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禅一味
在中国，“佛”“茶”是一家，禅也是茶，茶也是禅。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
唐代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中云：“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久食，皆许其饮茶。”僧人品茶，是为了使精神复苏，有助于坐禅，专心思维。茶可使人超俗脱世，物我两忘。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
“茶禅一味”意指禅味与茶味是同一种兴味。原系宋代圆悟，克勤禅师(1063年-1135年)书赠参学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诀，收藏于日本奈良大德寺，后成为佛教与民间流行语。圆悟克勤禅师示人：茶即禅也，禅即茶也;茶心即禅心，禅心即茶心;茶与禅合二而一也。
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于是，饮茶时苦中有甜的品味，也就是成为佛家的修行以苦为乐的生动写照。
佛教精神与茶性本质的内在共鸣，是茶与佛结缘的必然，形成了“茶佛一味”或“茶禅一味”的基础。
武夷茶的禅茶之缘
武夷山，历史悠久，儒释道三教文化积淀浓厚，唐化武德六年(618年)就有僧人在武夷山云窝传建石堂寺，寺后茶洞是最早的茶圃，从伏虎岩入司马泉，四周石壁凌霄、中夷广地10亩，产茶精良，因得名茶洞，至今茶树仍生长茂盛。武夷山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峰峰有寺，岩岩皆茶，成为所谓寺多产茶，无茶不成禅寺。
五代闽国，福建“佛教独盛一时”。凡寺庙都有“奠茶”或“供佛茶”。唐代僧人以茶参禅，以茶释经，办茶会、设茶宴、行茶礼、写茶诗，甚至著茶书，提出佛理与茶德的主张。僧侣在每日完成佛事后，常亲身种茶，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从而大大丰富了当时的武夷茶文化。
武夷山瑞岩寺庙前有一对联“冰壶影，静澄怀，刹那矛山映瑞岩”描述的是武夷山扣冰古佛，释名藻光，武夷山吴屯人，少年出家，夏则衣褚，冬则扣冰沐浴，以冰烹茗，于荆脉蛍中坐禅，“静悟”吃茶去的佛理，深得茶禅一味的真缔。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著作讲学50年间，足迹遍及武夷山各大小寺庙，曾拜武夷名僧为师，武夷九曲溪边亲自种茶，携搂采茶，筑茶灶，以茶论道，并即兴吟诗:“仙翁遗石灶,宛立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
赵福莲的《茶与禅》记载：“智者悟禅，清茶一杯。迷者问禅，佛经万卷。欲问禅，想想茶。”驰名中外的武夷岩茶名丛之首“大红袍”，历史上就是由天心寺僧人培育和管理的。“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
在佛卷古籍清代释元贤《瑞岩实录·诗偈》中记有胡潆《夜宿天心》诗：“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明史·胡潆传》记载胡潆：“十七年(1419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可见在明初的时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红袍”之名。
武夷山中天心永乐禅寺茶僧释超全所作的《武夷茶歌》，以质朴的语言，清逸的风韵，娓娓地道出武夷茶的起源，宋代建州龙凤茶的盛誉，元明武夷御茶园的兴衰，清代岩茶的崛起，工夫茶的创新，乌龙茶类的制作工艺的形成。“景泰年间茶久荒”“嗣后岩茶亦渐生”。更是证明了16世纪后期，武夷岩茶的乌龙茶制作方法就已经开始在武夷山出现。《武夷茶歌》不仅是武夷茶文化的精彩篇章，更是乌龙茶制作方法始于武夷山的重要文献。
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著名佛教界诗人赵朴初先生，1990年10月，以84岁的高龄，兴致勃勃地游览武夷山。对武夷岩茶赞颂有加，挥毫题诗二首，在《御茶园饮茶》一诗中:“饮茶之道亦宜会，闻香观色后尝味。一杯两杯七八杯，百杯痛饮莫辞醉。” “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年偈，不如吃茶去。”这一首诗题悬于武夷山御茶园“五调堂” 。
茶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为人们赏识，更加成为佛教僧侣的情感寄托，在饮用与诵颂中与禅溶为一体。喝茶讲禅，是茶道与禅相结合，禅茶一味，每个人都要通过茶去体悟禅的定义，这是一种淡雅的情愫，一种安然自若的心态……
来源：武夷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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