，专心礼佛与种茶，终其一生之努力，为后世留下了人工栽培驯化的7株茶树。清代《名山县志》记载，这七株茶树“二千年不枯不长，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有典籍记载，昔有僧病冷且久，服此仙茶而病瘥。
二是爱情版。雅安青衣江河神之女玉女，扮村姑到蒙山游春，巧遇英俊忠厚的吴理真进山采药，两人一见钟情。玉女赠茶树籽给吴理真作为爱情信物。两人相亲相爱，共同培育茶苗。玉女解下肩头白色披纱，抛向空中，顿时白雾弥漫，蒙山雨雾蒙沫，滋润着茶树越长越旺。两人生下一儿一女，一家人年年采茶制茶，济世救人，生活幸福美满。结局自然是老窠臼：仙凡结合，触犯天条，天命难违，玉女惜别人间。生离死别之时，玉女留下了白纱，化云播雨，帮助吴理真种茶育茶。吴理真一生种茶，活到八十，投身青衣江，追寻日夜思念的玉女去了。一段流传至今民间传说，故事，不独有悲欢离合的爱情，还留下千年茶香和不老的茶情。
三是综合版。大意是吴理真的孝行善举，感动了青衣江鱼仙。鱼仙赠其茶苗，助其种茶。鱼仙在当地被称为茶仙姑娘，她的雕像就矗立在蒙顶山玉女峰。
我以为民间故事虽有虚构，但绝非不着边际的瞎说，内里蕴藏着源于生活的诗意的真实。有位西哲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略加梳理，可以发现，其一，吴理真原本是个农民(或药农)。起初他不识茶，也不曾想过种茶，只想做个孝子，还想行些善事，采药给乡亲们治病。其二，吴理真种茶，是孝行善举的选择，这是最符合中国传统美德的行为方式。后人喜欢用天意、机缘、好运等为这种行为披上一层神话色彩。其三，吴理真对茶树的生长环境和栽培技术，进行了认真调研，绝非侥幸，而是勠力肆心，长期探索和反复实践之结果。
诸位不妨到蒙顶山走走，那里还保留着吴理真开辟的茶园。茶山会给我们答疑解惑，一看便知。
六
蒙顶山有关茶的历史遗产、文物古迹，名人题刻之多，保留之完好，名播天下。这自然是得益于“种茶始祖”生于兹，长于兹，种茶于兹。蒙顶山因之而成为世界茶文明的基壤，居于世界茶文化圣山之列。
蒙顶山麓茂林修竹，小桥流水，茅屋农舍，一派浓郁的川西乡野风光。沿翠微山径拾级而上，穿过石牌坊，绕过麒麟石屏风，喧嚣渐隐。继续迤逦而行，有片片茶园，堆青叠翠。这是茶人最心仪的美景。如我，每遇氤氲之茶香，便觉莫名之畅快，宛若心灵的憩园。
时光仿佛在这里止步，在湿漉漉的山崖边仍有“甘露”、“古蒙泉”，是当年吴理真种茶汲水处。名山县志载“井内斗水，雨不盈、旱不涸，口盖之以石”。取此井水烹茶则有异香。旁有甘露石室，吴理真种茶时曾结庐于此。放眼眺望千佛寺、静居庵、智矩寺、永兴寺等古刹梵宇，皆掩映于茶园翠霭之中。历史上这些寺庙曾分别负责种茶、采茶、制茶、评茶。
在蒙顶山五峰之间，有一处斑驳苍老的石栏，中有一方茶园，最为引人瞩目，此即皇茶园遗址，约十二平米，其前身就是吴理真手植“七株甘露种，五峰碧云芽”的“仙茶园”。从唐代起在此采摘贡茶，直清末，凡此1200余年，绵延不绝。
现今有关部门曾对这块茶园做过实测，此地年均气温、雨量、无霜期、日照、湿度等环境，以及酸性土壤，最适宜茶树生长。两千年前，吴理真对这些指标未必了然，但是他确凿地为后世留下了一块“样板茶园”。于此足矣，夫复何求?我们不能不由衷的赞叹吴理真不仅种出了茶树，而且探索了怎样种茶，成为后人考察茶叶栽培的珍贵史料。这是“种茶始祖”吴理真又一历史贡献。
五峰之下的天盖寺内，供奉着吴理真像。当年这位种茶僧一定不曾料到自己死后竟“位列仙班”，享庙堂之祭祀。大殿前香客不绝，烟雾缭绕。这大概更非他之所愿。其实，莫若撤去香案，于其坐像前，另置一竹编茶席，清清爽爽的，敬一盏蒙顶甘露茶，碧沉香泛，茶气氤氲，几分淡雅，几分禅意。我以为这才是是吴理真生之所愿，死之所念，是他萦绕于胸中的不泯情思。我等俗人，或可从一盏蒙顶茶的滴水微香中，感悟大自然的真味，领略生活的真趣。
【摘自2018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袁振生(山西阳泉)】
因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入贡皇室而名声大噪，加之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出现了毛文锡的《茶谱》等著作的记述，到宋代，蒙顶山茶已成天下名茶。当时，由于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蒙顶山和北宋东都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距离遥远，且蜀道艰难，正所谓“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欧阳修《和原父扬州六题·时会堂二首之一》)。虽然和北苑建茶(宋代为福建建州建安县，今为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的北苑凤凰山一带为主体的产茶区)相比失去了先机，但丝毫没有动摇蒙顶山茶在文人茶客生活中的影响力，朝堂上出现了像欧阳修、陆游、梅尧臣等许多力挺蒙顶山茶的有话语权的官员诗人，他们的诗文洋溢着蒙顶山茶悠悠的香气。文坛领袖、文学巨匠苏洵、苏轼、苏辙 “三苏父子”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唐宋八大家”(指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举足轻重。而其中占有三席的“三苏父子” 更是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震烁当世，彪炳史册。三者的关系是：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这三位大名鼎鼎的诗文家，究竟与雅安和蒙顶山茶有着怎样的深厚的渊源呢?这还得归结于一位“伯乐”，他就是时任雅州太守雷简夫。如果没有这个“伯乐”的倾力举荐，可能就没有后来“三苏父子”的脱颖而出，成就“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千古佳话和日后的飞黄腾达以及名垂千秋。
