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运河与宋茶

1.宋代运河是南茶北上的主要路线。

唐以后的各个时期，大运河依然向北输送着茶叶与茶文化。至宋，饮茶之风越来越盛，运河是南茶北上的主要路线：“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河渠志》)运河既是宋代运送粮食、财货的大动脉，同时也是茶叶流通的主干道。这些地方以及京邑一带城市茶铺里的茶叶都来自江淮,市场如此分散,运途只能是选择汴河,然后再在汴州或宋州集散。宋代东南产地的茶叶向京城汴京运输，也是通过运河的。当时有东西两条路线，其中东路便是从真州、扬州进入运河，北经高邮、楚州、陈留到汴京。运河作为宋代运送东南地区粮食、财货的大动脉，也是茶叶流通的主干道。从东南产地运到汴京的茶叶，主要供应给京城一带的居民。汴京城内茶肆、茶坊林立，和从运河漂来的茶叶是分不开的。我们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河道两旁熙熙攘攘,其中有不少描绘茶坊、茶饮、茶叶买卖的画面。可见,当时茶香已飘入运河沿岸的城市里。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2. 运河漕运催生了宋代层次更分明、市场容量更大的茶叶产销体系。

两宋是中国漕运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先后创建了转般、均输、直达等方法，中央设有管理漕运与河道的发运司、转运司、排岸司、催纲司等机构，监督全国漕粮的运输与运河河道的维护，从而达到集中全国财力，维持京城稳定的目的。

通过运河漕运，宋代茶叶贸易形成了市场层次更分明，市场容量更大的茶叶产销体系—— “草市—市镇—城市”三级市场体系。通过这个体系，形成了地区间和周边国家间的茶叶传播渠道。繁荣的茶叶市场不但体现在城市，而且体现在农村，宋都城汴梁突破了隋唐以来的坊、市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允许开展商业活动，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 “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很有“地摊经济”的样子。在农村市场上，小贩、货郎走村窜户，活跃了农村经济，丰富了农民生活。产区初级市场上交易的茶，通过强大的中转集散市场，实现了更大范围的集散。如东南市场上的茶主要通过运河输往北方，在汴京销售很大部分外，还大量销往京东、河北、河东。而且市场已经从宋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扩展到西夏、辽、吐蕃、西域等更远的地方。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了一件趣事：“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㴩湖者。’”所指寿州者，安徽的团黄;舒州者，安徽六安茶;顾渚者，浙江湖州紫笋茶;蕲门者，湖北黄芽茶也;昌明者，蜀中绿昌明茶;㴩湖(今湖南岳阳南湖)者，岳阳的银毫茶。这里虽然描述的是唐使常鲁与吐蕃王赞普的对话，但在宋代汉族地区各地名茶运至辽、金、西夏、吐蕃等外藩乃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情况仍然得到延续。

3.运河输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流交融。

两宋先后与北方的辽、夏、金、蒙古少数民族政权处于对峙状态，军事上有交锋，物产上有交易，文化上则是更多的交流交融。茶在其中扮演了和天下的重要角色。

宣化辽墓壁画中的碾茶童子

宋辽澶渊之盟以后，宋朝逐渐在河北沿边设置榷场。景德二年，“令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不久又在广信军置场;天禧二年，“又令河北沿边榷场增钱入中大方茶货，依旧例给钞”(《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六之十五，第5439页)，河北四榷场成为宋辽两国茶叶贸易的主要场所。“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宋在西夏元昊称帝后仍“置榷场于保安军;岁赐绢十万疋，茶三万斤，生日与十月一日赐赉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〇，仁宗庆历三年四月癸卯)庆历四年(1044)宋夏重订和约，元昊取消帝号，由北宋册封为夏国主。“凡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乞如常数”，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重开保安军和高平寨榷场(见《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从靖康年开始，宋与金往来致信时所附礼物单中即可见到各种茶叶，《大金吊伐录》卷一，记载靖康年间宋帝致金人的礼单中有如下的茶品：“兴国茶场拣芽小龙团一大角，建国(州)壑源夸茶二千夸(共二百角，每角十夸)。”“茶五十斤：上等拣芽小龙团一十斤，小团一十斤，大团三十斤。”卷二记宋人致金人的礼单中有如下茶品：“茶一合。”“小龙团茶一十斤，夸子正焙茶一十斤。”(见金少英等：《大金吊伐录校补》卷一、卷二)

