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政府倡导、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精英积极参与的新政运动中，20世纪最初的10年出现了一个城市改良的热潮，城市成为工商业、教育以及社会改良的中心。在这一时期，地方精英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积极参与改良，扩展他们对民众的影响，确立其社会声望。
这些活动显示了精英队大众文化所持的态度，以及国家对待茶馆生活的一贯政策。在晚清以来日益流行的崇尚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茶馆经常作为“惰性”或“落后”生活方式的典型而受到批评。
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文献中，茶馆总是被指责为各种社会弊病的萌生地，诸如糟糕的卫生条件、散布流言蜚语、赌博、下流表演等，不一而足。因此，茶馆不断成为社会改良者所针对的目标。
他们运用政府力量对茶馆进行严格控制，作为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并对社会全方位操纵的重要一步。
虽然一些改良精英肯定茶馆的积极因素，承认茶馆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角色，但许多西化的地方精英配合国家观念，对茶馆持否定态度，为政府限制、控制、攻击茶馆文化的正当性提供了根据。这些措施有的缓和有的严厉，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况和趋势而定。
在反大众文化的大趋势下，成都警察成立伊始，便在1903年制定了《茶馆规则》，作为城市改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反映了政府从一开始便对茶馆问题十分重视。
茶馆总是人们谈论政治的地方，各种社会集团试图利用它为其服务。在那里，国家竭力实施社会控制，精英传播改良思想，普通民众谈论政府政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等。茶馆本身也难免经常卷入政治活动，如反对增税、抗议对茶馆的限制、参加各种慈善救灾等。
1911年5月底“是不安的、焦急的、渴望的，在公园的茶馆里和在街头，充满着躁动。一个不安的城市，正面临着骚乱”。茶馆不再只是人们闲聊的地方，而且充满着政治辩论和政治活动，“‘来碗茶’的吆喝，即是激动人心演讲的开始，吸引了三教九流。”
“一小撮变成了一大群，一些人甚至站着听人们辩论，人们关心铁路国有化和对外贷款的问题。这场散了，它们又到另一个茶馆听辩论。”
一些茶馆抓住时机，参加更多的公益事务，以提高其社会声誉。例如，它们参加全国和地区性的赈灾活动。1909年可园邀请著名演员演戏，将两天收入捐给甘肃赈灾。次年，悦来茶园组织湖南赈灾义演，票价1元，1400多人购票看戏。
1912年，万春茶园宣布将两天的演戏收入献作“国民捐”，并动员人们踊跃购票。虽然茶馆以慈善活动来为其演出做宣传、提高知名度并招徕生意，这些活动也使它们同国家和地方政治联系在一起。
•内容整编 兮浅
•内容来源：《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王笛 译著
•图片来源：微博@摄手座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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