苏洵(公元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北宋文学家，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据《宋史·苏洵传》载，苏洵“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于是焚所常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晚年虽已绝意于功名，但为了不使两个儿子“复为湮沦弃置之人”，遂于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携文数篇，带着两个儿子从家乡眉州(今四川眉山市)出发，前往毗邻的雅州，拜谒了时任太守雷简夫。时年，苏洵四十八岁，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十八岁。雷简夫读了苏洵所呈宏文后，大为奇之，于是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时镇守益州的户部侍郎张方平推荐，被任为郡之学官。而雷简夫认为苏洵有治理天下的雄略大才，以区区学官任之，颇有小用之嫌，遂复上书张方平，称其“《洪范论》有王佐才，《史论》有良史才”，督促其再向朝廷推荐。未果，雷简夫又修书给当时的文坛领袖、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欧阳修，与《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共御西夏、后来位居丞相的韩琦等大力推荐。在此期间，“三苏父子”客居雅安多日，可谓是入乡随俗，对雅安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作了详细了解，为今后写下诸多与雅安和蒙顶山茶相关的诗文积累了情感。在雷简夫的鼎力推荐下，同年三月，“三苏父子”离乡入京，拜谒了欧阳修和韩琦。二人“见其文善之”，于是向朝廷大力举荐，“三苏父子”声名才开始初显于世。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苏洵之妻程氏病故，“三苏父子”返家赴丧，但朝廷是否起用他们，仍意欲未决。诚恐朝廷擢才不力的雷简夫竟亲自进京拜谒朝廷重臣，多方举荐，四处呼吁。十一月，“三苏父子”再次入京，次年苏轼、苏辙参加了秘阁制科考试，名列金榜，名震京师。宋代，兄弟同时应制科而登科者，唯有苏轼兄弟。但当时由于苏轼兄弟二人抨击时政言辞过于激烈，朝廷几欲不用，雷简夫又托好友司马光为之力争，始得其脱免弃置之危。直到嘉祐六年(1061年)，朝廷才任命苏洵(时年52岁)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编纂礼书，可谓大器晚成，后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等幕职，直到宋神宗去世前不久才委任绩溪(今属安徽)县令。同期，苏轼被任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被任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此时，苏轼俩兄弟才真正步入仕途，才居其位，可谓少年得志。自雷简夫始荐“三苏父子”到苏轼两兄弟担任一官半职，历时六年有余，时间之久，波折之多，而雷简夫推荐不休，足见其荐才之心切，实属难得。而“三苏父子”也不负众望，日后成为北宋文坛上的三颗巨星，在诗词文赋诸方面均有极高的成就，成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革新的主将。苏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苏辙著有《栾城集》等九十六卷;苏轼著有《东坡七集》一百一十卷。
今天，我们一提到“三苏”，自然会想到他们是文学家。其实，“三苏”都是通才、全才，父子三人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学史、艺术史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其实，“三苏父子”的性格、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的差异都很大，苏辙政治主张的激烈、学术思想的复杂都超过了苏轼。而苏轼尤以丰富且多样的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欧阳修等人的事业和成就，完成文学革新运动，奠定了北宋文学，其贡献更大，影响更深远。
