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大吉岭位于今日与尼泊尔接壤的印度东北边境地区，这里坐落着近百座茶叶种植园，出产着全世界最昂贵的茶叶。然而长久以来，地处喜马拉雅南麓的大吉岭还是一片人烟稀的少“荒地”。直至十九世纪中叶，远洋而来的英国殖民者、迁徙自邻国的廓尔喀茶工、从外引进的中国茶种，共同构造了这里举世闻名的茶叶种植园。大吉岭的开发、兴盛与繁荣，是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与殖民主义的结果，种植园中的人、事、物亦由此与外界紧密关联且不可分离。
殖民统治尽管随着印度的独立早已结束，大吉岭的种植园却在崭新的环境中日益走向生病与衰老。人类学家SarahBesky在当地进行了为期31个月的田野调查。从她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知，殖民主义给大吉岭遗留了什么？殖民主义的历史又是如何深刻地镌刻在茶工们的生命中?茶工们又是如何继承和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在沧桑历尽之后艰难前行？Besky通过一系列充满希望与绝望的故事告诉我们:过去，究竟如何存在于当下？
书作者SarahBesky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学系，其研究兴趣集中于环境、资本与劳工等方面。
1引子
茶是一种饮品但又不止于此，它的背后涉及到茶叶的种植、茶叶的制作、茶叶的消费与买卖，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人与物、人与社会、地方与世界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同时也伴随着自19世纪以来时代巨轮转动下的殖民统治的兴衰、印度的独立、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而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
《大吉岭的盛名》这本书主要围绕着地理标志认证、公平贸易认证和廓尔喀民族独立运动这三者来展开，这三项运动所针对的是这样一种现实状况：即在21世纪前后的大吉岭种植园内，廓尔喀茶工们生产着全世界最贵的茶叶，却领着几乎全印度最低的工资，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遭受着最不公正的待遇。这些运动则声称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并为其带来“社会公正”，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原因就在于茶工们在长时间的殖民主义历史中发展出了独特的根植于三方道义经济中关于价值和社会公正的独特观念与愿景。而上述三项运动恰恰都回避了茶工们心目中对于公正的真正诉求。
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殖民主义的遗产和记忆如何与当下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新的国际贸易体系发生碰撞、交织，造成如今大吉岭这样一个纠纷巨大、矛盾复杂的局面。
2三方道义经济：曾有个美满的家园？
所谓“三方道义经济”，指的是种植园主、茶工与茶树三者间的互惠关系。一个“称职的种植园主”会照料好茶工，会确保他们的住房条件以及提供一系列的设施补助，包括学校、公园、举办婚礼的社区空间等。在这里，种植园主会扮演一个父亲或长辈式的角色，既严厉苛刻但又充满慈爱。相应地，茶工们则会扮演一个“祖母”的角色，悉心地呵护和照顾好茶树与土地，她们会将茶树亲切地称之为“孩子”。因此，在三方道义经济中，茶叶生产劳动不仅是物质性的，同时也是非物质性、或者说是情感的，种植园主、茶工和茶树间构成了一种虚构的亲属关系。
这种三方道义经济一直保持到20世纪中叶，并在随后还依旧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随着二战期间印度共产党等政党在大吉岭的崛起、茶园工会的成立、印度独立运动的进行，相关福利被进一步提出，并在1951年被正式写入《种植园劳动法》里。此后，种植园主与茶工之间在原本殖民时期所形成的天然关系，在印度独立后转变成了一种受官方干预和政府控制的法律上的劳资关系。而工资及其他报酬的给予也不再是受种植园主的责任感和同情心所驱使，而是受政府和工会的监督下从法律层面确保实施。
不过，在20世纪下半叶，外国资本的撤离导致了当地种植园地逐渐倒闭。幸好在21世纪初，得益于地理认证标志和公平贸易等运动带来的利好，许多种植园在大量资金的注入下得以重新开张。可是，茶工们的生活却并没有随之改善，他们也在这时开始怀念过去的“行业”，而批评当下的“生意”。
3地理标志认证：专利与营销的魔术
地理标志认证是一套国际认证体系，借助法律手段来保护各类农产品。地理认证的保护意味着，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不能再将不同茶叶拼配起来、贴上“大吉岭”的标签售卖，它带来了一种来自于产权保护的公正理念，“保护”大吉岭不被他人所模仿。
与此同时，除了法律产权上的保护外，为了进一步塑造大吉岭茶叶的独特性，地理标志认证的支持者们还通过广泛的市场营销和开发旅游的方式，来建构一种第三世界的农业想象。在这种想象中，大吉岭因其降水、风速、日照、海拔、湿度，而有着独一无二的茶树生长环境，女性茶工们每天都在雾霭朦胧的喜马拉雅山谷中，穿戴着尼泊尔的传统服饰，凭借其“魔术师般的”手指以及美妙的手艺，欢快而稳定地劳作。
