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美在一片茶叶上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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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美在一片茶叶上相遇



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接触和教过不少美国学生,他发现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对双方交往的历史,更是一片茫然。这些年轻人中无一人听说过上海公共租界、庚款留美学生,或是那个叫作司徒雷登的美国驻华大使。

王元崇认为,美国走到今天,与其丧失了“到中国去”的精神不无关系。为此,他在任教的大学开设了中美关系史课,《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即是他在中美关系史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

“如果说中美关系发展是一片汪洋大海,元崇把当中的一座座小岛,把当中一片片浪花,把它突出出来,写成这么一本很好看的书,很好读的书。”王元崇在康纳尔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历史学家陈兼如是评议这本讲述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书中的不少小岛和浪花,不止是美国的学生鲜有听闻。

波士顿倾茶事件的起因是抵制中国茶

很难想象,美国独立前的北美殖民地,从上到下都十分迷恋中国茶,以茶会友的社交,尤其是下午茶大行其道。从波士顿往南,到纽约,再到费城,这一东部沿海走廊地带早已被中国茶的迷人魅力所折服。

18世纪,茶在欧洲流行后,跟随殖民者的脚步,也登陆北美。在北美,和欧洲一样,一边是茶叶、茶具、喝茶礼仪和社交活动的风靡,一边是一些人忧心忡忡地对这种非本土的东方式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渗透表示警惕甚至反对——在一些欧美人士眼中,这种喝茶的礼仪将东方式的、中国式的女性性格带到了欧美,软化了欧美的男性性格;甚至,还有人认为,喝茶会像土耳其人吸食鸦片那样上瘾,进而丧失男性进取的精神特质。

“一艘满载茶叶的船此刻正在朝着我们这个港口驶来,它是被派来奴役和毒害我们所有美国人的。”1773年12月16日夜爆发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之前,东印度公司满载茶叶的船只还在大西洋上朝着北美航行的时候,纽约一家报纸就发表了上述言论。

彼时,北美殖民地有人为抵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黑化了中国茶叶,认为茶叶能摄走灵魂。虽然在中国,上至清廷皇室,下至寻常百姓,没人把茶叶和灵魂联系来。喝个茶叶怎么就会被摄走灵魂呢?怎么会让男性丧失进取心呢?这样的传言,毫无道理,但让人不寒而栗。

被妖魔化后的中国茶叶迅速成为众矢之的,众多小镇、社团组织甚至个人,都开始销毁茶叶。在茶叶的抵制者看来,销毁茶叶便是在东印度公司代表的君主暴政来临之前为寻求自身经济、政治、权利的自由而进行的一种对抗手段。

英属东印度公司是北美殖民地唯一的茶叶机构。最初,他们从中国广州采购了茶叶后,先运回英国,然后通过北美的中间销售商分销到北美殖民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因为课税较高,导致茶叶的终端售价也跟着较高。这刺激了荷兰、法国、丹麦等国的茶商向北美走私茶叶。1767年,英国国会通过《茶叶法案》,授予财政吃紧的东印度公司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专销权。这个法案的施行严重影响到了其他国家茶商的利益,促使后者迅速联合起来反对《茶叶法案》。

1773年12月16日,在波士顿港口发生的倾茶事件,销毁的茶叶总计340箱92000磅。其中,大部分是福建武夷山产的正山小种红茶。鉴于倾茶事件后两年不到,美国便打响了独立第一枪,后来,王元崇在新书《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中评议说,从“一个相对狭隘的角度”来看,美国独立革命的兴起,“实际上是一批茶叶分销商和茶叶走私贩子的商业造反”。

截至1800年,美洲新大陆75%的银都输送给了中国

茶叶在北美大陆的妖魔化,随着美国独立的枪声的结束而结束。刚刚独立的美国人,认为他们迷恋而又曾妖魔化的茶叶的产地中国,是一个十分朦胧、神秘且有几分可怕的地方。

尽管如此,美国商人仍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独立后的美国面临英国的经济封锁,到中国去,是新生的美国一种“亡命一般”的选择,更何况,美国当时还没有哪位船长有着远航中国的经历,甚至连一张前往中国的航海地图都没有。

1784年2月22日,华盛顿总统52岁生日这天,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新生的美国没有和中国交往的经验,也完全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在国会颁给这艘船的航海护照上,根据赴华以后可能遇到的情况,预先罗列了一串名堂,即致“所有奉教或世俗的好城市和好地方的至贵的、至高的、无上的、受人敬仰的、尊贵的、高贵的、权威的、睿智的和英明的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爵、镇长、议员、法官、将官、司法代表和摄政代表们”。

“中国皇后”号其实是驶往中国的第二艘美国商船,第一艘是1783年12月出发的“海瑞特”号。遗憾的是,载着55吨花旗参的海瑞特号并没有抵达中国。这艘从波士顿出发的船在到达非洲好望角时,被东印度公司给截胡了——东印度公司以两倍重的熙春绿茶和海瑞特号上的花旗参做了交换。海瑞特号贪图茶叶的利润,半路返航了。

1784年8月底,载着棉花361担、铅476担、胡椒26担、羽纱1270匹、皮货2600件、人参473担的“中国皇后”号,平安抵达广州。因为当时的美国只有13个州,所以,“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时,鸣了13响礼炮。巧合的是,在广州居间做中西贸易最出名的恰好是13家商行。

在广州,“中国皇后”号把携带的美洲货物销售一空后,采办了如下中国货品: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美国人交易之后不久即扬帆回国。

1785年5月12日,“中国皇后”号回到了纽约,一番贩卖以后,赚了37727美元,利润率25%。虽然对比后来者而言这趟所赚取的利润不是非常高,但首次中美贸易获得巨大成功,各方都皆大欢喜。

此后,美国各种船只竞相开往广州贸易。截至1800年,美洲新大陆75%的银都输送给了中国。美国早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长期名列第一的是茶叶。

对话


“中国皇后”号远航广州是一次成功的冒险

潇湘晨报: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是闭关锁国的,但你认为这是个“误解”,并用彼时中国和各国的贸易为例,证明清朝不仅并没有闭关锁国,且是开放的。澄清这个误解,对我们重审历史有着怎样的意义?

