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笠西方有许多涉及东方茶道的诗歌，陈椽教授所著《茶叶通史》一书辑录较全面，例如：
1633年英国诗人瓦利作茶诗向查理二世饮茶王后卡特琳祝寿，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难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的诗句，瓦利认为饮茶不仅能益思、消乏，还给人以美的享受，就是月桂与秋色(诗人们常常讴歌的对象)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博学的牧师勃莱迪1700年出版的著作里有《茶阜诗》，称茶是“惟神奇万能之药，消青年急躁之狂热，激暮年冻凝之血气”。另一首《讽喻诗》里称茶“是乃健康之液，灵魂之饮”。勃莱迪认为茶之功不仅仅药用，还可以让人宁静、催人奋发，他热情讴歌饮茶是“灵魂之饮”，诗人已悟到茶道真谛：茶不仅可润人肠胃，还可荡涤人的灵魂。茶道追求的是精神的升华，而不仅仅是口腹之欲。 1785年，考伯写《课业》一诗，称饮茶是“快乐之杯”，他写道：“茶瓮气蒸成柱，腾沸高鸣唧唧，‘快乐之杯’不醉人，留待人人，欢然迎此和平夕”。考伯饮茶感到愉悦、惬意，并推己及人，希望人人享此乐趣。
英国大诗人雪莱(1792-1822)称茶为“中国之泪水”，写下《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一诗，诗云：“药师医士任狺狺，痛饮狂酣我自吞，饮死举尸归净土，殉茶第一是吾身。”在茶之故乡——华夏神州上下五千年，大概也寻不到象大诗人雪莱这样狂热的饮者，竟不惜以身殉茶，喝个一死方休!
诗人歌尔利治似乎没雪莱狂热，他在饮茶中持“中庸之道”，诗中写道：“中庸之道我常持，适倾绿茶第七杯。”看来哥尔利治对中国古代文化并不陌生，他也懂得“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徐徐清风生”(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他对中国茶道是颇有研究的。
诗人孔尼饮茶追求一种悠雅、闲适的生活情趣，写于1899年的小诗《一杯茶》中说：“我何处幽独，转暮复转凉，且热我小鼎，尝此一杯茶。”诗人以茶为友，在品茗中驱除寂寞。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幽然独处则月下独酌，且歌且舞，以酒浇愁，歌罢舞罢，心绪更为不佳。同是独处，诗人孔尼比李白心态宁静，这得益于茶，这足以说明茶道与酒道大相径庭。
国外墨人骚客、社会名流还赞美中国茶是“神人之甘露”、“一种快乐之叶”、“上帝之赐与”等等，由此不难看出：中国茶和中国茶道已征服西方世界。
(摘自2014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丁文，原文体题为：西方茶诗看中国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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