《宣和北苑贡茶录》中记录的“大龙”团茶图案

无论辽、金、西夏，进入榷场易茶也好、官方交往赠茶也好，由南而北的运输线主要还是运河。顺便说一句，宋代茶文化和宋代中华茶文化概念并非完全相同，宋代中华茶文化应该包括宋和与宋并立时期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治域下的茶文化，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也属于中华民族，即使在南宋时期，北方运河在中华茶文化交流交融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4.运河连系着海上丝绸(茶、瓷)之路。

两宋虽然经济较为发达，但都未完成全国的统一，同时经常受到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干扰，因此无法在全国区域内开凿运河。宋代运河空间虽然受到压缩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宋的运河主要集中在都城开封附近，有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等，其中汴河的地位最为重要，江南所产粮米、西山薪炭等物资均需通过运河输往京城，岁运江淮菽米达到了400万石之多。

南宋政治版图被大大压缩，但文化版图却通过水上运输而大为扩展;陆路经贸文化交流受阻，但海外贸易和交流却突出重围而远播。南宋偏安江南，运河治理多集中于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仓储也主要分布于长江一线，漕运距离都较短，但运河水源丰富，茶叶漕运效率较高，既为内陆输血，更通过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商贸城市扬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联通了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宁波，既是中国大运河南部的尽头，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加上在南宋时期，朝廷对浙东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通航能力大为提高，因此宁波在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南宋，海上丝绸之路也是瓷、茶之路。在中外茶文化交流中，官方推动、商业贸易、宗教活动成为主要路径。众多茶叶及南宋官窑、龙泉窑、婺州窑、建州窑、吉州窑茶器都或是直接或是间接通过运河再流向国内外市场的。在近几年运河出土的文物中,杭州卖鱼桥段发掘出宋代福建建窑生产的黑釉茶盏,这正是当时用来点茶、分茶、斗茶的主要茶具(这批珍贵的茶盏如今陈列在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内)。

黑釉瓷盏 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藏

宋朝廷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宋会要·职官四四》。)加上宋代的造船技术非常先进，可以建造适合远洋航运的大型船只。“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风雨晦暝时，唯凭针盘而行。”(宋吴自牧：《梦粱录》)北宋元丰元年(1078)，宁波已造出两艘当时世界吨位最大的600吨级的“神舟”，主要用于官方海外贸易。指南针也已经很成熟地运用于远洋航运。南宋与东亚(日本、韩国)、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的海上交通历史悠久，船员经验丰富，航线熟悉，货物交易品种也比较固定，茶叶和茶器具一直是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品。

宋油滴盏 山西博物院藏

在东南亚、西北非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出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宋元陶瓷器物，其中也有少量的茶器具。随着海路贸易的发展，茶和茶器具也被贩运到东南亚以及北非等国。《宋史·刑法志》载：“(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卓通货贿。彼之所缺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彼既习用中国之物，一岁不通，必致乏用，势不容不求市于我。”主张以茶等货物与外商交易，不要用铜钱。

宋朝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很多，茶占有相当比重。“建炎四年三月，宣抚使张浚奏：大食国(阿拉伯帝国)遣人进珠玉宝贝。上曰：‘大观、宣和间，川茶不以博马唯市珠玉，姑武备不修，遂致危弱如此。今复捐数十万缗易无用之物，曷若惜财以养战士乎。’”(《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可见，宋高宗对大食国贸易不同意以茶换“无用之物”。但是也可以反证当时和外商交易的物品，茶是占有很大比重的。否则、高宗也不会大加感概了!

镇江出土宋代陶制茶碾

朝廷非常重视海外贸易，专设市泊司负责管理，在官员任用上，也往往把提举市舶司的官员和提举茶盐司的官员一官二任。绍兴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诏旧市舶司职事领福建提举茶事兼领”，“十月四日，诏：‘福建提举茶事司权移往泉州，就旧提举市舶司置司。’”(《宋史》卷二十六，《高宗纪》)可见市舶司和茶的关系。海外贸易使国家获取了丰厚利润，海上贸易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几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支柱是丝绸、茶和瓷器。从“南海沉船”、“新安沉船”看，在瓷器中茶器具也占了一定比例。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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