王元崇:“闭关锁国”这一说法和印象的形成,主要是针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经历而言的,背后是一种历史叙述法之中的西方中心观念的反应,实际上遮蔽了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

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那样,这种路数被广泛应用于很多曾经遭受欧美近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的历史叙述之上。然而,清代中国并没有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与俄、英、法、荷、葡、瑞、美等国家都在进行国际的陆路和海路贸易,与朝鲜、越南、暹罗(泰国)、缅甸、南掌(今老挝的琅勃拉邦)等“外藩属国”也有密切交流,而且有着非常系统化的成文守则,是一个运转良好的跨国体系。

所谓“外国”,不仅仅指欧美国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破除以近代欧美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发展的路数,发现被鸦片战争之后舶来的欧美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所遮盖的中国因素,可以更全面地在中国自身的历史场景之中去观察和理解中国本国的发展理路。

潇湘晨报:很多人知道波士顿倾茶事件对美国独立有着怎样的影响,但并不清楚这和当时北美有妖魔化中国茶叶有什么样的关系。茶叶躺枪的背后,北美的殖民者们害怕和抵制的究竟是什么?这对后来美国民众对清代中国的认识有没有影响?

王元崇:当时波士顿周围出现的妖魔化中国茶叶的现象,目标并不是中国茶叶本身,而是要反抗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来自英国的对北美殖民地权利的侵害,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中国茶叶以及被持这种声音的人所解释的那种站在茶叶背后的中国政府及其体制,是如何被反对东印度公司茶叶倾销的人打扮成了一种革命对象。尽管如此,这种妖魔化中国茶叶的做法并没有成为一股潮流,可以说在独立革命战争以后迅速销声匿迹了,因为它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了,因此也没有对美国民众有关清代中国的认识产生什么影响。

潇湘晨报: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即有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联想到此前对中国茶叶的黑化,“中国皇后”的启航,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元崇:妖魔化中国茶叶只是美国独立革命战争前后这段时间内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而且是一种不占主流地位的声音。对美国而言,“中国皇后”号的远航广州是一次成功了的冒险,它熟悉了前往中国的航路,进入了广阔的中国市场,看到了无限的中国机会。

潇湘晨报:利玛窦给万历皇帝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把中国放在地图中心位置,这一做法一直被后世沿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则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美国建国之初如此绘制地图,很多人会理解。美国强大起来后,为什么没有绘制以美国或北美洲为中心的地图?

王元崇:其实历史上以北美洲为中心的世界地图也是存在的,只是并没有流行开来。

潇湘晨报:《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中,你在讲述宏大叙事的同时,对一些小的细节、小的人物也有较多篇幅的着墨,例如,1821年9月向美国商船兜售水果的郭梁氏之死。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小人物的命运一般在哪种情形下会对国家产生影响?

王元崇:平常生活中的普通的人物,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小人物”,只有在其命运与国家或者国际的大事件发生某种特定的关联的时候,才会有一定的作用。郭梁氏是这样一个例子,因为她的不幸遭遇,中美两国展开了司法上的交涉,中国在这个案件中完全行使了司法主权。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美国也很快通过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取得了英国在《虎门条约》内所获得的治外法权,像郭梁氏这种案件再次发生的话,美方嫌疑人就不再在中国司法的管辖范围之内了。

潇湘晨报:1843、1844年,经两国外交官员翻译处理后,美国总统和道光皇帝破冰的往来书信,显得非常“友好”,让两国执政者都对对方想象得过于理想,也为此后中美交往挖了坑。耆英为什么会甘冒被认为是欺君之罪的危险修改美国总统的来信?

王元崇:这一现象,其实不能视作是耆英要欺骗道光皇帝,因为在中国一侧,与外国的交往是有固定的礼制和渠道的,涉及文书的话,翻译之后必然要符合中国当时的体制,所以耆英和他的翻译者要做出相应的修改。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比如道光皇帝给美国总统的回信,经过伯驾的翻译之后,也是以美国的路数呈现出来的。

潇湘晨报:客串模特让人给她画油画相、主持夫人外交,慈禧拥抱美国和世界的态度可见一斑。美国和欧洲当时是怎样看待慈禧这些努力的?

王元崇:慈禧太后当时与各国驻华公使夫人交游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的,例如和她走得最密切的美国公使康格夫人,就告诉了丈夫慈禧太后的变化,然后康格作为公使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就做了相应的描述,认为中国正在朝着一个友好和进步的方向发展。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她的这些活动称作是“夫人外交”。但是,慈禧太后的这种规模不大的夫人外交,并没有在对欧美的高层政治中产生更多的外交效果,所以在我现在看到的资料中,欧美各国政府并没有对她的行为作出官方的评价。

其实,很大程度上看,慈禧太后做的这种工作只是一种高级妇女间的社交聚会而已,是欧美公使们在自身的生活圈子内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之一,所以在他们看来这种社交活动除了显示中国朝廷在庚子事变之后的友好态度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非同一般的意义。

撰文/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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