雷简夫(1001年—1067年)，字太简，同州合阳(今陕西合阳县)人。《宋史》有传。最初隐居不仕，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因枢密使杜衍的推荐以秘书省校书郎，代理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判官，后又担任过坊州(今黄陵)、简州 (今四川简阳) 知州，张方平镇守成都时，推荐其为雅州知州。嘉祐二年(1057年)为辰(今湖南省怀化市)、澧州(仅湖南省常德市)安抚使。入为盐铁判官，出知虢(河南省灵宝市)、同(陕西省渭南市)二州，累迁尚书职方员外郎。苏洵《雷太简墓铭》、《东都事略》卷四三、《宋史》卷二七八有传。
《宋史》记述了雷简夫博学多才，特别善于为人处事，久处官场，认识的上方官吏、文人颇多，与同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韩琦、王安石等宋代名士情谊深厚，其文治武功、清正廉洁，从他结交的好友诗文中可见一斑。他一生最大功绩有两点：一是治理“三白渠”(泾惠渠)，建树水利，发展农业，造福百姓;二是举荐“三苏父子”，慧眼识才，使之名垂史册!在今天的四川省雅安市和陕西省合阳县、耀州区等地都有史志与丰碑纪念这位“伯乐”。
雷简夫在雅州任职期间，一心想要振兴蒙顶茶，他认为蒙顶茶上贡受挫是品质下降的原因，于是亲自督促茶叶采制，送到都官员外郎梅尧臣处，希望由此重新打开蒙顶茶进贡的通道。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中这样描述：“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夸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数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以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与鞭，二物诚不幸。我贫事事无，得之似赘瘿。” 雷简夫对振兴蒙顶茶付出了很大努力，因此，雅安当地老百姓对其尊崇有加。虽其在雅州任期不长，但老百姓评价极高。蒙顶山天盖寺重建时，就把雷简夫塑像列于茶祖吴理真后侧左边(茶圣陆羽在右边)，供人们朝拜瞻仰，以表尊重。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 苏仙”，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先后在凤翔(陕西省宝鸡市)、杭州(浙江省杭州市)、密州(山东省潍坊诸城)、徐州(江苏省徐州市)、湖州(浙江省湖州市)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湖北省黄冈市)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安徽省阜阳市)、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定州(河北省定州市)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广东省惠州市)、儋州(海南省儋州市)。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江苏省常州市)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有《东坡全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谈到宋代的茶客，自然少不了苏轼。在北宋的文坛上，嗜茶之人非常多，但比较后就会发现，没有谁能够像苏轼那样在品茶、烹茶、种茶上更在行。对于茶，苏轼不仅非常在行，而且还精通茶道，对茶的历史和茶的养生作用都很有研究。此外，他还写下了不少歌咏茶的诗词。
苏轼一生坎坷，几乎都是在贬谪中度过的。但是，正是这种贬谪的生涯，使他有比其他人多得多的机会品尝各种佳茗。正如他所说：“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在杭州，他喝过白云茶;在湖州，他饮过顾渚紫笋茶;在绍兴，他品过日铸雪芽;在涪州，他尝过月兔茶;在修水，他煮过双井茶;在阳新，他烹过桃花茶;在海南，他煎过大叶茶和红碎茶;在峨眉，他沏过毛峰茶;在蒙顶山，他泡过蒙顶山茶……在品评尽了天下名茶后，苏轼感叹道：“从来佳茗似佳人”苏轼从茶文化的故乡四川走出去后，从政、饮茶、作诗、作画一路流离，与其他宋代文人一起，把中国茶文化推向了高峰。
苏轼的咏茶诗尽情表露了其超凡脱俗的旷达情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追求清淡闲适的生活;二是表达以茶会友的真情;三是寄寓以茶养生的情趣;四是抒发失意遣愁的人生感慨。这里，我们对其留下的与蒙顶山茶有关的两首诗歌，进行逐一赏析。
(一)《试院煎茶》：蒙茸出磨细珠落
《试院煎茶》是苏轼写蒙顶山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诗，为当年入京参加应试之时所写。全文为：“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从“砖炉石铫行相随”来看，苏轼非常爱茶，连煮茶的工具都随身携带。从“蒙茸出磨细珠落”的“蒙茸”来看，苏轼在试院煎的茶应是从蜀中带去的蒙顶山茶。柔软的蒙顶山茶茸毛满布，细末如珠，如飞雪般纷纷下落，正好煎煮。所谓西蜀煎茶法，是茶汤中佐以姜盐，煎出的茶口味与其它地方有所不同，从而成为别具一格的地方茶事。与被视作“古法”的煎茶相比，点茶是宋代另一种最流行饮茶方式，算得上是饮茶中的时尚，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雅集。点茶与煎茶最大的不同是茶叶磨成细末之后无需煎煮，而是将茶末调制成膏状置茶盏中，用沸水冲点。点茶者以观看沸水冲点之后的茶汤纹路、茶花咬盏的形态等为乐。