通过这种想象的建构，地理标志认证将种植园描绘成如伊甸园般的存在，凸显了女工和茶树、土地间永恒的、“自然”的关联，它们似乎处于一种“从未改变过”的生态和谐之中。依托于此，种植园主和官员们向外界传递了一种品位和价值，引导和教导着消费者如何去品尝大吉岭红茶的味道，也对他们的身体和感官体验进行形塑。因此，消费者喝下去的不仅是大吉岭的红茶，更是一种浪漫的想象、一种独特的风土、一种奢侈的品味。
总之，地理标志认证可以说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传统的发明”，它将源自于英国人一百多年前实施的不光彩的殖民劳作与剥削，包装成廓尔喀人源于自然的历史悠久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它不仅没有重视和重拾过去那种三方道义经济下种植园主、茶工和茶树间的爱护与照料关系，反而将整个种植园都商品化，把茶工置于消费文化下的拟真表演之中。
4公平贸易认证：慈善骗局
公平贸易是一套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为满足一定生产标准及贸易规则的农业种植者颁发认证的体系。公平贸易的支持者认为，第三世界的农民在新自由主义市场中遭遇着利益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但政府、法律以及国际发展援助等传统的干预行动在改善生计方面都不尽如人意，而市场机制可以完成这一目标。
然而，茶工们却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毕竟，当下的种植园主早已不是殖民时期的“行家”，而是十足精明的“生意人”，他们并不会衷心自愿地维护劳工福利。而公平贸易者试图实现的社会基本保障，其实本身就是历史上道义经济实践的结果，也是印度独立后当代的种植园劳动法所强制执行的内容。
换言之，当今的种植园主很少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出于道德、同情和责任，来为茶工们提供福利设施补助；同时他们也会认为法律对这些福利的规定实际上不应该是一种“福利”，而是一种额外的“社会成本”。所以，通过公平贸易获得的额外收益，恰好就被这些种植园主用来帮补和支付这一笔所谓的成本，而并没有以提高工资或进一步改善福利设施的形式回馈给茶工们。可以说，公平贸易所依赖的外界的市场力量或市场机制推动下的公正，不仅没有给大吉岭的茶工们带来真正的公正，反而破坏了当地原本存在的由殖民时期三方道义经济继承过来的互惠系统。
5廓尔喀民族独立运动：为何失败?
廓尔喀民族独立运动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如前文所述，大吉岭种植园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和结果，而当地的廓尔喀人便是随着殖民历史进程迁徙而来的离散尼泊尔人。一直以来饱受“身份危机”困扰的他们早已萌生出独立建邦的愿望。然而，种植园与独立运动之间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因为独立运动所追求的公正指向的实际上大吉岭的领土主权，它并没有关照到种植园内道义经济的衰落与经济不平等问题。
最重要的是，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在追求主权的过程中，并没有正视种植园形成以及廓尔喀民族塑造的殖民历史，反而运用和强调了一种简化的、反历史的原生主义话语，也就是他们极力为廓尔喀人与大吉岭土地之间，创造一种类似于“第三世界农业想象”的永恒的、自然的关联。因为在独立运动中，原生性的归属证据比历史性的证据更具说服力和合法性，而否认尼泊尔劳工移民到大吉岭的殖民历史，也成了一项有意为之的政治策略。
这样，独立运动的实践，除了那些政治性的游行和演讲外，逐渐演变成了通过穿戴传统服饰和跳舞来获取民族合法性的文化表演。但问题在于，大吉岭的廓尔喀人的民族认同更多的是建立在殖民统治中为英国人服役、劳动和照料土地与茶叶的经验与记忆上。那段殖民的历史、那些怀旧的情绪，以及茶工们通过世世代代的劳动与土地建立起来的深层关联，才是廓尔喀人独特归属感的核心所在。政客们对于这段历史的刻意剥夺与忽视，意味着他们无法为种植园带来复兴，他们纯粹工具性追求领土主权的行为也注定无法使独立运动在茶工们心中保持长久的感召力，这就是廓尔喀独立运动失败的原因所在。
6结语：如何重建人的联系
无论是地理标志认证、公平贸易还是廓尔喀独立运动，它们都没有反思种植园产生、存在和运作的本质，没有正视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的剥削、移民、服役和劳作的历史，因而也无法真正处理好茶工、茶叶、土地、种植园主之间世世代代的深远联系。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更多的经济收入、对产权的法律保护或独立邦的建立，就能够解决种植园的不公正问题。但这些所谓争取公正的框架，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茶工们自己所认为的不公正，与后者的生活和劳作之间存在着深层的断裂。
这本书所要传递的讯息是，历史不能被简单地肆意抹除。廓尔喀人与大吉岭这块土地的关联，是形成于历史之中而非源于自然。茶工们在当下的生活，也深刻继承着这段历史和各类交织缠绕的关系。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与想象，也和过往的记忆与怀旧的情绪紧密联结。在茶工们看来，倘若不能恢复历史上建立于互惠与期待之上的道义经济体系，那么种植园就不会发生任何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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