当时，除了雷太守外，在朝堂之上，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自始至终力挺蒙顶山茶，使得蒙顶山茶一度活跃在北宋文人茶客的诗篇中，他便是身为四朝宰相的文彦博(时人尊称文潞公)。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都曾与他同朝为官，文彦博历仕五十年来，在茶文化高度发达的宋代，可谓遍尝天下好茶，却始终对蒙顶山茶情有独钟，并常以西蜀古法亲手煎茶，一时间引发朝臣仿效，成为宋代文人追求旷达的象征。
苏轼的这首《试院煎茶》称道了蜀地煎茶的雅趣与高妙，从初沸的茶水、蒙顶茶煎煮的形态到煎茶和饮茶的器具，都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绘。
(二)《寄蔡子华》：白鱼紫笋不论钱
苏轼故乡眉州与雅州很近，走到北门，便可见碧水滔滔的青衣江;放眼眺望，云里雾里是蒙山。前面已有记述，苏轼对1056年随苏洵到雅州拜谒雷简夫之行，印象深刻，挥之不去。那时的苏轼胸怀大志，朝君王安天下，鸿鹄志高远。光阴似箭，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因遭遇新旧两党夹击，苏轼只得自请杭州，出任杭州知州。他客居江南，常年未归，思乡之情尤浓。春天的杭州，水光潋滟，堤桃岸柳，鸟语花香，美景无限。乘画舫,饱览湖光山色,游正浓，忽忆友人蔡子华索要诗文，多次书信相催。低头沉思，抚今追昔，往事不堪回首，对西蜀故土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对青衣江白鱼、紫笋的回味跃然于心，他端起茶杯，蒙顶山茶清香四溢，久藏心底的雅州情结，随《寄蔡子华》诗喷涌而出：“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霜髯三老如霜桧，旧交零落今谁在。莫従唐举问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
人在江南，转眼之间，鬓发染霜。千里江南，西湖肠断。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诗中白鱼，即丙穴鱼，产于青衣江，肉嫩味鲜。早在唐代，杜甫就写下“鱼知丙穴由来美”诗句，称其天下美味。至于紫笋，陆游诗句中多次提及,盛赞其美。似乎意犹未尽，又在诗后附文解释：紫笋，蒙顶之上者，其味尤重。
从诗文中，可以看到诗人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画卷：桃花汛起，青衣水涨，人欢鱼跃，江上渔舟点点;蒙山耸翠，茶园嫩绿，村姑采茶，笑语五峰回旋。白鱼美，紫笋香，青衣江边小路上，渔翁叫卖，茶农吆喝，一派春光入画来。佳肴香茗，人们顾不上讲价，争相抢购，热闹非常。美哉白鱼，美哉紫笋。时过境迁，西子湖上，追忆过往，往事历历在目。苏轼诗意豁然开朗，留下青衣江畔那永远的春天，留下对白鱼、紫笋茶永久的怀念。
苏辙(公元1039年3月18日—1112年10月25日)，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北宋文学家。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今陕西省商县)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副宰相)。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因上书谏事而被落职知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遂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宰相，比苏轼的官位高。苏辙的政治态度及其诗文风格深受其兄苏轼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苏轼称其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著有《诗集传》、《春秋集解》、《论语拾遗》、《道德经解》、《栾城集》，曾自撰《颍滨遗老传》，《全宋诗》录有其诗。他一生爱好品茗，创作了《和子瞻煎茶》、《蜀井》、《次韵子瞻道中见寄》等二十一首茶诗，其中两首和蒙顶山茶相关。
(一)《和子瞻煎茶》：煎茶旧法出西蜀
苏辙与苏轼可称之为文坛连璧。与苏轼一样，因少时雅州之行的情结，故其诗文中对蒙顶山茶也有涉及。他有一首与苏轼相和之诗，名叫《和子瞻煎茶》，此诗乃是苏辙和苏轼《试院煎茶》诗。全诗为：“年来病懒百不堪，未废饮食求芳甘。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犹能谙。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君不见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劳，又不见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我今倦游思故乡，不学南方与北方。铜铛得火蚯蚓叫，匙脚旋转秋萤光。何时茅檐归去炙背读文字，遣儿折取枯竹女煎汤。”
这首诗咏及三种煎茶法：一种是“西蜀法”，“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一种是“北方法”，“北方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还有诗人自用的“煎茶法”，“铜铛得火蚯蚓叫，匙脚旋转秋萤光”。该诗不但写了四川与北方少数民族煎茶之不同，而且从中看出，宋代蜀中文人对古法煎茶可谓情有独钟。从中可见苏辙对煎茶颇有心得，也道出了烧水的重要和古人对烧水沸腾次数的重视程度。
(二)《次韵子瞻道中见寄》：西信近得蒙山茗
苏辙在路途中收到兄长苏轼寄来的诗作，当下作《次韵子瞻道中见寄》，畅叙兄弟之情，并提及蒙顶山茶。全文为：“兄诗有味刻隽永，和者仅同如画影。短篇泉冽不容挹，长韵风吹忽千顷。经年淮海定成集，走书道路未遑请。相思半夜发清唱，醉墨平明照东省。南来应带蜀冈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郊一饭欢有余，去岁此时初到颍。”诗中，作为弟弟的苏辙，对远在颍州的哥哥充满思念之情，蜀冈泉、蒙山茗都成了寄托兄弟相思之情的载体。
可以说，“三苏父子”是将蒙顶山茶传播到天涯海角分量最重的历史文化名人。
陈开义，男，45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茗边、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著《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著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著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现为雅安市作协全委会委员、雅安市茶业协会和茶叶学会常务理事、吴理真茶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因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入贡皇室而名声大噪，加之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出现了毛文锡的《茶谱》等著作的记述，到宋代，蒙顶山茶已成天下名茶。当时，由于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蒙顶山和北宋东都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距离遥远，且蜀道艰难，正所谓“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欧阳修《和原父扬州六题·时会堂二首之一》)。虽然和北苑建茶(宋代为福建建州建安县，今为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的北苑凤凰山一带为主体的产茶区)相比失去了先机，但丝毫没有动摇蒙顶山茶在文人茶客生活中的影响力，朝堂上出现了像欧阳修、陆游、梅尧臣等许多力挺蒙顶山茶的有话语权的官员诗人，他们的诗文洋溢着蒙顶山茶悠悠的香气。文坛领袖、文学巨匠苏洵、苏轼、苏辙 “三苏父子”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唐宋八大家”(指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举足轻重。而其中占有三席的“三苏父子” 更是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震烁当世，彪炳史册。三者的关系是：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这三位大名鼎鼎的诗文家，究竟与雅安和蒙顶山茶有着怎样的深厚的渊源呢?这还得归结于一位“伯乐”，他就是时任雅州太守雷简夫。如果没有这个“伯乐”的倾力举荐，可能就没有后来“三苏父子”的脱颖而出，成就“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千古佳话和日后的飞黄腾达以及名垂千秋。
苏洵(公元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北宋文学家，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据《宋史·苏洵传》载，苏洵“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于是焚所常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晚年虽已绝意于功名，但为了不使两个儿子“复为湮沦弃置之人”，遂于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携文数篇，带着两个儿子从家乡眉州(今四川眉山市)出发，前往毗邻的雅州，拜谒了时任太守雷简夫。时年，苏洵四十八岁，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十八岁。雷简夫读了苏洵所呈宏文后，大为奇之，于是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时镇守益州的户部侍郎张方平推荐，被任为郡之学官。而雷简夫认为苏洵有治理天下的雄略大才，以区区学官任之，颇有小用之嫌，遂复上书张方平，称其“《洪范论》有王佐才，《史论》有良史才”，督促其再向朝廷推荐。未果，雷简夫又修书给当时的文坛领袖、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欧阳修，与《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共御西夏、后来位居丞相的韩琦等大力推荐。在此期间，“三苏父子”客居雅安多日，可谓是入乡随俗，对雅安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作了详细了解，为今后写下诸多与雅安和蒙顶山茶相关的诗文积累了情感。在雷简夫的鼎力推荐下，同年三月，“三苏父子”离乡入京，拜谒了欧阳修和韩琦。二人“见其文善之”，于是向朝廷大力举荐，“三苏父子”声名才开始初显于世。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苏洵之妻程氏病故，“三苏父子”返家赴丧，但朝廷是否起用他们，仍意欲未决。诚恐朝廷擢才不力的雷简夫竟亲自进京拜谒朝廷重臣，多方举荐，四处呼吁。十一月，“三苏父子”再次入京，次年苏轼、苏辙参加了秘阁制科考试，名列金榜，名震京师。宋代，兄弟同时应制科而登科者，唯有苏轼兄弟。但当时由于苏轼兄弟二人抨击时政言辞过于激烈，朝廷几欲不用，雷简夫又托好友司马光为之力争，始得其脱免弃置之危。直到嘉祐六年(1061年)，朝廷才任命苏洵(时年52岁)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编纂礼书，可谓大器晚成，后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等幕职，直到宋神宗去世前不久才委任绩溪(今属安徽)县令。同期，苏轼被任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被任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此时，苏轼俩兄弟才真正步入仕途，才居其位，可谓少年得志。自雷简夫始荐“三苏父子”到苏轼两兄弟担任一官半职，历时六年有余，时间之久，波折之多，而雷简夫推荐不休，足见其荐才之心切，实属难得。而“三苏父子”也不负众望，日后成为北宋文坛上的三颗巨星，在诗词文赋诸方面均有极高的成就，成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革新的主将。苏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苏辙著有《栾城集》等九十六卷;苏轼著有《东坡七集》一百一十卷。
今天，我们一提到“三苏”，自然会想到他们是文学家。其实，“三苏”都是通才、全才，父子三人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学史、艺术史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其实，“三苏父子”的性格、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的差异都很大，苏辙政治主张的激烈、学术思想的复杂都超过了苏轼。而苏轼尤以丰富且多样的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欧阳修等人的事业和成就，完成文学革新运动，奠定了北宋文学，其贡献更大，影响更深远。
雷简夫(1001年—1067年)，字太简，同州合阳(今陕西合阳县)人。《宋史》有传。最初隐居不仕，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因枢密使杜衍的推荐以秘书省校书郎，代理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判官，后又担任过坊州(今黄陵)、简州 (今四川简阳) 知州，张方平镇守成都时，推荐其为雅州知州。嘉祐二年(1057年)为辰(今湖南省怀化市)、澧州(仅湖南省常德市)安抚使。入为盐铁判官，出知虢(河南省灵宝市)、同(陕西省渭南市)二州，累迁尚书职方员外郎。苏洵《雷太简墓铭》、《东都事略》卷四三、《宋史》卷二七八有传。
《宋史》记述了雷简夫博学多才，特别善于为人处事，久处官场，认识的上方官吏、文人颇多，与同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韩琦、王安石等宋代名士情谊深厚，其文治武功、清正廉洁，从他结交的好友诗文中可见一斑。他一生最大功绩有两点：一是治理“三白渠”(泾惠渠)，建树水利，发展农业，造福百姓;二是举荐“三苏父子”，慧眼识才，使之名垂史册!在今天的四川省雅安市和陕西省合阳县、耀州区等地都有史志与丰碑纪念这位“伯乐”。
雷简夫在雅州任职期间，一心想要振兴蒙顶茶，他认为蒙顶茶上贡受挫是品质下降的原因，于是亲自督促茶叶采制，送到都官员外郎梅尧臣处，希望由此重新打开蒙顶茶进贡的通道。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中这样描述：“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夸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数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以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与鞭，二物诚不幸。我贫事事无，得之似赘瘿。” 雷简夫对振兴蒙顶茶付出了很大努力，因此，雅安当地老百姓对其尊崇有加。虽其在雅州任期不长，但老百姓评价极高。蒙顶山天盖寺重建时，就把雷简夫塑像列于茶祖吴理真后侧左边(茶圣陆羽在右边)，供人们朝拜瞻仰，以表尊重。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 苏仙”，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先后在凤翔(陕西省宝鸡市)、杭州(浙江省杭州市)、密州(山东省潍坊诸城)、徐州(江苏省徐州市)、湖州(浙江省湖州市)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湖北省黄冈市)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安徽省阜阳市)、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定州(河北省定州市)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广东省惠州市)、儋州(海南省儋州市)。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江苏省常州市)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有《东坡全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谈到宋代的茶客，自然少不了苏轼。在北宋的文坛上，嗜茶之人非常多，但比较后就会发现，没有谁能够像苏轼那样在品茶、烹茶、种茶上更在行。对于茶，苏轼不仅非常在行，而且还精通茶道，对茶的历史和茶的养生作用都很有研究。此外，他还写下了不少歌咏茶的诗词。
苏轼一生坎坷，几乎都是在贬谪中度过的。但是，正是这种贬谪的生涯，使他有比其他人多得多的机会品尝各种佳茗。正如他所说：“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在杭州，他喝过白云茶;在湖州，他饮过顾渚紫笋茶;在绍兴，他品过日铸雪芽;在涪州，他尝过月兔茶;在修水，他煮过双井茶;在阳新，他烹过桃花茶;在海南，他煎过大叶茶和红碎茶;在峨眉，他沏过毛峰茶;在蒙顶山，他泡过蒙顶山茶……在品评尽了天下名茶后，苏轼感叹道：“从来佳茗似佳人”苏轼从茶文化的故乡四川走出去后，从政、饮茶、作诗、作画一路流离，与其他宋代文人一起，把中国茶文化推向了高峰。
苏轼的咏茶诗尽情表露了其超凡脱俗的旷达情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追求清淡闲适的生活;二是表达以茶会友的真情;三是寄寓以茶养生的情趣;四是抒发失意遣愁的人生感慨。这里，我们对其留下的与蒙顶山茶有关的两首诗歌，进行逐一赏析。
(一)《试院煎茶》：蒙茸出磨细珠落
《试院煎茶》是苏轼写蒙顶山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诗，为当年入京参加应试之时所写。全文为：“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从“砖炉石铫行相随”来看，苏轼非常爱茶，连煮茶的工具都随身携带。从“蒙茸出磨细珠落”的“蒙茸”来看，苏轼在试院煎的茶应是从蜀中带去的蒙顶山茶。柔软的蒙顶山茶茸毛满布，细末如珠，如飞雪般纷纷下落，正好煎煮。所谓西蜀煎茶法，是茶汤中佐以姜盐，煎出的茶口味与其它地方有所不同，从而成为别具一格的地方茶事。与被视作“古法”的煎茶相比，点茶是宋代另一种最流行饮茶方式，算得上是饮茶中的时尚，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雅集。点茶与煎茶最大的不同是茶叶磨成细末之后无需煎煮，而是将茶末调制成膏状置茶盏中，用沸水冲点。点茶者以观看沸水冲点之后的茶汤纹路、茶花咬盏的形态等为乐。
当时，除了雷太守外，在朝堂之上，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自始至终力挺蒙顶山茶，使得蒙顶山茶一度活跃在北宋文人茶客的诗篇中，他便是身为四朝宰相的文彦博(时人尊称文潞公)。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都曾与他同朝为官，文彦博历仕五十年来，在茶文化高度发达的宋代，可谓遍尝天下好茶，却始终对蒙顶山茶情有独钟，并常以西蜀古法亲手煎茶，一时间引发朝臣仿效，成为宋代文人追求旷达的象征。
苏轼的这首《试院煎茶》称道了蜀地煎茶的雅趣与高妙，从初沸的茶水、蒙顶茶煎煮的形态到煎茶和饮茶的器具，都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绘。
(二)《寄蔡子华》：白鱼紫笋不论钱
苏轼故乡眉州与雅州很近，走到北门，便可见碧水滔滔的青衣江;放眼眺望，云里雾里是蒙山。前面已有记述，苏轼对1056年随苏洵到雅州拜谒雷简夫之行，印象深刻，挥之不去。那时的苏轼胸怀大志，朝君王安天下，鸿鹄志高远。光阴似箭，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因遭遇新旧两党夹击，苏轼只得自请杭州，出任杭州知州。他客居江南，常年未归，思乡之情尤浓。春天的杭州，水光潋滟，堤桃岸柳，鸟语花香，美景无限。乘画舫,饱览湖光山色,游正浓，忽忆友人蔡子华索要诗文，多次书信相催。低头沉思，抚今追昔，往事不堪回首，对西蜀故土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对青衣江白鱼、紫笋的回味跃然于心，他端起茶杯，蒙顶山茶清香四溢，久藏心底的雅州情结，随《寄蔡子华》诗喷涌而出：“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霜髯三老如霜桧，旧交零落今谁在。莫従唐举问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
人在江南，转眼之间，鬓发染霜。千里江南，西湖肠断。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诗中白鱼，即丙穴鱼，产于青衣江，肉嫩味鲜。早在唐代，杜甫就写下“鱼知丙穴由来美”诗句，称其天下美味。至于紫笋，陆游诗句中多次提及,盛赞其美。似乎意犹未尽，又在诗后附文解释：紫笋，蒙顶之上者，其味尤重。
从诗文中，可以看到诗人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画卷：桃花汛起，青衣水涨，人欢鱼跃，江上渔舟点点;蒙山耸翠，茶园嫩绿，村姑采茶，笑语五峰回旋。白鱼美，紫笋香，青衣江边小路上，渔翁叫卖，茶农吆喝，一派春光入画来。佳肴香茗，人们顾不上讲价，争相抢购，热闹非常。美哉白鱼，美哉紫笋。时过境迁，西子湖上，追忆过往，往事历历在目。苏轼诗意豁然开朗，留下青衣江畔那永远的春天，留下对白鱼、紫笋茶永久的怀念。
苏辙(公元1039年3月18日—1112年10月25日)，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北宋文学家。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今陕西省商县)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副宰相)。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因上书谏事而被落职知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遂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宰相，比苏轼的官位高。苏辙的政治态度及其诗文风格深受其兄苏轼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苏轼称其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著有《诗集传》、《春秋集解》、《论语拾遗》、《道德经解》、《栾城集》，曾自撰《颍滨遗老传》，《全宋诗》录有其诗。他一生爱好品茗，创作了《和子瞻煎茶》、《蜀井》、《次韵子瞻道中见寄》等二十一首茶诗，其中两首和蒙顶山茶相关。
(一)《和子瞻煎茶》：煎茶旧法出西蜀
苏辙与苏轼可称之为文坛连璧。与苏轼一样，因少时雅州之行的情结，故其诗文中对蒙顶山茶也有涉及。他有一首与苏轼相和之诗，名叫《和子瞻煎茶》，此诗乃是苏辙和苏轼《试院煎茶》诗。全诗为：“年来病懒百不堪，未废饮食求芳甘。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犹能谙。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君不见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劳，又不见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我今倦游思故乡，不学南方与北方。铜铛得火蚯蚓叫，匙脚旋转秋萤光。何时茅檐归去炙背读文字，遣儿折取枯竹女煎汤。”
这首诗咏及三种煎茶法：一种是“西蜀法”，“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一种是“北方法”，“北方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还有诗人自用的“煎茶法”，“铜铛得火蚯蚓叫，匙脚旋转秋萤光”。该诗不但写了四川与北方少数民族煎茶之不同，而且从中看出，宋代蜀中文人对古法煎茶可谓情有独钟。从中可见苏辙对煎茶颇有心得，也道出了烧水的重要和古人对烧水沸腾次数的重视程度。
(二)《次韵子瞻道中见寄》：西信近得蒙山茗
苏辙在路途中收到兄长苏轼寄来的诗作，当下作《次韵子瞻道中见寄》，畅叙兄弟之情，并提及蒙顶山茶。全文为：“兄诗有味刻隽永，和者仅同如画影。短篇泉冽不容挹，长韵风吹忽千顷。经年淮海定成集，走书道路未遑请。相思半夜发清唱，醉墨平明照东省。南来应带蜀冈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郊一饭欢有余，去岁此时初到颍。”诗中，作为弟弟的苏辙，对远在颍州的哥哥充满思念之情，蜀冈泉、蒙山茗都成了寄托兄弟相思之情的载体。
可以说，“三苏父子”是将蒙顶山茶传播到天涯海角分量最重的历史文化名人。
陈开义，男，45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茗边、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著《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著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著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现为雅安市作协全委会委员、雅安市茶业协会和茶叶学会常务理事、吴理真茶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